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AI时代的信用体系与信用制度建设

辜胜阻指出，人工智能与信用体系正经历深刻的双向赋能与融合变革。AI技术重塑信用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而信用体系则为AI的健康成长营造可信赖环境。

他提出三点看法：一是把握时代前沿，深刻认识AI时代信用体系建设的战略意义；二是发挥技术优势，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用制度；三是加强法治建设，以规则升级促进高水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他强调，只有技术与制度协同并进，才能实现AI与信用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迈向智能化、法治化新阶段。　

刘伟从发展理论、契约制度、诚信机制三个维度，分享了对数字经济时代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

他认为，信用既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数字文明的基础。从资本主义信用伦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从宏观信用支撑到微观契约保障，必须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同时坚守诚信与伦理底线。

他强调，要推进信用体系、契约制度及伦理秩序的创新与变革，在技术浪潮中守住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信任根基，实现数字文明与信用文明的深度融合。

董志勇指出，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始终肩负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责任。北大信用研究中心经过二十年发展，已成为我国信用建设领域的高端智库，在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开创了以信用指数、信用监管、信用激励为特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他表示，这些成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理论支撑，未来将继续凝聚各方智慧，推动我国信用建设理论与创新实践不断深化。

吕世明强调，全国人大高度重视无障碍环境立法与落实，信用体系在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信用4.16高峰论坛组委会支持下，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首次纳入信用建设体系，登上中国社会信用无障碍建设榜单，标志着无障碍环境进入信用建设新时代。

他指出，社会信用体系必将在无障碍建设中体现独特价值，要推动中国社会信用发展，创造新的社会奇迹。

杨东指出，《金融法》制定是“十五五”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任务，具有里程碑意义。

针对《金融法》草案，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缺乏系统的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条款，信用信息共享、失信联合惩戒等制度规定不足；二是金融信用基础设施界定模糊，未明确纳入征信系统等平台；三是金融消费者信用权利保护机制不清晰，应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衔接；四是信用修复机制缺位。

他呼吁完善相关法律设计，为金融信用体系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党海鹏认为，中国信用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的保障。在人工智能时代，AI技术需要信用制度加以规范，信用体系也应借助AI实现制度跃升。

他强调，要主动拥抱AI，同时重视信用建设，主动参与信用评价，规范数据治理、保护与利用，以诚信赢得世界、赢得市场、赢得人民信赖及资本支持。唯有技术与信用双轮驱动，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伟围绕“政府诚信履约的法律规制”进行深入阐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或批复规范政府履约问题，并将投诉上升为法律制度。他提出建立数字化监测预警机制，运用数字化手段搭建事前、事中、事后的智能化决策流程；利用区块链记录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进度，将财政、发改等部门纳入节点；运用大数据和AI挖掘失信历史数据，快速发现责任主体。还应建立触发式机制，当合同达到支付节点时自动划转资金，避免人为干预，并配套预警机制。

章政对“十五五”时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战略思考，指出数字经济时代的三个关键词：“数字化”“数智化”“数治化”。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最大变化是从“数字化”转向“数智化”，后者超越了工具属性，成为与工业化、信息化并列的独立战略板块，旨在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面对数智文明下的“AI黑天鹅”事件，必须走向“数治化”，具体包括建立合规数据链条、构建场景算法模型、开展业务考核管理，实现从技术赋能到制度治理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