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之争:“不谈政治”的文艺,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同一篇作文，有人说它是“一号标杆”，配得上满分；有人说它是“丰满的空虚”，不配得高分。

2026年广东高考阅卷，一篇题为《我的心，略大于这个世界》的作文被专家组评为“一号标杆”，满分60分。它以“世界”一词为线索——从童年漂泊时用书垒起的“小世界”，写到少年时代装下家国与红旗的“红色世界”，再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辽阔世界——三层递进，收束于一句“我的心始终略大于世界”。

满分作文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语文教学圈为此吵翻了天。有语文老师公开发文，说它不配满分，理由是“宏大叙事”“丰满的空虚”“没有独立思考”；有位高级教研员的评价更微妙：“可以欣赏，必须警惕。”

表面上，这是一场作文评价之争：抒情美文与思辨说理，哪个更高级？个人经验与家国情怀，哪个更接近写作的本质？

但剥开这层皮，真正的问题浮出水面——文艺，从来不是能不能谈政治，而是最终为谁服务。

01文艺从来不“脱政治”：从《诗经》到《理想国》

古今中外，从来不存在脱离政治的文艺。区别从来不是“谈不谈政治”，而是“为谁的政治、哪个阶级的政治”。

在中国，文艺的政治性一开始就写在基因里。《尚书》讲“诗言志”；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观”是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怨”是怨刺上政。一部《诗经》，从“风”到“雅”到“颂”，本身就是一部周王朝的政治档案。到了曹丕《典论·论文》，说得更直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经邦济世的大业。唐宋古文运动以韩愈的“文以明道”相号召，宋代理学进而提出“文以载道”；杜甫被称作“诗史”——中国文学的脊梁，从来连着家国命运。

西方同样如此。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要把诗人驱逐出城邦，理由恰恰是政治性的：诗歌摹仿、煽情、败坏道德，不利于城邦保卫者的教化。他并非不要文艺，而是要只保留“颂神的诗和赞美有德之人的诗”——这是西方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文艺审查之一。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诗学》为诗辩护，争的也不是“艺术自由”，而是诗对城邦、对公民教育的功用。古罗马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教的是道德与公民。西方戏剧的每一次变革，背后都站着新兴阶级的政治需求。到了近代，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萨特，哪一位伟大作家不是用笔介入自己时代的政治？

所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某个党派强加的，而是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宿命。区别只在于：它最终为哪个阶层服务。

02 “不讲政治”的文艺观来自西方——但它恰恰是西方的一种政治

到这里，一定有人要反驳：西方不是有“为艺术而艺术”吗？艺术不应该是纯粹的吗？不是为了美本身吗？这正是批评“宏大叙事”者最爱搬出的理论依据。

确切地说，“为艺术而艺术”是个“舶来品”。1790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无利害”；1835年，法国作家戈蒂耶在小说《莫班小姐》的序言里宣称：真正美的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此后帕尔纳斯派、英国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把它推成一场席卷欧洲的思潮。

但请注意一个被有意忽略的事实：这股“纯艺术”思潮，恰恰是为了对抗当时的西方政治而兴起的。它对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令人窒息的道德主义、学院艺术的陈腐说教，更是资产阶级市侩的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正把一切变成商品，唯美主义者们以“为美而美”为旗帜，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所处社会秩序的叛逆姿态。这也是唯美主义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原因——它自带的反叛气质，恰好契合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旧秩序的不满。

因此，“不谈政治”不是超然，它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政治姿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此得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八十多年过去，它依然是衡量中国文艺的一把标尺。

把这把标尺拿回来，量一量这篇高考作文：一个频繁搬家、以书为家的孩子，在成长中看见了家乡、看见了自己的祖国，又看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的“世界”越写越大。这不是“宏大叙事”，这是“从个人走向人民”的生动轨迹，是政治立场的真实表达。拿“纯艺术”“不谈政治”来否定这篇作文的爱国情怀，其实是把一种个人化的、来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西方文艺观，伪装成“普世真理”，偷偷塞进了教学评价——这才真正值得警惕。

03演艺圈乱象：文艺背离“为什么人”，就会沦为资本与流量的玩物

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愿认清“文艺的根本问题”，那就看看文艺界自己交出的答卷。

这些年的演艺圈，乱象几乎成为常态。烂片大行其道，不断挑战大众的三观，《牛来》的抽象化存在也验证着“内娱已死”的批判。官方一次次重拳整治，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必须治理的程度。

当舞台只服务于流量与资本，艺术就已经换了主人。

病根在哪里？不在技术，不在市场，不在某个演员，而在一个根本问题：文艺为谁服务。当文艺不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服务、为流量服务、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时，它必然异化——把作品变成商品，把表演变成敛财，把审美变成收割。一个背离了人民方向的文艺，无论嘴上说着多么“纯粹”、多么“高级”，都逃不过变成资本附庸的宿命。

这也反过来印证了这场文艺观之争的意义：“不谈政治”的文艺，从来不是没有政治，而是在为另一种政治服务。资本最乐见的，正是人人都以为文艺只是娱乐、只是审美、只是“个人表达”——那样，它就可以在无人察觉处完成自己的统治。

04结语：文艺的根本问题，从来是“为谁服务”

回到那篇高考作文。它引发的争议，价值也许正在于它逼我们回答一个时代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一个18岁的少年，愿意把自己的小世界接进家国与人类的广阔天地，这本身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真正需要被警惕的，不是少年笔下的“宏大”，而是那些把“宏大叙事”当成原罪、把“不谈政治”奉为圭臬的成年人们——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用一场舶来的、有明确立场的西方文艺观，去压抑青年对时代与人民的真实情感。

文艺的根本问题，从来不是“谈不谈政治”，而是“为谁服务”。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八十多年前给出的答案，今天依然不过时。

谁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在我们的文艺圈里，爱国是羞耻的，家国是“宏大”的，而流量、资本与畸形审美，却被默认为“纯粹”？

不——这才是真正的“丰满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