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奇点”逼近,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未来?

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AI）“奇点”正在催生新大国竞争。面对全球高科技“新冷战”，中国不必气馁。把握好新的历史机遇，发展过硬技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新科技革命爆发的基础上开启万物共生互联的高科技新时代，中国必能实现科技强国，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全球“互联网+”浪潮消退，资产价格全面回落，房地产业不振，加之疫情对全球经贸正常运行的冲击，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低迷的时刻。

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变革，进而产生下一轮经济红利。在18世纪机械化革命、19世纪电力化革命和20世纪信息化革命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四次全球科技革命的创新与变革程度明显更为立体化、多元化、飞跃化。

以拓展人类生存空间为目标的太空和海洋技术变革，以零碳、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的的全球能源技术变革，以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再生医学和合成生物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技术变革，以新材料、数字化、机器替代为方向的制造装备技术变革，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量子信息、高端芯片、元宇宙为重心的信息技术变革，都在悄然改变着产业结构、经济版图与国家实力的全球格局。

正因第四次全球科技革命的效应将被激发，所有国家都意识到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角逐的至关重要性。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固有科技优势保持自身的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科技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实现综合实力的跨越式提升。

与近代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决策者抗拒以往的科技革命完全不同，大国兴衰教训如警钟般警示着当今所有国家决策者的内心，国家发展越发倚重科技革命。谁抢占了科技革命的高地，谁就有可能占领全球价值链高地，进而在未来国家实力竞争中赢得先机。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普遍陷入低迷，有的甚至是负增长，但科技变革的速度丝毫没有慢下来。2013—2025年，全球产业的研发投入保持4.6%左右的稳定增长，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3.2%左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2：创新驱动增长的未来是什么？》在衡量132个经济体的创新进展后发现，尽管存在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及各类地缘冲突事件的干扰，但推动全球创新活动的研发和相关投资在2021年仍然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创新表现都很活跃，且高于预期。2024年全球企业研发支出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6.3% ，是2021年的1.5倍。2021年，全球发表科学论文数首次突破200万篇；2024年则达到266万篇。各国对高科技的风险投资交易也在激增，与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繁荣时期的创纪录水平不相上下。

很明显，人工智能、新材料、光电芯片、量子计算、新能源，以及更具体的可植入技术、无限存储技术、万物互联技术、无人驾驶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本质突破和广泛应用，正在重构所有人的生活逻辑与国家竞争范式。

2025年，人工智能的突破更是明显，已不再局限于数量的增长，而是在智能本质、物理交互和社会渗透层面发生了质的飞跃。

这些飞跃正朝着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预测的智能2029年临界点加速逼近，届时AI将达到人类智能水平。库兹韦尔还预测，在2030年代，纳米机器人将连接人脑与云端，最终在2045年达到人机融合的“奇点”。

事实上，从2025年开始，库兹韦尔的预言已在逐步被验证。AI已跳出实验室，开始改造社会基本面，比如，在制造业中，机器人正在高危、高精度岗位上发挥价值。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目标为到2027年产量达100万台，到2035年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全球算力建设如同新一轮“圈地运动”，这些投入是支撑AI指数增长的基础。

我们不再只是等待一个遥远的技术节点，而是已经身处由AI驱动的深刻变革的时代进程中。这也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即使在长期经济低迷期，仍会砸重金，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资布局，在以5G、6G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领域，以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等硬科技领域抢滩布局，争夺战略制高点。

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士认为，在2035年前后，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代表性技术将出现颠覆性的迭代突破。

每一次新技术的迭代突破在推动新产业的爆发式突破与指数级增长的同时，也将伴随着各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社会演进的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

2025年，中美AI博弈已进入“技术持平、生态分野、体系对决”的关键相持阶段，完全越过了此前“美国领先、中国追赶”的单向格局。

未来呈现“双轨并行、优势互锁、规则博弈”的长期高科技“新冷战”态势是高概率的事件。

与过往三次科技革命不同的是，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国家都将科技变革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并以此发展逻辑为起点，重新构建国家安全战略。

比如，近年来，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化供应链安全、前沿科技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等方面的部署；欧盟发布《战略指南针》，把投资科技和工业基地作为欧盟安全支柱之一；德国推出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科技等领域。

美国将科技创新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主要是源于其想要借科技创新维持霸权的战略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尽全力保持科技领域的“双链”上的领先度与集体一致性，即：在器物层面，试图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生产、供应、销售及升级的“价值链”；在观念层面，强化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且与行为一致或相近的“思想链”。

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行动看，一个以“技术安全化”和“价值观联盟”为核心的对华科技竞争框架已清晰形成了。

一是西方密集出台科技战略，全力提升自身实力。

近年来，美国前所未有地频繁出台科技战略与投资策略。以最近出台的文件为例，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赢得AI竞赛：美国AI行动计划》，对内松绑，撤销前任拜登政府AI监管令，减少创新障碍，投资基础设施；对外竞争，推出“全栈AI出口计划”，向盟友出口技术以排挤中国；加强芯片出口管制与执法，在国际上推广基于“美国价值观”的AI治理框架，抵制中国影响。

欧盟针对“技术主权”的战略规划也非常迅速。还是以近期出台的文件为例，欧盟推出《人工智能法案》（2024年8月生效）、“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2025年4月）、《应用AI战略》与《科学中的AI战略》（2025年10月），通过全球首部全面AI法确立“布鲁塞尔效应”，设立技术伦理标杆。

日本同样有紧迫感。推出《统合创新战略2025》，将2025年定为“量子产业化元年”，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全面推动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二是强化西方价值观联盟，对竞争对手发动高科技冷战。

近年来，为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美国发动高科技冷战的步伐愈加迅猛。美国牵头推动协调新兴技术议题和国际贸易的永久性平台“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举行多轮部长级会议，意在对抗那些西方所谓“非市场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此外，美国采取“小院高墙”策略，大搞“高科技联盟”，意在全面封锁对竞争对手的科技输出。例如，2022年4月，美国号称要构建“开放、自由、全球、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与60个全球合作伙伴一起发布《未来互联网宣言》，意在于全球互联网中创造以美国为中心的“数字联盟”或科技版“北约”。2022年7月，美国时任财政部部长耶伦提出所谓“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概念，强调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与所谓“可信任的友好国家”一起构建新的高科技产品的跨国价值链。

2023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更是为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增添了“冷战”色彩。在2023年发布对外投资审查相关行政令基础上，美国财政部于2024年10月出台最终规则，并自2025年1月2日起正式生效，对美国主体在中国相关领域的对外投资实施禁止或申报要求，覆盖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部分人工智能等方向，更强化了对中国“高科技封锁”的制度化色彩。

与此同时，美国还有针对性地调整与一些看似关系不错的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例如，美国拉拢东盟，试图强化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科技价值链合作；全力拉拢印度，试图打造对中国的科技包围圈。

总之，西方阵营正通过美国主导进攻、欧盟把控规则、日本补强关键的协同方式，构建一个在技术上排挤中国、在价值观上与中国对立的联盟体系。其战略已超越企业竞争范畴，上升为以国家力量推动，涵盖技术、规则、供应链和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所谓高科技“新冷战”的态势已然成形。

很显然，当前人类经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不只是一场“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调整，更涉及源于“地缘技术”更替而出现的“地缘文明”的演进。谁能率先取得科技创新的前沿突破，谁就有可能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先机。在一些美国战略学者看来，如果让中国领衔第四次科技革命，无疑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正式衰落。对于他们而言，美西方国家必须推动科技变革的战略竞争，争夺最前沿创新能力的垄断权与领先权，进而维持它们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由于美国的科技打压，有些国人对未来预期感到悲观。个别学者举仅有一位中国人因在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而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例子，来论证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尤其是美国。

然而，历史证明，诺贝尔奖的认定聚焦在基础研究，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不足以完全反映一国科技发展的现状。20世纪40年代以前，作为当时已稳居全球第一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位置数十年之久的美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数量还远远不及欧洲诸国；如今的中国作为工业生产总值全球第一位、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位的大国，诺贝尔奖得奖数量暂时不足，不能完全客观反映目前中国的真实科技实力。

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所指出的，“（美国对中国‘新冷战’）‘脱钩’的成本可能超过收益。它不会削弱中国的科技行业，而只是以伤害美国公司为代价来减缓中国的速度。……中美科技竞赛形成冷战氛围的一种结果是导致一个两极世界，中国技术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但与西方隔绝”。美国朝野的危机感陡然增强，进而联合西方世界陆续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高科技冷战应对策略，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真实的异军突起。

2016年，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中国政府提出科技崛起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明确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2025年12月30日，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办的《2025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李仲平院士介绍，中国迈入全球制造强国行列，成为继美国、德国、日本后第四个迈入全球制造强国行列的国家，成功实现制造强国建设“第一步走”战略目标。这个“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由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研编，自2015年起持续发布，已成为客观评价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

通过对美国各界针对“中国制造”的评估内容进行分析，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从战略视角看，美国对于中国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已基本达成；从进展与差距视角看，美国认为“中国制造”在大多数领域进展显著，但是在少数领域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博弈视角看，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视为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规划与行动计划。

正如《2025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所显示的，未来十年是制造强国建设“第二步走”的关键时期，要保持制造业占经济总量比重基本稳定在25%以上，推进制造业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坚持以创新为根本动力，到2035年要迈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同期发布由70余位院士、上千位专家及相关企业管理人员调研编写的《中国制造业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技术路线图（2025）》，对中国17个重点领域、35个优先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和展望。预计到2030年，信息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电力装备、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纺织、家用电器7个产业将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预计到2035年，新型显示设备、机器人、储能装备、工程机械、农业装备、建筑材料6个产业有望步入世界领先行列。这些预测都印证了中国的未来科技创新与潜力，也代表中国科技发展仍然存在新的战略机遇。

这与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多位知名学者2021年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伟大的科技竞争：21世纪中国与美国的较量》相呼应。该报告指出：到2035年，即使不会超过美国，中国在包括量子信息、半导体、生物技术、人工智能、5G通信和清洁能源等领域也将逼近美国。该报告还称，目前中国科技水平在快速上升，对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优势构成了挑战，“在一些领域，中国已超过美国；而在其他领域，根据目前的态势，中国将在未来10年超越美国”。

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中国对“创新”的理解深化伴随着国家发展的始终，中国创新体系的演进也一直与国民经济改革与开放进程同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效仿苏联式的“封闭式创新”体系，通过国内高强度投入、举国体制等方式建立了初步的现代化工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逐渐强化开放度，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网络的互动、互学、互鉴进程日益加快，呈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之势。

一方面，中国通过“引资”“引知”“引智”等“引进来”的模式，承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西方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还营造“海归”人才回国的创新创业环境，大力推动大学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大规模招募创新人才；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走出去”模式，鼓励企业走出国门，通过跨国并购、对外投资、专利申请与跨国流动、跨境设厂等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配置全球资源服务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逐渐营造21世纪以来中国构建开放创新的发展氛围。

在开放创新生态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中国2010年以来取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中国超级计算机蝉联“世界冠军”，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取得“天宫”“神舟”“嫦娥”“长征”系列重要成果，北斗导航正式进入全球组网服务的新时代，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铁基超导材料、高温气冷堆核电等正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散裂中子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一系列重大科研基建为中国开展世界级科学实验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此外，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相互塑造和良性循环的耦合新格局逐渐形成，金融促进科技创新的力度越来越大，精准性不断提升，普及面也不断扩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总市值不断增长。

可喜的是，高科技制造业、科技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三者获得贷款余额连续5年保持18%以上的增速（2025年增速为19.2%），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8%，科技保险承保金额同比增长23.5%，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突破3500亿元。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工具箱已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从债权向股权、从单一信贷向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化，普惠金融与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已扩至27个省级区域，根系越扎越深。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轮大国科技竞争中，美国仍扮演着重要的“领跑者”角色，但是技术变革的力量天平正在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倾斜。美国多领域技术进步指标均显示出长期放缓趋势，主要是半导体性能、电池价格、可再生能源成本（风能除外）和新药研发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指标放缓。

对此，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2》指出，全球百强科技（S&T）集群主要集中在3个地区——北美、欧洲和亚洲，尤其是集中在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两国均有21个，中国第一次拥有与美国相同数量的排名前100位的科技集群）。其后是德国，有10个集群；日本有5个集群。全球前五大科技集群（中国2个、日本1个、韩国1个、美国1个）有4个位于东亚。

由此看，基于这些快速发展的数据，客观评估中国科技发展的最新现状，变得非常重要。既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科技领域的一些核心技术仍落后于美国、硬科技转化仍存在“肠梗阻”、科技高端人才仍相对不足等问题，也需要有科技自信，看到近年来中国科技正在发生历史性、全局性的重大变化。

在可预见的高科技“新冷战”前景下，中国要建设科技强国，如期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变得更有挑战性。

对此，努力破局、重构新局、引领变局、复兴全局就成为突破当下高科技“新冷战”的必要举措。

◆一是努力破局，尽快从疫后创伤、大国对峙、经济低迷的僵局中走出，解决当下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综合瓶颈难题。

中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引进各类高科技人才，需要将科技投入和统一国内大市场结合起来，需要提振社会和市场对投资科技的预期与信心，需要促进要素市场的改革与流通，提升人均劳动生产率。

在大国博弈方面，中国对外环境需要从美西方对华合围中找到突破口，采取开放式创新的方式，在正视差距和找准短板中，继续找寻跨境合作的机会；全力深耕核心领域，如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光电芯片、光刻机等，发挥长期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锻造“杀手锏”技术；强化事关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加大逆周期的调整力度，确保财政投入科技的比重不降低；还须更加重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尤其是加大力度提振企业投资研发的信心等。

◆二是重构新局，优化科技投入结构，推动科技发展真正转化为国家“双循环”新格局形成的核心支撑力量。

中国需要全面释放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不充分供给及流动条件下的潜能，让科技成果申请、评价、许可、转让、确权及利益分配等体制机制的缺失得到弥补，提升金融服务于科技创新的效率，进而解决大量科技成果仍停留在“实验室”和“专利簿”的老大难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全力构建“产-学-民-研”协同创新联动格局体系，鼓励科研机构充分顾及市场，鼓励地方研发充分服务国家，鼓励发达地区充分支援落后地区，鼓励民间发明并充分保护专利，进而形成多层次、多地域、多领域的科技创新全新氛围。另外，还可通过加大“新基建”的改造力度，拓展新产业，扩大科技市场转换的空间。

◆三是引领变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倡议与相关平台，推动与更多国家的科技开放、合作共赢。

针对当前在前沿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美西方的自私与保守趋势，中国可以结合自身的相对优势，破除科技领域的激进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分享高新科技，化解与对冲西方压制。同时，要形成跨境科技需求的捕寻机制，即时搜集科技情报，自下而上、多方参与地跟踪科技最前沿信息，加大离岸创新中心、国际化科技孵化平台等新型跨境平台建设力度。还要动态调整与优化科技政策，用特殊政策持续吸引优秀人才，推动全球高端人才向中国靠拢，并以服务各国建设共赢发展为目标，打造领先世界的新科学中心。

◆四是统筹全局，加快完善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国家治理方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的数字构建。

加强前沿技术的社会运用广度与精度，通过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新方向。在数字发展方面，以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和绿色发展为约束，探索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新能源、新经济运作模式，把科技向善能力和盈利能力广泛投射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通过新科技场景驱动新型中国城市的建设，以日常生活的后现代场景打造一系列领先于世界的发达城市，以典范式、标杆式的未来城市化进程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这样，中国科技强国服务于社会、个人的目标自然而然会转化为令他国折服的软实力。

总之，面对全球高科技“新冷战”，中国不必气馁。把握好新的历史机遇，发展过硬技术、志气、精神和实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新科技革命爆发的基础上开启万物共生互联的高科技新时代，中国必能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战略机遇 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王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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