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韩国先驱报》等媒体报道,6月17日,韩国存储芯片巨头SK海力士发布公告称,将在本次应届生招聘中取消强制性学历要求,包括面向半导体设计的研发型岗位,“任何满足经验、能力和文化认可等要求的候选者均可申请和可能被聘用。”



当韩国海力士宣布取消应届生招聘中的学历要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学历是不是不值钱了?尤其是面临又一个“最难就业季”的大学生、研究生们。
类似的声音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反复出现。从马斯克公开表示招聘时并不特别看重学历,到Google、IBM等企业逐步取消部分岗位的学历门槛,“大学无用”“学历无用”似乎收获了大批拥趸。

与其急着得出上述结论,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学历会成为过去几十年全球最主流的人才评价标准?而今天这套体系又为什么开始出现变化?
事实上,学历导向并非东亚社会独有现象。从欧美精英大学体系,到印度竞争激烈的教育选拔机制,再到全球大型企业和专业机构的人才招聘标准,学历长期承担着人才识别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功能。
因此,海力士取消学历要求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在于学历本身,而在于企业正在重新思考:究竟应该如何识别人才。


网络上多数关于学历的讨论天然带有批判色彩,但如果回到特定历史背景下来看,学历其实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制度创新。
现代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中识别人才。对于精力有限的用人企业而言,不可能逐个验证每位求职者的真实能力,也不可能长期跟踪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于是,学校就承担了部分前期筛选的功能。
从小学到大学,一个人在教育体系中的表现,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学习能力、知识基础、自律水平以及成长潜力。虽然我们都认可学历并不等同于能力,但它为企业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人才识别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学历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通行的人才评价标准,并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比它更高效的替代方案。

无论是欧美的精英大学体系,还是印度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抑或东亚国家长期形成的升学文化,本质上都建立在同一个逻辑之上:当能力难以被直接验证时,学历就成为个人能力最重要的代理指标,进而也成为获取各种机会的“敲门砖”。
问题在于,支撑这套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一家企业想判断一个人的水平,往往只能通过学历、学校背景和工作经历进行推测。
今天,这种推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直接验证所取代:程序员可以通过项目代码展示能力,设计师可以通过作品集证明水平——越来越多职业的核心能力开始变得可展示、可验证、可量化。
与此同时,AI也在降低能力验证的成本。
过去企业可能需要数轮面试才能判断一个人的专业水平,现在通过实际任务测试、AI辅助评估以及项目成果审查,很多能力都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得到验证。
所以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学历突然失去了价值,而是企业第一次拥有了绕过学历、直接接触能力本身的可能,那么:
当候选人的能力能够被直接被企业看见时,学历作为能力代理指标的重要性自然会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每当有人讨论学历价值下降时,另一种声音往往会迅速出现:既然大学没有那么重要了,是不是学一门手艺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真相很残酷:或许也并不能,因为AI改变的从来不只是学历体系,它同样在重新定义技能的价值。
当越来越多企业发现,一张证书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时,技能认证也并不意味着更好的职业机会。
学历如此,技能也是如此。毕竟市场最终购买的既不是学历,也不是技能本身;市场购买的是能力,更准确地说,是创造价值的能力。
如果一种学历无法转化为真实能力,它的价值会下降;如果一种技能无法帮助个人创造价值,它同样会被市场淘汰。
AI既在挑战文凭主义,也在挑战证书主义。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正在面对同一个问题:培养出来的人,究竟能够创造什么价值?
而能力的价值,最终要通过机会来体现。


回头看过去几十年的成长路径,人们熟悉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
考入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好的学历,进入更好的公司,争取更好的收入和发展空间。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条关于教育的路径,实际上是一条关于机会的路径。
学历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代表知识水平,更因为它帮助一个人进入特定的组织;而组织掌握着机会。
客户在组织手里,订单在组织手里,品牌在组织手里,资源在组织手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只有进入组织,才有机会接触更大的市场、更重要的客户和更高价值的项目。
因此,学历真正连接的从来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组织;组织真正掌握的,则是机会。
过去几十年里,这套逻辑支撑了全球绝大部分人才流动体系。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即使能力出众,如果无法进入大型广告公司,也很难接触头部客户;一个优秀的研究员如果进不了咨询机构,也很难参与大型项目;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没有团队支撑,很多复杂项目根本无从开展。

但是变化早就开始出现;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自媒体。
十几年前,如果一个普通人希望影响数百万人,最现实的路径是进入电视台、报社或大型媒体机构,因为传播渠道掌握在组织手中。但移动互联网兴起后,自媒体、短视频和直播迅速崛起,越来越多个体开始直接触达用户。一些头部创作者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传统媒体机构,一些主播单场直播创造的销售额甚至超过许多大型商场一年的营业额。
从某种意义上说,移动互联网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机会平权——它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传播机会的垄断。

而今天,AI正在更多专业领域复制这一过程,在打破机会获取渠道的垄断。
伴随着越来越多专业工作的生产工具平民化,AI降低了知识获取门槛,也降低了项目交付门槛。越来越多个人开始拥有过去只有组织才能拥有的能力。
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出现了:
过去是组织聚集人才,未来可能是平台聚集机会;
过去是学历帮助个人进入组织,未来则是能力帮助个人连接机会。
越来越多机会开始以项目、任务、订单和合作的形式流动,而不再完全依附于固定岗位和组织结构。
知之研究院在与战略合作伙伴云栖职场的交流中也观察到类似变化: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围绕具体项目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围绕固定岗位寻找标准化人才;越来越多专业人士也开始通过项目合作、顾问服务、自由职业以及一人公司等形式参与市场分工。
从这个意义上说,AI时代最大的技术平权,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了更强大的工具,而是越来越多的人第一次拥有了直接获取机会的可能。
组织依然重要,大学依然重要,企业依然重要;但它们正在从机会的唯一入口,逐渐变成机会的重要入口之一。


AI真的杀死大学了吗?
答案或许已经逐渐清晰:AI既没有杀死大学,也不会让技能失去价值。
它只是让大学重新回答一个问题:培养的究竟是拥有文凭的人,还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我们与其操心大学的未来,倒不如看清现实:所有任何无法转化为真实能力的学习,都将越来越难获得市场认可;“混文凭”肯定是没有未来了。
海力士取消学历要求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当能力能够被直接验证,当机会开始脱离组织流动,当越来越多个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市场创造价值,一套围绕学历、职位和组织建立起来的人才评价体系,也将迎来重构。
而这,或许才是AI时代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