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Washington v. Sutter Health：侵犯隐私
重点看一下关于侵犯隐私的主张。
原告主张被告侵犯隐私-侵扰独处（Invasion of Privacy-Intrusion Upon Seclusion），理由如下：
当被告故意以物理或其他方式侵入他人的独处或隐居，或他人的私人事务或关注，且该方式对理性人而言是高度冒犯时，即构成侵扰独处； 原告和集体成员在诊室和其他私人临床环境中与医生进行私人医疗咨询，对话涉及高度个人和敏感的健康信息，包括病史、症状、诊断、治疗、药物、心理健康、性健康及其他亲密事务； - 医疗诊室和医患咨询是本质上私密的空间和对话
，患者合理预期在此类环境中的对话不会在未经其知晓和同意的情况下被记录或传输至第三方；但是， 被告通过使用电子记录设备和基于云的处理系统，在未经通知或同意的情况下秘密记录整个医疗咨询，故意侵入了原告和集体成员的私人事务，且主观上是蓄意和系统性的：
1）被告授权并实施了Abridge系统，培训医疗服务提供者使用它，并
2）将其配置为记录整个就诊过程，并
3）将记录传输至供应商。
原告认为被告这么做的动机是“商业和运营性的”，包括改进记录和计费，而非保护患者。当医疗服务提供者将此类利益置于基本隐私权之上时，理性人会发现这是高度冒犯的——它们完整地捕捉了亲密医疗通信，在法律和社会公认的最敏感情境之一中，并以秘密方式执行，涉及欺骗和背叛信任。
损害后果和救济请求方面，原告主张：
作为被告侵扰独处的直接和近因结果，原告和集体成员遭受了损害，包括对其受法律保护的隐私利益的侵犯、精神困扰、精神痛苦、焦虑、愤怒、羞辱、尊严和自主权的丧失、对医疗服务提供者信任的丧失，以及对未来医疗就诊的担忧； 原告和集体成员有权获得将在庭审中证明金额的一般性和补偿性损害赔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
原告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依据是加州民法典第3294条：
- 该条款适用于
“非因合同义务产生的侵权之诉”（breach of an obligation not arising from contract）； 证明标准高于一般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标准，要求原告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标准证明被告存在压迫、欺诈或恶意； - 被告必须构成压迫
Oppression、欺诈Fraud或恶意Malice三者之一； - 赔偿目的在于惩罚被告并威慑类似行为（
for the sake of example and by way of punishing）。
原告认为被告在隐私高度敏感的情境中明知故犯地实施了记录系统，且未能获得同意，其行为落入第3294条规制范围，属于“压迫、欺诈或恶意进行”的行为。
要证明被诉行为符合三大主观恶意的认定标准并不容易：
根据第3294条c款的定义：
(1)“恶意”是指被告意图对原告造成伤害的行为，或被告以故意且漠视他人权利或安全的态度实施的卑劣行为。
“Malice” means conduct which is intended by the defendant to cause injury to the plaintiff or despicable conduct which is carried on by the defendant with a willful and conscious disregard of the rights or safety of others.
(2)“压迫”是指以卑劣行为使某人遭受残酷且不公正的困难，且漠视该人权利的行为。
“Oppression” means despicable conduct that subjects a person to cruel and unjust hardship in conscious disregard of that person’s rights.
(3) “欺诈”是指被告故意歪曲、欺骗或隐瞒其所知的重要事实，意图以此剥夺他人财产或法律权利或以其他方式造成伤害。
“Fraud” means an intentional misrepresentation, deceit, or concealment of a material fact known to the defendant with the int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of thereby depriving a person of property or legal rights or otherwise causing injury.
单纯的过失、重大过失甚至鲁莽都不足以支持惩罚性赔偿，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明知且故意”——明知其行为可能产生危险后果，故意不避免这些后果。但是， 想证明公司行为构成“卑劣行为”并不是那么容易，加州最高法院在多个判例中强调，“卑劣行为”必须达到让理性陪审员感到震惊或厌恶的程度，例如：
加州最高法院在 College Hospital, Inc. v. Superior Court (1994) 8 Cal.4th 704, 725 中确立了以下关键规则：“As amended to include [despicable], the statute plainly indicates that absent an intent to injure the plaintiff, ‘malice’ requires more than a ‘willful and conscious disregard of the plaintiffs’ interests. The additional component of ‘despicable conduct’must be found.”即，要构成恶意（malice），除了“故意且有意识地漠视”（willful and conscious disregard）外，还必须额外存在“卑劣行为”（despicable conduct）这一独立要件。
上诉法院在Tomaselli v. Transamerica Ins. Co. (1994) 25 Cal.App.4th 1269, 1287 中进一步定义了“卑劣行为”的门槛：“Despicable conduct is conduct which is so vile, base, contemptible, miserable, wretched or loathsome that it would be looked down upon and despised by ordinary decent people.”卑劣行为是指如此邪恶、下流、可鄙、卑劣、恶劣且令人憎恶的行为，以至于会被普通正派人士所鄙视和蔑视。
如果被告能证明存在1）记录系统有明确的内部合规审查；2）数据有加密和访问限制；3）没有主动传播或滥用记录内容等情形，有可能会有效削弱“卑劣”的定性，将行为降级为“严重过失”（gross negligence），而重大过失本身不足以支持惩罚性赔偿。
总之，诉状在这部分的主张是结论性主张，即直接将被诉行为定性为第3294条规定的三类可惩罚行为之一。即使此类主张（通常）只需提出合理可能性即可通过动议驳回阶段，但原告还是要在后续庭审中用可信证据加以证明。
此外，诉状在惩罚性赔偿主张项下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索赔金额，而是要求“金额足以惩罚和威慑此类行为”，主要是受到第3295条的限制：
第3294条是实体性规定，明确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及雇主责任，第3295条是程序性规定，明确了在什么阶段、以何种方式可以调查被告的财务能力； - 第
3295条(e)款规定(e) No claim for exemplary damages shall state an amount or amounts.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不得列明具体金额； 基于上述规定，相关裁定通常分为以下两个阶段——先确认责任及补偿性赔偿，再决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及金额。此外，加州虽无惩罚性赔偿的法定上限，但宪法要求与补偿性赔偿保持合理比例，通常超过九比一或十比一的比例会受到严格审查； 第3295条还包含重要的程序性限制：
1）审前财务发现受限，原告不能随意调查被告财务状况，必须先证明存在实质性可能性赢得惩罚性赔偿；
2）庭审分阶段进行，被告财务证据只能在陪审团已确认被告有责任且被告存在恶意、压迫或欺诈后，才能呈示。
原告在“侵犯隐私-惩罚性赔偿”项下的逻辑主要是被告在高度敏感隐私情境中故意部署记录系统，故意不获取同意，构成对隐私权的蓄意漠视，符合第3294条构成要件，因此应判处惩罚性赔偿以实现惩罚与威慑功能。
被告答辩时需要围绕：1）被告行为是否真正达到卑劣行为的门槛，以及2）公司高管是否知情或批准展开。第2）项是因为，第3294条规定，对公司雇主追究惩罚性赔偿时，需证明公司高管、董事或管理代理人授权、批准或亲自参与了相关行为。
明天看一下可能出现的答辩理由。
参考：https://law.justia.com/cases/california/supreme-court/4th/8/704.html
https://law.justia.com/cases/california/court-of-appeal/4th/25/12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