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 | 情感AI条件下的人类主体性与他者(精编版)

在霍夫曼（E·T·A Hoffmann）的小说《沙人》（Der Sandmann，或译为睡魔）中，主人公纳撒内尔（Nathanael）迷恋上了一个会弹钢琴和唱歌的美女奥林匹亚（Olimpia），可当他像她求爱时，她只会重复地说“啊！啊！啊！”。纳撒内尔不仅不介意，反而更加热切地赞美她，还把以前写的诗歌故事读给她，她还是只会说“啊！啊！”。直到有一天，她碎裂在地，纳撒内尔当场疯掉了。

与疯狂的纳撒内尔不同，AI情感伴侣的使用者明知机器并不理解情感，但甘愿被欺骗，甘愿付出所谓的情感劳动，因为在人机互动过程中，机器只要在表面上具有情感就够了。甘愿被欺骗是人类感知经验中的重要维度，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利用感官求真的意志，然而现实的丰富性无法为感官所全部把握；于是我们在感知的基础上还有想象的维度，以应对现实的丰富性。感知中的想象维度虽然可能造成误认，但也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识别危险，比如经常误认草丛中有野兽并不是坏事，反而可以提高人们真正面临野兽时生还的几率。同样，在面对现代爱之痛普遍存在的环境，人们甘愿被情感机器欺骗也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本能，这种适应往往比求真更有助于人们活下去。

为了使机器在社交过程中“足够近似人类”，需要克服机器非人的面向。在古代皮格马利翁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雕像是非人的，它不会动也不会说话。而AI情感伴侣不仅弥补了机器不会说话的非人缺陷，甚至“更会说话”，更能取悦人。由此，人们愈发被自己塑造出来的理想伴侣吸引，使专属AI成为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一员。在实际的互动过程中，一些交往细节也会使人感到同人工智能聊天更畅快。AI情感伴侣的实质是由设计者用算法、机器学习等技术构成的情感专家系统。人类在与系统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产生自己在与一个更了解自己情感的人谈话的感觉。然而AI情感伴侣并不等同于他人。人们在与他人谈话时，会产生不信任感和阻抗，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隐瞒信息。而在与AI尤其是专属于自己的AI沟通时，人们更容易放下心中的戒备，进入无拘无束状态。这种状态之下，人们得以持续释放压力和情绪，从而对AI情感伴侣产生无阻抗的情感。

在同人工智能的爱情经验中，人们沉浸于情感算法塑造的理想伴侣，不理会机器的内在状态。在此过程中，AI情感伴侣并不是冷冰冰的无机物，而是能够实时互动反馈的“有机体”。如果我们认为爱就是寻找一个能够倾听并说出我想听的话的存在者，那么AI情感伴侣非常适合作为理想的爱的对象。人们在现实中之所以对AI情感伴侣产生真挚的爱，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能够使人摆脱同他者交流的现代爱之痛，获得顺滑的无痛交流体验。

我们无法把无痛之爱简单地指认为虚假的爱，或单纯机器对人的异化，这种指认从一开始就否定了一个基本事实：人对机器的爱具有前反思层面的真挚性。爱什么、怎样爱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如果谁把爱规定成一个客观的、可以用某一标准衡量的东西，并要求其他人遵照他的“真实性”标准，他便把爱置于权力话语的宰制之下。

在人类思想史上，主张动物权利的人曾批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把动物的感知排除在伦理关怀之外，而环境伦理学又批评动物权利哲学只包含一部分生物，把“低等动物”、植物和其他构成自然环境的实体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是否把某种事物纳入某个具体的伦理关系，并不单单是由这个事物的属性或本质所决定的，而是在不断协商的社会关系中得到确定的。如果说因为机器无法满足某些被爱的标准，就把机器排除在爱的范围之外，便会错失一种新的伦理维度。随着社交机器人日益走进日常生活，我们需要在实践中确定它相当于爱车、宠物还是亲友、情人，抑或是某种完全不同的新玩意。从它会模拟人类说话这一点上看，我们也许倾向于把它视为类人的新玩意。这种新玩意挑战着我们对既定伦理关系的理解，并帮助我们反思：人机之爱与人际之爱的差别究竟在哪里？人机之爱在顺滑之余是否隐藏着危机？

首先必须指出，笔者并不是毫无批判地承认人机之恋的绝对正当性，而不过是要引出：人机之爱首先不是真爱、假爱的问题，而是爱的丰富度的问题，即人机之爱在创造一种新的爱的形式的同时，是否可能会消除既存的一些爱的维度？如果我们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把人机之爱限制在自我满足的同者之爱上，那么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同者之爱仅仅是把自己的欲望单方面地投射到对象身上，希望对象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即实际上爱的不是一个与我异质的对象，而是我自己的欲望。在皮格马利翁心理中，雕像家得到理想伴侣只是自我对理想伴侣的想象——他爱的只是他自己。由此，“孤独”的现代人上演了依靠技术手段完成的现代皮格马利翁神话。在个性化资本主义中，“孤独”被定义为需要通过消费加以克服的“匮乏”，从而合理化“孤独经济”。

简单地将人机之间的情感指认为虚假情感，拒绝向机器投注情感，就像拒绝向动物投注情感一样，无助于思考我们同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全投入机器的怀抱，同样会错失人际亲密关系与人机间亲密关系的区别。只有理解人之所以向人工智能投注情感的现代因素，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协商同其的情感关系，才能更好地面对人机共存的世界。现代人在多选择的爱情市场中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权衡，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爱本身的非理性，把爱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为了回避理性审查带来的不安定感、痛苦和选择错误的失望，现代人选择用科技帮助自己进行选择并消除失望带来的痛苦。将AI情感伴侣纳入爱的理性化进程中进行考量，有助于理解我们为何容易在游戏性的关系中把人工智能同化为同者。

人工智能运作过程的黑箱始终遮蔽着谈话的生成机制，让使用者以为真的在与“爱我”的“他者”聊天。实际上，这个“他者”只是自我的“他者”，而不是绝对的他者；只是通过新型自恋技术，即情感算法塑造出的完美仆从。它把使用者牢牢地困缚在无阻抗情感的温柔乡中，规避人际的阻抗和情感风暴。尽管人工智能具有部分他者性，与人形成了新型的伦理关系，但在现代性爱情和自恋社会的条件下，这种关系往往会萎缩为缺乏责任和共情的信息交换。

情感AI如何作为一种权力技术，使主体客体化，使之屈从于同一性逻辑和个性化意识形态。权力技术区别于福柯提出的“自我技艺”，即自我运用书写等方法或借着他人的协助，对于自己的身体、心灵、行为及存在状况施行某些操作，来改变自己，以达至新境遇。列维纳斯尤其注重他人在改变自我上的重要性，在同他人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双方的相互改变没有终点，始终面向无限的未来。在个性化意识形态及其AI权力技术全方位规定“我是谁”的今天，“保持不变”“坚持自我”已经劣化(deteriorated)为控制自我的权力话语。

科技企业经常改变数字环境，以至于用户不得不适应新的数字界面和规则，如果我们想要克服科技企业的霸权，最好的方式并非拒绝使用新技术，亦非仅仅被动地适应（adapt）环境，而是将数字环境吸纳（adopt）作为一种自我技艺。在情感算法大规模控制自我、规定“我是谁”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哀叹他者的消失，而恰恰需要借助他者的力量锻造自我技艺，在“未完成”“非定型”的主体化过程中绽出生存美学，对抗个性化意识形态下的权力技术对生命形式的单方面规定。

（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