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讨论了不少机器人或者智能机器人的问题之后，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人机器”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如果说“机器人”是像人的机器，那么“人机器”就是像机器的人。其实，这一说法也不太准确。“人机器”并非人在外形上像机器，而是在人的大脑中植入了“机器”，即脑机接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人机器”，是指装备了脑机接口的人。
记得20多年前，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有一本书，中文译名为《数字化生存》。该书预言信息传播将从单向推送转向双向互动，并提出了后信息时代的概念，勾画了数字化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全新面貌。
如果说《数字化生存》描述的场景，在20多年前还大多属于预言和构想，那么，现在AI时代的到来，已经早已“超额”完成了作者的预言和构想。而且，“人机器”改写了“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尼葛洛庞帝在创造“数字化生存”这一概念时，用它来指称的是后信息时代的人类新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但是，一旦人装备了脑机接口而成为“人机器”，就能长命千岁。
这里就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个体生命。一棵树是一个生命，它长出的枝条仍然是它的一部分。即使老树发新枝，即所谓“枯木逢春”，我们仍然是把这棵树视为一个延续下来的生命。假如这棵树结了果，种子落到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小树，那么，这棵小树就是一个全新的个体生命。种子是有性繁殖，即使无性繁殖，比如扦插，成活后的小苗，也被视为一个新的个体生命。
从技术上来说，“克隆人”与扦插的小苗一样，都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而不能因为其与“母体”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被当作“母体”的一部分。个体生命是一个系统，一旦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脱离了“母体”后，仍具有生命的特征，那么，这个“新系统”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比如蚯蚓断为两截后，每一截都能重新“长”出失去的另一部分，从而一条蚯蚓变成了两个“新”的生命。但是，壁虎断掉的尾巴，却无法继续存活下去，当然不是一个生命个体，而重新长出尾巴的壁虎，仍然是“旧”的生命。
植物和低等动物的例子，同样可以用来理解高等动物，甚至人。高等动物和人都是有性繁殖，其后代只具有“父”或“母”各一半的基因，因而可以被视为“父”和“母”共同的生命延续。但是，新生命并非“父”或“母”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这样一来，由于生物存活需要依赖细胞分裂，在生物的一生中，细胞分裂终有极限，而且组成生物的器官和机体终会“老化”至无法完成其功能，到那时，这个生物的个体生命就终结了。
对于人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最长寿的人，也不过百年之寿。虽然胎儿在母体中已有生命体征，但因其与母体通过脐带相连，因此现代科学普遍是将胎儿脱离母体，能够自主呼吸时，才视为一个新生命。至于人的死亡，过去有心脏停止跳动的判断标准，后来发现这不太“科学”，因为心跳停止，仍然可以通过心肺复苏而重新跳动起来。但是，人的大脑死亡则是不可逆的，故而现在将脑死亡作为判定人的生命终结的标准。
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因而也是一个个体生命。当然，个体生命作为一个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要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即所谓的吃喝拉撒、行动坐卧。个体的人，既能利用环境，也能改造环境。
从个体的完整性来说，健全人与残疾人有不同。但是，残疾人并不能因为某一功能缺失或肢体残缺，而被剥夺作为个体生命的权利。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肢残人装了假肢，近视者戴了眼镜，耳聋人配了助听器，人们都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说假肢、眼镜、助听器只是“外在”于人体的“附属物”，那么，医疗科技的发展令肝脏、肾脏、心脏等均可移植，移植后的人体器官则应完全被视为人体的一部分了。当然，器官移植不同于装假肢，前者要有器官捐献者，因此涉及医学伦理，更需要有法律的规范。
至于前述“克隆人”，因为把医生放在了“上帝”的位置，而且无法确认“克隆人”与“母体”的关系，易造成伦理关系的混乱，故而在世界各国是普遍禁止的。
这说明，人们对于“修改”生命体的行为，在法律和伦理层面是分级的。简单地说，纯粹的“外部装饰”，如装假肢，既不违法，也不违反伦理。然而，器官移植是“内部改造”，既需要伦理规范，也需要法律约束。“克隆人”行为则是对生命体“完整”的“创造”，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法律严格禁止，伦理坚决反对。
进行了上述讨论，我们仍然无法对“人机器”进行分级、定位，因为在大脑中植入脑机接口，肯定不是像装假肢那样的“外部装饰”，也并非器官移植那样的“内部改造”，而是介于二者之间。不过，由于大脑的特殊性，对大脑的任何“装饰”“改造”似乎都应慎之又慎。
先来说说大脑的特殊性。前已述及，人的生命终结的判断标准就是大脑死亡。因此，说大脑就是生命并不为过。而且，就目前的医疗科技水平来说，“换心”已经成功，“换头”闻所未闻。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将一个人的头装在另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手术后的人到底是谁呢？那就是头的主人。因为头也可以装在人工设备上，而人体却无法安装一个“人工头”。即使能装“人工头”，那新生命也属于“人工头”，而不是身体的主人。
当然，“换头”目前尚不可行。但是，在大脑中植入脑机接口已经成为现实。这为渐冻症、高位截瘫患者带来了福音。
据媒体报道，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在一名高位截瘫患者的头骨上开口，将一片柔性薄膜贴附于其大脑皮层表面。这是国内首例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术后第5天，原来无法控制身体的患者首次训练，就成功用意念移动屏幕光标。不久，他就能自主打游戏、网购、操控智能家居设备等。
相比较侵入式脑机接口，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更受欢迎。戴上设备，只需想一想“迈步”，肢体就能在配套训练设备的带动下完成动作。
脑机接口的核心，是采集大脑神经元的电信号，通过算法解码，将其转化为控制外部设备的指令。
据专家说，脑机接口技术尚不完全成熟，而且植入设备的长期稳定性仍然是一个难题。当然，技术问题的解决也许并非不可能，问题在于，当脑机接口从信号读取发展至干预大脑，其中的伦理问题却更为复杂了。脑机接口不只捕捉脑电波和神经活动信息，还会泄露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被植入脑机接口的人，就像是“肚里有了蛔虫”，自己的所思所想完全被置于脑机接口的“监控”之下。如此一来，也许他们真的会有“思想犯罪”呢。
有人对脑机接口的“神奇功能”大为赞叹，建议给精神病患者脑部安上正常人的神经元，指令其思维和行动。这一“突发奇想”令人“细思极恐”：如果脑机接口被“黑客”侵入，那么安装了脑机接口的人岂不成为提线木偶？他的一言一行将被“黑客”完全控制！
当钱财被偷，我们安慰自己“钱财乃身外之物”；当行动受阻，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有“思想的自由”；但是，当大脑被控制时，人岂非成为“行尸走肉”？
虽然脑机接口有风险，但是支持者认为这是对人的智能的“增强”，应当是“科技以人为本”的表现。但是，话不能说得太满，并非所有对人的增强都能被接受。比如，做个整容手术，算是对外貌的“增强”，这个“可以有”；在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对运动能力增强，因其既违反体育伦理，也伤害身体，而被严格禁止；前额叶切除曾被用于治疗严重精神疾病，以“增强”精神健康，但因不可逆的脑损伤、人格改变、认知能力退化等严重副作用而被弃用。
如果不考虑兴奋剂对身体的损害，仅就它破坏公平竞争就不可被接受。其实，脑机接口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脑机接口主要用于治疗渐冻症、高位截瘫等，而且主要是指挥肢体动作。如果某人“宣称”自己“有病”，而安装脑机接口，而且主要用于“增强”智能，他就真正成为“超级学霸”，谁也比不过他。如果人人都装上脑机接口，估计考试就可以取消了。也许，考试要比拼的就是哪家公司提供的脑机接口功能更强大，而不是哪个人的学习能力更强了。
我们还可以畅想一下，如果脑机接口“反客为主”，不但指挥“宿主”，而且“复制”了“宿主”的全部思维（包括但不限于记忆、判断、推理等能力）和情感（包括但不限于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装备了脑机接口的人获得了“数字永生”呢？
如果人人都实现了“数字永生”，那就没有必要再生孩子了。而如果都不生孩子，人类的希望又在哪里呢？而且，没有死亡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也许正如方清平相声中所描述的那样，几千岁的人“相看两生厌”，甚至“求死不能”呢！
“物以稀为贵”，所有的美好都因脆弱性和易失而令人珍惜，甚至产生要保护它的冲动。如果生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好变得不再脆弱、永不失去，那么生命还能令人珍惜吗？如果连生命都不值得珍惜，还有什么能够让人去珍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