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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上,年轻人用嘘声抵制AI乐观主义撰文| 涂彦平
编辑| 张 南
设计| 荆 芥
题图| AI
“AI将触及各行各业、每一间教室、每一家医院、每一个实验室，以及你们所有的关系。我们知道你们很多人的感受，在你们这一代身上，有一种恐惧。”5月15日，亚利桑那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向毕业生发表演讲。同一周，在中佛罗里达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位地产高管刚说出“AI的崛起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嘘声便铺天盖地涌来。她愣在台上，转身问身后的人：“发生什么了？”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一位音乐高管表示“AI正在改写整个制作行业”，也被嘘声淹没。这不只是毕业典礼上的小插曲，更是AI时代群体内部矛盾的直观显现。台上是掌握了定义未来权力的精英，台下是即将被这个未来定义的年轻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愈发清晰的鸿沟。过去两年里，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已经从曾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专注劳动力市场研究的SignalFire报告显示：2023年至2024年间，Meta、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公司的初级岗位招聘量下降了25%。美国再就业服务机构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统计，2025年全美117万人的裁员中，有近5.5万个岗位被企业明确归因于AI替代。该机构5月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美国以AI为由宣布的裁员累计达到49135人。4月，与AI相关的裁员人数占全部裁员的26%，AI连续第二个月成为企业裁员的首要原因。受冲击最重的，恰恰是初级岗位——那些本该是应届生职业起点的位置。数据录入、客服、行政助理、初级代码审查……这些工作曾是年轻人积累经验的台阶，如今正在被自动化流程系统性地清除。初创研究机构Burning Glass Institute在报告中直接指出：企业正在不成比例地将Z世代——这个最有能力与AI协同工作的群体——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施密特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普通听众，而是一群在求学期间亲历了AI工具的爆发式普及的年轻人。ChatGPT于2022年末上线，其后的三年恰好覆盖了这届毕业生的后半段学程。他们不是不懂AI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大量使用AI，同时对AI有着真实的、来自个人经验的复杂感受。当科技公司CEO站上毕业典礼的讲台为AI摇旗呐喊，他们面对的是找不到工作的真实恐惧。台上的人对AI未来的乐观，与台下的人直面的窘迫，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于是，荒诞的一幕诞生了：本是最懂AI的一代人，却成了AI最旗帜鲜明的抵制者。有一个经济学概念，在AI时代格外应景——K型复苏（K-shaped recovery）。它描述的是：当整体经济或某一行业高速增长时，收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K字形的分化，上方的一条线持续上扬，下方的一条线持续下坠。上方通常是科技型企业、大型企业与虚拟经济部门，下方通常是非科技型企业、小型企业及蓝领群体。所谓“科技七巨头”的市值在AI浪潮中一路飙升，英伟达在短短两年内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几家AI基础设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和它们的同行们宣布大规模裁员，并以AI提效为名，冻结初级岗位招聘。这并非技术进步的目的，而是技术进步在特定分配机制下的一种变体。增长是真实的，但增长的果实高度集中地落入了少数资本方和技术精英的口袋，普通工人——尤其是刚进入市场的年轻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代价，而不是红利。台上的演讲者说的也许都是事实——AI确实在改变世界，掌握AI确实是未来的竞争力。但这种事实以一种极为轻巧的方式绕过了一个问题：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谁承担了过渡期的成本？奉劝年轻人“把AI变成工具”，是一种在逻辑上成立但在道义上失重的话。它把结构性问题的解法推给了个人，却不追问系统本身是否应该承担更多责任。AI的红利是否应该更广泛地被社会共享，而不是集中在极少数股东和高管的账户里？企业在以AI替代劳动力时，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无论是职业再培训，还是某种形式的税收再分配？教育系统是否在以足够快的速度帮助年轻人适应转型，而不仅仅是把学会用AI的压力压给学生自己？毕业典礼上的嘘声，并不是年轻人在拒绝未来。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在拒绝一种空洞的乐观——那种只描绘技术前景却对眼前代价视而不见的叙事。他们要的不是“don't fear the future”这样的警句，而是有人真正看见他们此刻站在哪里。技术进步与社会福祉从来不是自动绑定的。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要素——与现实适配的分配机制。如果缺乏这个关键元素，最先进的算法也只是一台制造分化的机器。台上的科技领袖也许真心认为自己正在建造一座更美好的未来，但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们心目中那座未来大厦的第一层，恰巧踩在台下这一代人身上。施密特在被嘘声打断之后，也说了一句值得记录的话：“你们的恐惧是合理的，但你们有能力塑造AI的走向。”这句话说得其实不错。但它落在那个场合，落在那个演讲者的嘴里，在那一刻没有说服任何人。也许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是“说什么”，而是“谁在说，在什么情境下说，为了什么说”。当利益相关者去告诉利益受损者“一切都会好的”，无论措辞多么周到，那个信息在被接收之前已经先被过滤掉了。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前者无法理解后者更不要说共情后者的社会，是不会“一切都会好的”。它的真实含义是：我们不是不信AI，而是不信你们描绘的那个未来里，有我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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