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原文摘选：《郯城文史》第八辑
原文作者：刘 晓 焕
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德国天主教圣言会即由兖州府的阳谷县（今属聊城地区）坡里庄传入沂州府（治兰山县，今临沂市）首县兰山县及北部的沂水县，并于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间，分别在兰山、沂水两县建立了分驻地。圣言会从此开始了在沂州府属地区大规模地传教活动。19世纪80年代中期，圣言会即由兰山县传入沂州府南部的郯城县。
圣言会传入沂州府地区后，即在各州县滥收教民，并纵容他们为非作歹，包揽词讼。据当时沂州府知府锡恩①记载，“该洋人（圣言会教士布恩溥等人）入境传教,并不知会地方官，以致教民往往借以构衅。该民人一入洋教，以为父母不得子，官府不得民，凡户婚田产钱债细故，偶一不遂其欲，不告司而告通事。而通事亦本国民人，以洋人为护符，即出面恫吓平民，必遂教民之欲而后已。是以强者或怒于言，懦者或怒于色，及众怨沸腾，则摄一面之词怂恿教士谒官剖白，或添砌情节求教士函达。教士性直，不识诡请情形，以教民实在受屈，遂与地方官为难。其实一经对质，事皆虚无，而平民已受累匪浅。缘平民可以经传，教民须向教士婉索。传呼稍急，则以地方官不恤教民为口实，是教民与平民涉讼以逸待劳，未堂讯而民已困矣。”这就是第一次郯城教案的背景。
圣言会传入郯城后，很快在北乡（现临沂市河东区梅家埠镇）庄家店、王家店等处建立起教堂，并凭借教堂积极向四外扩充势力。当地教民则在教士布恩溥包庇下，动辄为平民寻衅，依势欺压平民，肆意挑起民教冲突。在第一次却城教案前夕，教民曾挑起如下事端：
一、教民马五，原是无赖赌徒，入教后更是积习难改，见平民魏三之子魏某之妻长得漂亮，即意欲染指。遂勾引魏某赌博，“强梁魏三子媳准折”，结果，魏某之妻羞愤交加，竟悬梁自缢。
二、马五低价买进一处地亩，又转手卖给平民马经邦，“听从通事（王朔皇）之说，每分硬要京钱二十五千”，以此分肥。
三、教民马照的衣服丢了，硬说李姓平民偷去了，结果李姓被罚京钱五千，才得了事。
四、另一教民地里的麦子被偷割了，便 “诬指民人庄明、庄仓偷窃”，于是，庄明、庄仓两人亦被罚了钱。
上述事件均系通事王朔皇等“从中播弄”，怂恿教民所致，因而引起了民愤，光绪十三年五、六月（1887年6、7月）间，郯城北乡发生了仇教活动。
在当地民众仇教情绪推动下，王家店文生苏茂勋，庄家店庄长李光赐等人，亦加入了仇教行列，并成为主要的领导者。他们曾发布揭帖（告白），指出：“天主教在郯邑北乡庄家店等处设立教堂，谣言惑众，依势讹人，伦常俱无，男女混乱。”号召“各兴团练义勇剿除贼窝，以靖妖氛”。通事王朔皇却趁机借此“恐吓洋人（教士）走避”，目的是将来“挟制郯民”。布恩溥等逃走后，为扩大事态，在通事殷姓支持下，教民庄瀛（亦名庄营或庄成）又砸毁教堂花缸，亦欲“裁害郯民”。由于这次仇教活动的主要领导者苏茂勋、李光赐等人是乡绅，他们一方面是看不惯教会的所作所为，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天主教圣言会的教义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冲突，违背了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所以他们为维护正统儒教，才借民众力量进行仇教活动，因而使这起仇教活动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更为教会的反扑提供了某些借口。
仇教事件发生后，以布恩溥为首的圣言会教士们自然不甘心。光绪十三年六月（1887年7月）间，布恩溥窜到沂州知府衙门，知府锡恩“以礼相见”。布恩溥声称：“郯城苏茂勋等有驱逐教民情事。”同时，布恩溥又开列清单，“内云：’教民王明耀绑去；教堂刘先生行李丢净；教民马五房屋已挑十字架毁去；教士钱文衣服均被抢去，〔值〕银二百两；教民庄永善门楼已挑；妇女有投河者，有自缢者，入教郯民男妇老幼四外逃窜，各节。”另外，布恩溥还将流布郯城北乡的揭帖（告白）呈阅。知府锡恩见案情重大，为不致引起中外交涉，表示立予授理。他“当即出示晓谕，务须民教相安，慎毋滋事”；一面又委派兰山县知县王恩湛②克期赶赴郯城，会同郯城县署理知县韩文朗③查办郯城北乡教案。
王恩湛抵达郯城后，立即会同韩文朗至北乡庄家店、王家店一带进行了调查。结果，他们得出结论说：“以郯（城）界接江南，每至夏防紧要，各庄向练民团巡更防缉，并非与教民滋闹，洋人误闻教民传言惊走。”同时证实说：教堂花缸被砸，实系教民庄瀛听从通事殷姓“主使”所为；民众 “并无拆毁教堂、抢夺钱物之事”。当时，以庄瀛砸毁教堂花缸属实，两位知县遂将其关押郯城县监狱。
以事关交涉，知府锡恩在接王恩湛、韩文朗禀报后，又亲自覆查此案。他重提文生苏茂勋、庄长李光赐讯之，苏、李遂供认了仇教活动的原委。当锡恩“诘以何得擅帖告白”时，苏、李则云“伊等亦实（帖）揭帖”，不过欲以吓唬一下洋人及教徒，并表白说：“如果当日纠会乡众剿除，洋人、通事岂能安然走脱。”看不惯教会行为的锡恩，自然体会到苏、李的苦衷，遂当即谕令苏、李回家，“传谕居民各安本业，不准滋事”。
苏、李回家后，为缩小事态，主动接近教会，表示和好之意。七月（8月）间，他们亲自出面作保，将关押了一个月的教民庄瀛保释回家。对此，庄瀛感激涕零，曾备席请苏、李前往赴宴，花费京钱二十千。对此较为完满的结局，布恩溥并不满意。八月（9月）间，他又凭空捏造事实，至沂州知府衙门投称：“（在仇教活动中）教民庄瀛被罚京钱九十千，被抢九千；庄永善被罚京钱六十千；王明耀被罚京钱三十千。”并声称以上罚款系由白廷友等过付，同时开列清单，“送府请究”。至八月二十八日（10月14日），知府锡恩复提苏茂勋、李光赐及教民庄永善、庄瀛、王明耀，过付人白廷友等人质讯。复讯结果，证实：
庄永善曾有还苏茂勋京钱五十千事，“系属地租（折钱），并非罚项” 。
庄瀛因打毁花缸，在县被押，经苏茂勋等保出。“庄瀛请酒酬情，费钱二十千，亦非罚款。”至于“抢钱之事，更属虚无”。
王明耀则系通事张某嘱其“来府投审，供无被罚钱文情事”。白廷友等人均称：“并未过付钱文”。
锡恩遂当场“取有各结”，附于原案卷宗之中。教案又告一段落。正如当时锡恩给其上司报告中所指出：“是洋人的所云教民被驱、被罚、投河、自缢、毁架、挑房，非自行惊疑，即事属虚妄。所以不深究者，体国家柔远之仁，俾民教相安之意，本可各安其业，无须纠缠。”
但圣言会还不肯罢休，仍在不断借机纠缠。光绪十三、四年（1887、1888年）间，主教安治泰④"路过沂州，又欲伸理前事”。锡恩告以“事已讯结，未便再翻。” 安治泰见此情状，“并无异言”，扫兴而去。
当时，德国天主教圣言会尚处于法国保护之下。光绪十四年三、四月（1888年4、5月）间，安治泰以兖州、济宁、沂州等地教案久悬不决，跑到北京法国驻华使馆，面见公使李梅⑤告知各教案情形，并开列济宁、郯城、沂水等州县地方滋事粘单，其中“郯城所属地方滋出事故”大略于下：
“沂州府郯城县隶（属）王家店之苏茂勋素恨教民，前已散布揭帖，定于六月十五日（指1887年8月4日）将洋鬼等驱逐杀死。业经教士（布恩溥）将揭帖送至沂州府锡恩查阅。旋因人众各持器械将教堂围住，所有居住各人（教士等）即行先期远遁。则有众民五百余人持械赴庄家店，将教堂撞开门户，将十字架、神像等件抢去，房屋拆损。遂将教民庄永山（善）、庄营（即庄瀛）住房拆损、抢掠，并将庄营拷打，勒令伊供认拆毁教堂，又将伊送县管押一月。嗣后苏茂勋种种挟制，恫吓教民，致各远离四散。惟时苏姓悬赏，每有将奉教一人交出则赏钱十吊（千），并向庄永山（善）索钱六十吊（千），向庄营索钱九十吊（千）。又在朱家庙将八十岁老人温姓及病人徐恭纯等押起。”
根据安治泰的要求，法国公使李梅即于四月初五日（5月150）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知郯城等地教案事，指出：“查教士入内地传教，教民在听奉行，应由地方官随时保护，载在条约并所降谕旨之明文。以上各事（指郯城等地教案事），既属违背。本大臣想贵王大臣必以为此风断不可长，亟应设法速为弥绝。”四月初十日（5月20日），总理衙门咨致山东巡抚张曜⑥，告知法使李梅照会内容，指出：“查该使所称（郯城等地教案）各节，其中情节是否属实，未便概置不理，相应抄录照会，咨行贵抚饬属逐案查明，现在有无业经办结之案，迅速分别咨报，以便照复法使。并饬各该地方官，务须认真弹压，勿任酿成事端，致生枝节。”
四月十一日（5月21日），根据总理衙门的咨文，张曜檄行署理山东按察使王作孚、⑦署理济东泰武临道张桐⑧饬属办理。五月二十六日（7月5日），王作孚、张桐札饬沂州府知府具体办理郯城、沂水等地教案。
当时，山东地方官吏从上到下对洋教多持抵制或限制态度。巡抚张曜光绪十四年五月七日（1888年6月16日）给清廷的奏折即富一定的代表性。张曜指出：“窃天主、耶稣两教久为外国所宗，其意主于劝善，自与邪说不同。条约准其流传，并为保护。地方文武官员奉朝廷意旨，何稍有歧视之心。惟士民未悉其详，每生顾虑。一遇西人传教，未免出而阻挠。如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东昌、沂州各府州属教案，屡起衅端。地方文武各官遵照条约，削切开导，认真保护。惟人情每习其所同而骇其所异，从其所信而拒其所疑。天主、耶穌两教，泰西各国敬奉至深。而中土人士惟知读孔孟之书，其于佛老所学尚且目为异端，即下至乡愚无知，与论圣贤，则云孔孟，人人之所同，人人之所信，心服之极，遂若性成。况齐鲁之民，生近孔孟之乡耶。且中外虽殊，人心不远。假使中土人士远至罗马、犹太诸国，宣扬孔孟之说，强令彼国百姓舍天主、耶稣之教而从之，彼必闻焉而异，见焉而疑，既异而疑，阻挠百出矣。积异生疑，积疑成激，西人行其固然不知政教风俗之不可强通也。今教为外国之教，民仍中国之民。乃中国无赖一充教民，性情顿改，其视教外之人，反若非我族类。教士为其所感，遇事动为护持。故教士之讼百姓，皆教民导之；百姓之恶教士，皆教民祸之，遂致百姓意中各有成见。遇有卖地于彼建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拆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惩而彼不戒。此东省各属开设教堂，流传未广，保护难周之实在情形也”。鉴于这种状况，张曜在奏折中要求清廷“饬下总理衙门照会法美各国公使，所有山东所属地方，除现有教堂外，勿再增添，以顺舆情。”
沂州知府锡恩奉札后，见安治泰、李梅又为上年郯城教案纠缠，乃取出上年郯案卷宗，择要将郯城教案始末汇综，并于六月二十0（7月28日）向署按察使王作孚、署济东泰武临道张桐做了详细汇报，同时指出："卑府察核案情，洋人以善为怀，与平民本无嫌隙，皆因通事与教民一入西教，目无官长，从中播弄洋人，与官为难，遂其依势欺人之计。地方官惟有持平办理，固不得纵民阻教，亦未袒教辱民，一遵条约办理而已。”并认为，“凡从教及通事人等均遵教士为大人，常以琐事入衙拜会，或以寸函入署指告平民，实与政体有碍。即如郯城民教涉讼一案，布教士单内所云教民投河、自缢各节，情节均重，究竟何人投河、自缢，并无一名可指,亦无尸身可凭，则教民之危词耸听已见一斑。”因而要求“转请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嗣后平民如有阻教情事，除由地方官晓谕禁止外，凡民教遇有户婚田产钱债细故，似应一体赴官控理，不得以身为教民，即求教士转达衙门。该教士亦不得偏听教民之言，包揽词讼。庶民教可以相安，中外可以永睦矣。”
稍后，王作孚、张桐亦根据锡恩报告对郯城教案做了复查，并向巡抚张曜做了汇报。报告中指出，据锡恩详文，“本司道等复查郯城县民教涉讼一案，业经该府锡恩委员确查，并提两造质讯，或因洋人误闻，业既取有各结，办理尚属持平，应即完结。惟中国顽民借入洋教为护符，每以细故添砌情节，怂恿教民谒官指告平民，遂其所欲，致众怨日积，民教不和，肇衅之由，实基于此。拨核该府附详各节，均系实在情形，自应据情转详呈请咨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并请照复法使及各国公使，转饬各处教士，嗣后凡遇户婚田产钱债细故，民教一体赴官控理，听候传质，不得以身为教民，即求教士转达衙署。该教士亦不得偏听通事一面情词，干涉词讼，俾安民教，而杜衅端，实为公便。”
十月初二日（11月5日），张曜根据王作孚、张桐详报，将郯城教案始末转咨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鉴核施行”。
总理衙门接到张曜咨文后，于十月十七日（11月20日）照复法国公使李梅，指出：“兹准山东巡抚咨，据郯城县知县详查该县民教滋事一案，与安主教所述各节不同，已于本〔上〕年八月（9、10月间）内取有各结完案。”要求查照销案。至此，第一次郯城教案大致告以结束。
从上述可以看出，第一次郯城教案是由于教士纵容通事、教徒为非作歹，包揽词讼造成的。教案发生后，教士又在通事播弄下，一再诬造事实，与中国官府肆意纠缠，并抬出驻华公使与中国政府交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致区区一个小案，拖了两年始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