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公众号·雅叙-佳茗,我看到一个极具穿透力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在文学作品、影视剧中,总是反复看到同一种人物塑造模式——“富有但是很坏,富有但是不幸,富有但家庭不和、并不快乐;贫穷但是善良,贫穷但是幸福,贫穷但家庭和睦、很快乐”?
这不是偶然的审美偏好,也不是单纯的艺术传统,而是一种长期、系统、反复灌输的叙事结构。
若追根溯源,这正是几千年奴役叙事、专制叙事深刻塑造大众心理的结果。
所谓“奴役叙事”,本质上就是让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位置、合理化自身的困境,并且对现实不公不产生根本性质疑的一套话语体系。它不一定总是赤裸裸地威逼,也常常以“道德教育”“人生哲理”“传统价值”的形式出现。本文开篇所揭示的这类叙事模板,其核心逻辑就是:不要羡慕富裕,不要追问资源为何分配不公,不要思考权力和财富如何形成,只要相信“贫穷意味着善良,富有意味着堕落”,那么底层人就会在道德优越感中忍受现实,上层结构也就不必被质疑。
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驯化。因为它不是直接告诉人“你就应该贫穷”,而是告诉人“贫穷反而是纯洁的,富有反而是肮脏的”。这样一来,人们对改善生活、追求独立、积累财富的欲望就会被污名化,甚至连“想过好一点”都可能引发内心的羞耻感。久而久之,贫穷不再被视为需要改变的社会现实,反而被美化为一种“精神高尚”的证明;而富裕也不再只是经济状态,而被塑造成道德缺陷的外在表现。这种叙事的作用,不是追求真实,而是维稳;不是帮助个体觉醒,而是帮助秩序延续。
更深一层看,这种模式还体现出专制叙事对社会心理的塑形。专制叙事最害怕的,不是民众贫穷,而是民众产生独立判断;最需要的,不是人人幸福,而是人人顺从。因此,它必须不断削弱人们对现实利益的正当追求,把人训练成“重苦难、轻权利,重忍耐、轻抗争,重道德自我安慰、轻制度追问”的臣民。于是,在文艺作品中,苦难往往被浪漫化,牺牲被神圣化,忍受被赞美化。穷人不能有怨气,否则就“不淳朴”;富人不能有善意,否则会破坏叙事模板;真正复杂的人性与社会结构,被简化成黑白分明的道德寓言。
于是我们看到,大量故事都在重复一种潜台词:你可以穷,但你要认命;你可以苦,但你要歌颂苦;你不该去问为什么有些人世代占有资源,也不该去问制度如何塑造阶层差异,而应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富人是不是坏人”“穷人是不是好人”上。这样,结构性问题被道德化,制度性问题被个体化,社会矛盾被情绪化。原本应该追问“为什么会穷”“为什么机会不均”等现实议题,最后都被转化成一种幼稚的道德童话:好人虽然穷,但很幸福;坏人虽然富,但很痛苦。
事实上,贫穷常常意味着教育匮乏、健康受损、选择受限与尊严受压。财富虽然不天然等于道德,却往往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更大的生活自由和更广阔的人生可能。
我们一直以来浸泡在一种经过长期历史筛选的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是让人接受世界,是让人对较差的生活进行美学化、道德化和宿命化解释。
真正成熟的社会叙事,应该承认贫穷不值得歌颂,富裕也不必然可耻。
王朔对歌颂苦难的痛骂,值得我们每人牢记:“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愚弄底层人。”
我们长期接受的许多“价值教育”,并不只是审美趣味,而是历史上奴役叙事、专制叙事留下来的精神遗产。
一个真正走向现代、走向自由的社会,首先要挣脱的,正是这种叙事枷锁。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