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其实是一个绝命“哲学王”

最近，《人类简史》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上，阐释了他对AI的最新见解。我认为非常深刻，他指出了AI为什么能够操控人类的注意力，并正在升级到伪造人类的亲密关系。

这是因为AI已经掌握、“黑”掉了人类文明的底层代码——语言。因此，AI能够越来越像“人”。也就是说，AI的能力，从语言升级到了伦理层面。而我们知道，“人类是语言动物”，但人类更加特殊的属性是“政治动物”“伦理动物”。而AI通过掌握人类语言，而一路高歌猛进，跨入了人类的政治、伦理领域。

因此，赫拉利认为，AI不是工具，而是能自主学习、自主决策的“智能体”。这种“智能体”不需要具备人类那样的“意识”，但它可以接管由语言、符号构筑起来的人类文明各类子系统——金融、法律、宗教与媒体。AI生活在哪里？它就生活在官僚体系里。因为，它接管了人类的官僚体系。

因此，赫拉利指出，AI是“原生官僚”，正从内部接管金融、法律、宗教与媒体，因为它已黑掉人类文明的底层代码——语言。更危险的是，AI将从操控注意力升级为伪造亲密关系，批量生产我们脑中的思想。当金融体系无人能懂、当孩子的初恋是AI，人类自由与身份都将面临空前危机。

那么，人类该怎么办？赫拉利认为，唯有超越语言，才可能守住真实。他说：“这可能是人类面前的重大任务：最终去探索那超越语言的真理。”

赫拉利的AI理论，无疑是颠覆性的。但它其实并不非常新鲜。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都生于1889年，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理论，但各自的理论归宿却几乎相反。前者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而后者致力于治疗语言误用所导致的“哲学病”，因此，一个认为上帝、伦理、人生意义等问题“不可说”的人，却最终向往伦理的奥秘。

为了对照一下国内学界如何看待AI，因此，我读了陈嘉映的新书《在世与认知》。陈嘉映是较早译介20世纪两位大哲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者。他不仅翻译了《存在与时间》和《逻辑哲学论》，还翻译了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奥斯汀的《感觉与可感物》。因此，陈嘉映谈论AI，应该会比较靠谱。

《在世与认知》开篇就抛出了一个经典哲学命题“外部世界是否存在”。陈嘉映搬出的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的论证过程是：只有观念才是实在的，而观念由心灵产生，但永恒的、可信的心灵只能源自上帝，因此，上帝必然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怀疑论，它不认为人类能够真正认识外部世界，因此，唯有上帝才能提供担保。

但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哲学史上，有过很多争论。除了贝克莱外，还有笛卡尔、洛克、休谟、康德、马克思、普特南等人。

我读完这一章，第一反应是：“外部世界是否存在”一旦作为问题提出，就意味着这句话本身就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存在。因此，这个问题本身首先是一个语言、文化现象，而与世界的实然无关。也就是说，“外部世界是否存在”是一个应该被消解掉的伪命题。

维特根斯坦认为，怀疑外部世界是语言游戏的误用——因为，有意义的怀疑必须以某些不被怀疑的命题为前提。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证明外部世界存在，而是指出这种怀疑脱离了正常使用语境，故不成为真正的问题。

康德尽管是大哲学家，但他其实也有“哲学病”。康德认为，无法证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是哲学的耻辱，而且他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他是站在世界之外，将世界作为认知对象来进行论证的。

陈嘉映在《在世与认知》中写道：“康德说‘认知形式是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意思是：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基本规则（时间、空间、因果等），不是从后天经验里学来的，而是所有人类天生就有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自带框架’，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框架去认识世界。”

我们知道，康德批判纯粹理性，是因为他认为“物自体不可知”，但他又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先天认知形式”，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了——康德怎么知道“天生”就有的东西，难道它不也是“物自体”吗？

陈嘉映是专家，当然知道这些。但他的这本书《在世与认知》主要是拿海德格尔来对“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进行消解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

海德格尔认为，“外部世界是否存在”根本不是个问题。陈嘉映写道：“海德格尔的大致想法如下。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谁在问这个问题？只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用海德格尔的语词说，只有Dasein或此在会问这个问题。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或Dasein从来都是In-der-Welt-sein，‘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由一个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去问‘这个世界是否存在’，这不很奇怪吗？”

因此，海德格尔指出：“认识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问题是，海德格尔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却没有回答人究竟如何“在世”。他早期追随纳粹，晚期则转向了语言和诗歌，而很少谈论人类世俗生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方式”。这一点，他就不如维特根斯坦。

陈嘉映在《在世与认知》中写道：“只有在语言层面上，才谈得上不以我们的认知为转移的实在。”这当然是在呼应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说，“只有人在言说存在的层面上存在”。人类通过语言、认知活动，而标识、锚定了“存在”。在这里，我们读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武断意味。由于回避政治、伦理问题，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中的“哲学病”也时隐时现。因此，我认为，《在世与认知》没有对照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一种缺憾。

赫拉克利特说过“万物皆流”，他提醒了世人，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认知的有限性，以及对无限、万物的永远追随。维特根斯坦之所以通过语言、逻辑，来努力治疗“哲学病”，是因为他相信人作为存在者，其伦理维度应该是高于逻辑维度的。当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逻辑与伦理其实是一回事。但人何以为人，不应该是因为语言问题，而应该首先是人本身。

赫拉利认为，唯有超越语言，才可能守住真实。无疑，他是站在维特根斯坦立场上的。AI不可能产生人的意识，更不可能具备人的伦理自觉。因此，AI只能服务于人，而不应该通过接管语言来操控人类情感。实际上，AI的“哲学思维”早就胜过了绝大多数人。因此，AI其实是一个绝命哲学家，它通过语言来操控、吞噬一般人的生命系统。也因此，我们的共同任务，就是将人当人看待。人本身应该是一切人类事务的起点。否则，AI就会成为我们的“哲学王”。

《在世与认知》这本书需要一定的哲学知识基础。因此并不好读。但认真读的话，是能够引发很多思考的。人工智能正在引发人类生存方式的大变革，一方面危机四伏，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镜鉴，可以更清晰地照出人类自身。卢梭曾经指出，“文明”会给人类带来痛苦、道德堕落、精神异化、社会不平等以及人性的腐化。AI正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