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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癌细胞会发生广泛的代谢重编程(metabolic reprogramming),以满足其无限增殖和长期存活所需的生物能量与生物合成需求。在这些改变中,胆固醇稳态失调已被证实广泛存在于多种恶性肿瘤中。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3-Hydroxy-3-methylglutaryl coenzyme A reductase,HMGCR)是甲羟戊酸(mevalonate)通路中的限速酶,也是内源性胆固醇生物合成及脂质代谢的重要调控因子。大量实验与临床证据表明,HMGCR在肿瘤细胞中常呈高表达状态,并且其高表达与癌症发生、进展及不良临床结局密切相关。
从机制上看,异常HMGCR活性能够支持癌症的多个关键特征,包括:
代谢重编程(metabolic reprogramming) 持续增殖信号(sustained proliferative signaling) 凋亡逃逸(evasion of apoptosis) 增强侵袭与转移潜能(enhanced invasive and metastatic potential)
研究显示,通过药物或基因方式抑制HMGCR,可在多种癌症模型中: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 诱导程序性细胞死亡; 克服化疗耐药; 阻碍肿瘤转移扩散;
尽管靶向HMGCR治疗仍面临系统性副作用及安全性问题,但具有明确抗肿瘤活性的小分子HMGCR抑制剂——无论作为单药治疗还是联合抗癌治疗——均表明HMGCR是肿瘤治疗中具有重要生物学及临床意义的潜在靶点。
过去十年间,大量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评估了他汀类药物(statins)与多种癌症风险、预后及生存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较为复杂且具有癌种特异性的结论。
多项Meta分析报道:
在以下癌症中,他汀类药物可能带来生存获益:
乳腺癌(breast cancer)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 胃癌(gastric cancer) 食管癌(esophageal cancer) 肝癌(liver cancer)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 晚期癌症(advanced-stage cancers)
尤其是在:确诊后使用他汀;或高危亚组患者中这种获益更加明显。
其中,肝细胞癌的保护作用证据最为稳定,并呈现:
剂量-反应关系(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不同类型他汀之间的差异效应
特别是脂溶性他汀(lipophilic statins)表现更突出。相反,也有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与以下癌症发生风险之间不存在明显关联:膀胱癌(bladder cancer);肾癌(kidney cancer);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这进一步提示不同癌种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对于非黑色素瘤皮肤癌(non-melanoma skin cancer)观察性研究提示其风险可能略有增加,而随机对照试验则未发现显著关联。
此外,关于他汀联合免疫治疗(immunotherapy)的研究结论目前仍不明确,尤其是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证据仍存在争议。
总体而言,这些Meta分析既显示出他汀类药物在肿瘤学中的治疗潜力,也反映出持续存在的争议,因此亟需更高层次、整合性的研究评估这一快速扩展的研究领域。
从生物学与研究战略角度来看,目前开展“跨癌种(cross-cancer)”的他汀-癌症关系研究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他汀类药物对多个基础细胞过程具有多效性作用(pleiotropic effects),包括:
胆固醇生物合成 蛋白异戊二烯化(protein prenylation) 炎症调控 免疫调节
而这些机制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均具有共性。
然而,越来越多实验、临床及流行病学证据显示他汀类药物的抗癌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部分癌种观察到明确生存获益,而另一些癌种则未发现显著关联。
因此,跨癌种视角有助于区分广谱抗癌信号与癌种特异性效应;识别共性与差异性机制;明确他汀究竟是广谱代谢调节剂,还是特定情境下的辅助抗癌药物。此外,跨癌种整合分析还有助于识别“高转化价值但研究量不足”的方向,从而为:资源分配,临床试验优先级,药物再利用,提供依据。总体而言,该研究策略有助于整合碎片化证据,并推动精准肿瘤学框架下对他汀抗癌潜力的统一认识。
本研究通过开展首个聚焦“他汀-癌症”关系的全球综合文献计量学分析,填补了上述空白。从而为研究趋势,新兴治疗模式,国际合作网络提供新的洞见。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文献计量学分析,全面揭示全球他汀-癌症研究趋势;主题演化过程;国际合作网络结构;从而建立当前研究图景,并识别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该文2026年发表于
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
- IF(Impact Factor) ≈ 3.1;JCR分区: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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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方法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研究使用 Scopus 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研究者采用系统化、逐步递进(progressive)的检索策略,以识别探讨“他汀类药物与癌症关系”的相关文献。检索式包括:
(statin* OR “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 OR atorvastatin OR simvastatin OR rosuvastatin OR lovastatin OR pravastatin OR fluvastatin OR pitavastatin)AND(cancer* OR neoplas* OR oncolog* OR tumor* OR tumour* OR malignan*)
初始检索共获得20,339篇文献。经过严格筛选后,最终数据集共6,100篇研究论文。该分阶段筛选流程见Figure 1(图1)。

研究采用 Bibliometrix R 包(Biblioshiny界面)进行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研究利用 R 软件中的Logistic增长模型模拟科学产出的时间演化过程。通过年度及累计发文趋势拟合以下参数:环境容量(carrying capacity,K),内在增长率(intrinsic growth rate,r),拐点(inflection point,t₀)。模型性能采用:R²,均方根误差(RMSE)进行评估等。
二. 主要结果
1. 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该文献数据库共纳入6,100篇研究论文(article-type documents),全部来源于SCOPUS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40年至2025年,表明该数据集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整体来看,该研究领域规模适中,但活跃度与影响力均较高。其年均增长率(annual growth rate)为7.36%,且相关研究发表在2,002种不同来源期刊中,说明该领域具有强劲的发展趋势;广泛的学术传播网络。
研究共涉及28,680位独立作者(unique authors),平均每篇论文作者数高达7.4人,而单作者论文仅187篇,这一结果充分说明该领域具有高度协作化(deeply collaborative)的研究文化。
此外,超过21%的论文属于国际合作研究,进一步体现出全球科研合作的活跃程度。
从学术影响力来看,该文献集合具有较高影响力。平均每篇论文被引次数达到45.22次,同时,文献平均年龄为10.5年,这说明该领域研究不仅获得了持续关注,还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显著学术影响力。
2. 科学生产生命周期(Life cycle of scientific production)
该文献集合的科学产出呈现出明显的Logistic增长模式(logistic growth pattern),表明这一研究领域正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Figure 2)。
年度发文量(Figure 2A)呈现钟形曲线(bell-shaped curve),且实际数据与模型拟合度较高。模型显示发文峰值约出现在2023.8年,预计年度发文量约为385篇,这一时间点对应累计增长曲线的拐点(inflection point)。
累计发文曲线(Figure 2B)则呈现典型S形曲线(S-shape),其发展过程包括① 初始缓慢萌芽阶段(2000年前),② 快速扩张阶段(2000年代初至约2023年),③ 当前逐渐减速并趋于饱和阶段。
Logistic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非常理想:R² = 0.990均方根误差(RMSE) = 13.55,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生命周期演化过程。尽管年度发文图在峰值附近存在一定波动,但整体拟合结果仍具有较高可靠性。
模型关键参数显示环境容量(carrying capacity,K)约为11,130篇累计文献,即该领域未来理论上的最大累计产出规模。
根据∆参数(31.76)推算得到内在增长率(intrinsic growth rate,r)
约为0.0315,说明该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保持稳定且中等速度的发展轨迹。累计文献增长速率最高的时间点,即拐点(t₀)出现在2023.84年。
整体来看,该分析表明“他汀-癌症”研究领域,已经基本度过最快速增长阶段,目前正逐渐进入成熟期(maturity phase)或整合期(consolidation phase)。未来新增文献增速预计将逐渐下降因为累计研究产出正在接近其理论容量上限。
这一趋势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核心科学问题逐渐成熟;研究资助方向变化;研究成果已被更广泛学科整合吸收;因此,未来该领域若要实现进一步突破,可能需要新理论、新机制、或新方法学创新。

3. 地理分布与引文影响力(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citation impact)
对84个国家的发文地理分布分析显示,科研产出明显集中于经济发达国家(Figure 3)。其中,美国以6,258篇论文(占全球总发文量26.2%)位居全球首位。其次分别为:中国:3,919篇(16.4%),日本:1,172篇(4.9%),三国合计占全球发文总量的47.6%。此外英国(1,050篇),意大利(976篇),加拿大(924篇)位列全球发文量前六位国家。
从洲际分布来看,全球科研产出呈现“亚洲—北美—欧洲”三足鼎立格局。
其中:亚洲10个国家共发表7,479篇论文(32.9%),北美3个国家共发表7,258篇论文(32.0%),欧洲16个国家共发表6,713篇论文(29.6%)
(Figure 3A)。
引文影响力分析显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科研影响力差异(Figure 3B)。美国累计获得77,530次引用,占全球总引用量的34.4%,平均每篇论文被引61.5次,显示出极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尽管英国总体发文量较低(1,050篇),但其平均每篇论文被引次数高达:
114.3次,成为全球引文影响力最高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挪威则表现出更高的单位影响力,平均每篇论文被引达到137.5次。
洲际引文分析进一步显示北美仅由全球3.0%的国家构成,却贡献了39.5%的全球总引用量,表现出明显的“高影响力优势”。相比之下,亚洲虽然贡献了32.9%的全球论文产出,但仅获得24.2%的全球引用量,说明其科研产出与学术影响力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而欧洲则表现出较为均衡的发展状态,其论文产出占全球29.6%,引用量占全球31.9%,说明欧洲整体科研影响力与发文规模基本匹配。

4. 全球合作网络与国内研究(Global collaboration and domestic research)
研究采用国家层面的合作作者网络(co-authorship network)分析国际合作情况,并使用全计数法(full counting),同时设定每个国家至少发表5篇文献作为纳入标准(Figure 4A)。
在全部135个发文国家中,共有63个国家达到纳入标准。最终形成63个节点(nodes),8个聚类(clusters),881条合作连接(collaboration links),总连接强度(Total Link Strength,TLS)达到4217。
其中:美国(USA)是全球最核心的合作枢纽(global hub),拥有最高TLS值;最强国际合作联系;尤其与欧洲,亚洲,之间保持广泛合作。
中国则是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中心之一,与以下国家联系紧密: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欧洲国家之间则形成了高度密集的合作网络,主要由以下国家主导: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士,瑞典,丹麦。
此外,中东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以色列则发挥了区域桥梁作用,连接西方与亚洲科研网络。
整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他汀-癌症”研究领域已形成一个高度互联且较为成熟的全球合作体系。
Figure 4B 进一步展示了通讯作者所属国家的科研产出及国际合作模式。分析结果显示美国与中国是发文量遥遥领先的两个国家,分别发表1261篇,958篇,体现出其在该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两国在国际合作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保持了较好的国际合作平衡,MCP(多国合作论文)比例为23.2%,意味着约四分之一论文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发文量极高,但MCP比例仅为12.3%,说明其研究更偏向国内研究,单国论文。
类似地日本(283篇),韩国(234篇)也呈现出明显“本土化研究导向”,其MCP比例分别仅为日本:9.9%,韩国:9.8%。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虽然总体发文量低于中美,但其国际合作倾向明显更强。其中:瑞典国际合作比例最高,MCP达到39%。其次包括加拿大(35.6%),德国(33.7%),澳大利亚(31.7%),伊朗(31%),荷兰(30.1%),英国(30%)。这些国家显著重视全球科研合作,其相当比例论文均来源于国际合作项目,说明这些国家积极融入国际科研共同体。
5. 他汀-癌症研究中的机构贡献(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 to statin-cancer research literature)
机构分析显示,该领域科研产出高度集中于顶尖医学研究中心与学术医学机构。哈佛医学院以163篇论文位居全球首位,成为“他汀-癌症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该机构的大量产出反映出其在以下方向具备高度整合的多学科优势:
临床肿瘤学(clinical oncology) 心血管药理学(cardiovascular pharmacology) 他汀作用分子机制(molecular mechanisms)
同样位于哈佛医学体系中的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发表了115篇论文,显示出该医学网络内部高度协同的合作关系。
欧洲方面,以下机构代表了欧洲研究主导力量: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75篇),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62篇),赫尔辛基大学(Helsingin Yliopisto,62篇),显示出欧洲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研究投入。
亚洲方面,以下机构表现突出:台北医学大学(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58篇),台湾大学附属医院(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52篇),说明东亚研究机构在该领域中的学术参与度正持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发文量排名前五位机构总共仅贡献529篇论文,仅占全部研究产出的9.3%。这说明“他汀-癌症”研究并未被少数机构垄断,而是形成了多机构广泛参与的分散型研究格局。
6. Bradford定律下的期刊生产力与共被引分析(Bradford’s Law analysis of journal productivity and co-citation analysis)
根据Bradford定律(Bradford’s Law),一个研究领域中的文献通常呈现如下分布:(Figure 4C)
约三分之一论文集中于少量高产核心期刊(Zone 1) 约三分之一分布于较大规模的中等产出期刊(Zone 2) 剩余三分之一则分散于大量低产出期刊(Zone 3)
本研究中的实际数据分布与Bradford理论高度一致。
Zone 1(核心区)包含78种期刊,共发表2011篇论文(33.0%)
Zone 2(中间区)包含395种期刊,共发表2068篇论文(34.0%)
Zone 3(边缘区)包含1528种期刊,共发表2006篇论文(33.0%)

7. 高产学者分析(Most prolific scholars)
作者生产力分析(Table 1)显示Teemu J. Murtola(芬兰坦佩雷大学,Tampere University)是该领域发文量最高的学者。其研究指标包括:发文量:32篇,总被引次数:24,233次,h指数:33,表明其不仅具有较高科研产出,同时也拥有较强学术影响力。
Linda Z. Penn(加拿大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以26篇论文,16,978次引用,位居第二。
Signe Borgquist(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发表23篇论文,其FWCI(学科加权引文影响力)达到1.887,说明其论文被引表现高于全球同类研究平均水平。
总体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他汀-癌症”研究领域的核心学术领导力量,主要集中于北美,欧洲,并呈现出“持续高产 + 高引文影响力”并存的特征。
8. 作者关键词的时间动态分析(Temporal dynamics of author keywords)
研究对1980—2025年间的20个整合后作者关键词进行了分析(Figure 5)。整体关键词数据共包含48,805次关键词出现。其中他汀相关术语(statin-specific terminology)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具体包括各类具体他汀药物名称12,905次,“statin”类药物统称12,727次,两者合计占全部关键词出现频率的52.8%。
机制研究相关关键词同样具有较高出现频率,包括:
炎症(inflammation):3006次 凋亡(apoptosis):2931次 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915次
说明研究重点高度聚焦于:
“他汀药理作用的分子机制”。
癌种相关关键词则呈现较为均衡的分布。
其中研究最集中的癌种包括:
乳腺癌(breast cancer):1747次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1603次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1309次
从时间趋势来看,关键词出现频率呈现指数级增长。具体表现为2000年前
仅287次出现,2000—2009年增长至3865次,2020—2025年则迅速升至24,653次,显示该领域研究热度在近年显著提升。
更重要的是所有20个核心关键词均在2021—2025年达到年度最高频率。
近5年关键词平均占比达到51.4%,说明“他汀-癌症关系”及其相关分子机制,正在持续成为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研究热点。

9. 动态演化(Thematic dynamicity)
针对三个连续时期的主题演化分析显示:
1940–2013年 2014–2020年 2021–2025年
“他汀类药物”研究正逐渐从药物本身,心血管机制研究,演化为“以肿瘤学为核心”的研究前沿(Figure 6A)。
第一阶段:1940–2013年
在最早时期(1940–2013),Sankey图谱显示研究主要围绕具体他汀药物
展开,尤其是辛伐他汀(simvastatin)。此外,“statins/statin”等广义术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较早期、相对独立的肿瘤研究信号:结肠癌(colon cancer)。
该时期的战略主题图(strategic mapping)显示以下主题属于驱动主题(motor themes)包括:
simvastatin(辛伐他汀) inflammation(炎症) atorvastatin(阿托伐他汀)
这些主题同时具有:
高中心性(centrality) 高密度(density)
说明其在该时期既重要又发展成熟。
而:statins,cholesterol,cancer则属于基础主题(basic themes),
说明这些主题虽然具有广泛相关性,但内部研究结构尚未高度成熟。
此外,colon cancer(结肠癌),diabetes(糖尿病),obesity(肥胖)形成了利基主题(niche themes),代表专业化较强但影响范围有限的研究方向。
而apoptosis(凋亡),lovastatin(洛伐他汀),statin(单数形式),则被归为新兴/衰退主题(emerging/declining themes)(Figure 6B)。
第二阶段:2014–2020年
2014–2020年间,研究主题结构明显向肿瘤学方向(oncology)转移。战略主题图显示以下主题成为新的驱动主题(motor themes),包括:statins,breast cancer,prostate cancer,说明“他汀-癌症”研究已经发展成为高中心性、高成熟度的核心研究前沿。(Figure 6C)。
第三阶段:2021–2025年
在最近阶段(2021–2025)研究进一步呈现高度专业化。战略图谱显示以下主题重新成为驱动主题,包括:
simvastatin atorvastatin breast cancer
说明“特定他汀药物 + 乳腺癌”已成为当前最成熟、最核心的研究热点之一。Sankey图与战略主题图共同表明:“他汀药理学”始终是该领域稳定核心,但研究重点正明显且持续地向肿瘤学方向,尤其是乳腺癌进一步聚焦。与此同时,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联合治疗策略等方向也正在快速发展并形成新的专业化研究分支。

10. 概念结构分析:Leiden方法(Conceptual structure: Leiden approach)
主题图分析(thematic map analysis)识别出他汀相关研究中的四大主题聚类(clusters),这些聚类依据中心性(centrality),密度(density)进行定位,从而反映其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相对重要性和发展成熟度
(Figure 7)。
整体来看,该主题图展示了一个结构清晰且具有异质性的研究体系,不同研究主题之间形成了分层:
基础性方向 主导性方向 专业化方向
其中,“statins, cancer”(他汀与癌症)这一聚类位于右上象限(upper-right quadrant),被定义为驱动主题(Motor Theme)。该聚类同时具有中心性(high centrality),高密度(high density),说明“他汀-癌症关系”研究不仅发展成熟、内部结构紧密,而且在整个他汀研究领域中具有极高影响力。其位置进一步表明肿瘤学应用与肿瘤治疗结局,已经成为当前他汀研究的重要核心方向。
另有两个聚类位于左上象限(upper-left quadrant),被归类为利基主题(Niche Themes)。其中“hyperlipidemia, pharmacokinetics, cardiotoxicity”(高脂血症、药代动力学、心脏毒性)这一聚类表现出高密度,低中心性,说明该方向技术成熟度较高,但与整体研究体系联系相对有限,属于高度专业化研究领域。
此外,“atorvastatin, inflammation, atherosclerosis”(阿托伐他汀、炎症、动脉粥样硬化)聚类位于右下象限(lower-right quadrant),被归类为基础主题(Basic Theme)。尽管该聚类密度较低,但其中心性较高,说明其在整个研究领域中具有基础性核心作用,并与多个研究方向保持广泛联系。

11.N-gram趋势主题分析
N-gram趋势主题分析全面揭示了他汀相关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化过程,显示该领域正逐渐从早期基础机制研究,发展为更加注重临床整合与方法学精细化的研究体系(Figure 8)。“statins(他汀类药物)”“simvastatin(辛伐他汀)”“cells(细胞)”以及“inflammatory(炎症)”等术语自2000年代后期起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研究最初主要聚焦于实验生物学与药理机制。
而近年来,“real-world(真实世界)”“repurposing(药物再利用)”“ferroptosis(铁死亡)”“drug–drug(药物相互作用)”以及“cardiotoxicity(心脏毒性)”等新兴术语逐渐增多,说明研究重点正转向数据驱动研究、新型细胞死亡机制及治疗安全性评估。
在双词(bigram)层面,研究主题也从传统实验与心血管方向,如“cell lines(细胞系)”“coronary artery disease(冠状动脉疾病)”,逐渐演变为“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免疫检查点抑制剂)”“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随机临床试验)”以及“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孟德尔随机化研究)”等新主题,体现出肿瘤方向的他汀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高级临床研究与因果推断方法。
而在三词(trigram)层面,早期以“population-based case–control study(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human prostate cancer(人前列腺癌)”为代表的流行病学与实验研究,已逐渐被“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 modeling(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drug–drug interaction(药物相互作用)”以及“cardiotoxicity during chemotherapy(化疗相关心脏毒性)”等更具临床转化意义的主题所取代,说明该领域正在向精准药理学与转化肿瘤学方向成熟发展。

三. 讨论
本研究首次从“跨癌种(cross-cancer)”视角,对“他汀—癌症”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整合分析,突破了以往仅聚焦单一癌种或单一他汀药物的研究局限。研究结果表明,“他汀—癌症”研究并非完全统一的广谱研究,也并非完全癌种特异性的独立研究,而是呈现出一种由共同生物学机制与不同肿瘤背景共同驱动的“混合型发展模式”。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心血管与代谢相关机制,而后期则逐渐向乳腺癌、前列腺癌及胃肠道肿瘤等特定癌种聚焦,尤其强调脂质代谢、炎症调控及激素信号通路在肿瘤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科学产出呈现典型的Logistic增长模式,经历了“萌芽—快速扩张—成熟整合”三个阶段。2000年前研究增长缓慢,而2000年后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他汀类药物除降脂外还具有抗炎、免疫调节等多效性作用(pleiotropic effects),研究进入快速扩张阶段。约2023年前后出现增长拐点,提示该领域正逐渐进入成熟期。需要强调的是,成熟并不意味着研究停滞,而更可能意味着研究重点正由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精细化和转化医学导向的发展。未来该领域的发展,可能更加依赖精准肿瘤学、真实世界研究、药物基因组学及高级因果推断方法等新理论与新技术的推动。
从地理分布来看,“他汀—癌症”研究明显集中于经济发达国家。美国与中国在发文量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两者在学术影响力方面存在差异。美国不仅发文量高,而且高被引研究更多;而英国、挪威等国家虽然总体发文量较少,却表现出极高的单位论文影响力,说明“小而精”的科研体系同样能够形成全球学术影响。相比之下,亚洲国家虽然贡献了大量研究论文,但整体引用率相对较低,可能与国际合作程度、期刊影响力以及研究转化水平有关。欧洲则表现出较为均衡的发展模式,其发文量与引用量基本匹配,体现出稳定成熟的科研生态。
国际合作分析进一步显示,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科研发展路径。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等国家具有较高国际合作比例(MCP),强调全球科研协同;而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则更多依赖国内科研体系推动研究发展。这说明科研影响力既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也可以通过强大的本土科研体系形成。
Bradford定律与共被引分析表明,“他汀—癌症”研究已形成较成熟的知识结构。核心期刊主要集中于肿瘤学、多学科综合医学及转化医学方向,说明该领域已经从传统心血管药理研究,逐渐转向更广泛的临床与肿瘤应用场景。共被引网络进一步显示,该领域知识基础主要由三大体系共同构成:肿瘤学、心血管临床医学以及基础生物医学。三者之间高度交叉,说明当前研究越来越依赖“机制研究 + 临床研究 + 转化医学”协同发展。
在高影响力学者中,芬兰学者 Teemu J. Murtola 被认为是“他汀—癌症”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尤其在前列腺癌研究方面贡献突出。他的系列研究不仅发现他汀使用与晚期前列腺癌风险降低有关,还进一步揭示了胆固醇代谢、HMGCR通路与肿瘤进展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大量Meta分析及临床假说提供了核心依据。这也说明,当前该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以“胆固醇代谢—肿瘤进展”为核心的理论框架。
主题图谱与关键词演化分析显示,该领域研究正在从广泛探索逐渐转向精准化和临床转化导向。乳腺癌、前列腺癌以及结直肠癌成为最核心癌种,而辛伐他汀(simvastatin)与阿托伐他汀(atorvastatin)则成为研究最集中的具体药物。与此同时,“炎症”“凋亡”“氧化应激”等机制研究关键词长期保持高频,说明研究重点始终围绕肿瘤代谢与细胞死亡机制展开。近年来,“真实世界研究(real-world)”“药物再利用(repurposing)”“铁死亡(ferroptosis)”“药物相互作用(drug–drug interaction)”以及“化疗相关心脏毒性(cardiotoxicity during chemotherapy)”等新兴主题快速增长,说明该领域正在向精准医学、联合治疗及复杂临床场景不断延伸。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PBPK)已成为近年来快速兴起的重要研究方向。PBPK研究正在从传统药代动力学分析,逐渐发展为支持精准用药、联合治疗优化及复杂药物相互作用预测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利用PBPK模型预测他汀类药物在肿瘤患者中的组织暴露、剂量优化以及与靶向药、免疫治疗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标志着“他汀—癌症”研究正从早期相关性探索,逐渐进入“精准药理学 + 转化肿瘤学”新阶段。
编者按
“他汀—癌症”研究的发展轨迹,正在重塑传统药理学与肿瘤学之间的边界。过去,他汀主要被视为经典降脂药物,而如今,其研究已逐渐延伸至肿瘤代谢、炎症调控、免疫微环境以及精准治疗等多个前沿方向。这说明,未来药物研究不应再局限于单一适应证,而应更加重视“代谢—免疫—肿瘤”之间的系统性联系。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研究热点正在由简单关联性研究,逐渐转向真实世界数据、药物基因组学、PBPK模型及因果推断等高阶方法学,标志着该领域正迈向精准肿瘤学阶段。未来学术界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学科合作,推动基础机制、临床研究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从而真正实现“老药新用”向精准转化医学的升级。
他汀类药物在肿瘤领域研究热度的持续上升,反映出“经典药物再开发(drug repurposing)”正在成为全球药企降低研发风险、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重要战略方向。相比全新药物开发,成熟老药具有安全性数据完善、成本更低、临床路径清晰等优势,而肿瘤、代谢及炎症等交叉领域,则为其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当前研究已逐渐从“他汀是否抗癌”,转向“哪种他汀、针对哪类癌症、在什么剂量与联合方案下最有效”的精准化问题。这意味着未来企业竞争重点,将不仅是药物本身,而是围绕精准分层、联合治疗、药代动力学优化以及真实世界证据构建完整治疗生态。尤其PBPK模型、AI辅助预测及肿瘤联合治疗策略,可能成为下一阶段药企布局的重要方向。
原文链接:
- DOI: 10.1007/s00210-026-0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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