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点软件何永龙接受《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专访:政府采购数字化从政策倡导升级为法定刚性要求

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

以下为原文内容：

2026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该法自2003年施行以来的首次系统修订，覆盖约3万亿元政府采购市场。23年来，政府采购制度在规范财政支出、预防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重程序、轻结果”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这次修法最核心的变化，是立法宗旨从“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拓展到“提高政府采购绩效、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制度设计的重心是用程序把权力关进笼子，以公开招标为主要方式。它的代价是只要程序走完，哪怕结果是“低价低质”“高价低配”，也难以追责。现在评判标准变了，不再只看“程序是否合规”，而是看“是否实现了绩效目标”。从“控程序”到“追绩效”，构成政府采购制度底层运行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从法律体系看，这次修法完成了三重升级。一是体例扩容，首次单设“政府采购数字化”一章。二是制度闭环，从采购准备到法律责任形成全链条规制。三是政策功能法定化，促进中小企业、支持创新、绿色低碳等目标写入总则。政府采购法正从“程序控制法”升级为“国家治理绩效法”。

“2002年立法时，政府采购的主要矛盾是‘花财政的钱没有规矩’，所以以程序控制为主。现在情况变了，程序合规是‘做了没有’，结果绩效是‘做得好不好’。”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秘书长、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委会主任彭新良在接受《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采访时表示，前者可以用行政手段核查，后者必须用市场结果检验。修订草案把“物有所值”作为底层逻辑，从全生命周期成本、使用效益、履约效益、政策效益四个维度衡量“买得值不值”。这对政府采购物流服务这种“履约周期长、标准弹性大、结果滞后显现”的品类，意义尤其重大。

修订草案第七条明确，政府采购项目按照预算、需求、采购、履约、验收等环节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这意味着采购人对采购结果和绩效负总责。同时，采购方式也解放了。草案取消“公开招标为主”的刚性规定，确立“公开竞争”原则，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框架协议等都是平等可选的工具。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企业家权益保护法律事务部主任刘仁堂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分析称，修订前的《政府采购法》规定“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草案删除了这一表述，要求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选择采购方式。这一调整释放的信号是：政府采购治理逻辑正式从“方式中心”转向“需求中心”，公开招标不再是默认最优解。落到物流服务采购领域，规格统一、价格透明的运输配送等通用业务，可更多采用询价模式简化流程；对于技术复杂的供应链管理、冷链、应急物流等项目，采购人可以用竞争性谈判多轮磋商方案，这对具备一体化方案设计与落地能力的头部物流企业，将迎来更大的市场机遇。

“对物流行业积弊已久的恶意低价中标这一核心痛点，修订草案针对性增设异常低价评审约束机制。”彭新良表示，第四十一条规定，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报价可能影响履约的，评审委员会应当要求其提交证明材料，无法保证质量的认定投标无效。财政部2026年2号文给出参考，报价低于平均报价50%即触发审查，最高不超过65%。刘仁堂提醒，修订草案将罚款从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违法成本涨了约十倍，还实行“双罚制”，情节严重的，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另一条核心主线。彭新良表示，草案把“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写入立法宗旨，同时明确只要使用预算资金取得货物、工程、服务的行为，全部纳入本法。政府采购规模约3万亿元，加上目录以外、限额以下采购项目，以及公益性国企采购业务，物流服务市场空间会进一步打开。中物联专家于安指出，算力、电力等新型公共设施和数据供给属于新型服务采购核心部分，服务采购结构化扩张是大趋势。

市场规模扩容之外，统一交易规则带来的制度变革影响更为深远。和期以来，各地物流招投标平台独立运行，地方保护壁垒林立，全国布局的物流企业跨区域投标处处受限。草案第六条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限制供应商进入本地市场。过去“要求本地注册分公司”“要求本地纳税证明”等显性地方保护条款，均从法律层面予以明令禁止。然而，制度破局不等于现实破局。中物联专家姜爱华建议通过“负面清单”简化供应商资格条件，堵住变相歧视空间。

这次修法新增“政府采购数字化”专章，是标志性事件。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何永龙在接受《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采访时表示，第六十二条明确，国家积极推进政府采购数字化发展，鼓励采购人依法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实施政府采购活动，支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这标志着政府采购数字化从政策倡导升级为法定刚性要求。

在何永龙看来，新规落地对数字化采购平台服务商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市场空间系统性打开，适用范围从“财政性资金”调整为“预算资金”，取消双门槛，过去大量目录外限额下的零星采购全部纳入，采购全流程未来都要在线上完成。另一方面技术要求大幅提高，“搭个网站就能接项目”的时代结束了，未来拼的是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合规化的综合能力。

修订草案第六十三条提出，制定全国统一的电子交易业务规范和数据标准，推动数据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区互联互通和有序共享。何永龙说，目前各地标准化程度可以用“方向明确，差距悬殊”概括。部分地方已建成政府采购全流程平台，实现了CA数字证书互认。但也有地区技术力量薄弱，外地企业投标需要重复注册。目前，实现全国互通的难点，一方面是需要时间让地方逐步贯彻执行统一的标准，同时还需要打破这些壁垒背后地方利益和数据资源的争夺。

新规还要求电子存档至少15年。何永龙认为，可以通过建设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并通过区块链等技术确保全程上链、可溯可查。物流采购履约数据复杂，关键要做到数据采集标准化、存证时间化、调取权限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已有成熟应用。何永龙介绍，大模型可智能编制招标（采购）文件，将原本两三天的工作量缩短至数分钟，合规通过率超95%；智能审查系统自动甄别歧视性条款，效率提升98%；数字人承接全过程开标；智能辅助评标采用“类人评审”模型辅助专家，客观项识别准确率97%。

有成熟技术工具作为支撑，全过程绩效管理怎么用数字化支撑？何永龙提出“预算引领、数据驱动、闭环管理”的实施路径，把绩效目标前置，采购启动时就把绩效指标嵌入，让“物有所值”从一开始就要量化标准；把履约过程全程管起来，采集GPS、温控、签收等数据，自动比对合同要求；项目验收后自动生成绩效报告，结果自动归入信用档案。

上述数字化闭环框架更多立足于通用采购场景，彭新良结合物流服务采购“履约周期长、标准弹性大、绩效滞后显现”等特点，提出分四步落地：需求端把全生命周期成本写进需求，不能只看吨公里报价；合同端加入分阶段核查、违约扣罚、尾款与绩效挂钩条款；履约端建立过程数据采集机制；评价端引入最优质量法。他亦坦言物流采购数字化仍存在四个堵点：履约数据采集能力不足、平台与TMS对接标准缺失、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缺口大、数据共享与商业秘密的边界不清。

违法成本大幅提高，物流企业合规压力明显增加。刘仁堂提醒，物流企业最容易踩线的行为有五类：一是提供虚假材料，虚构业绩、伪造资质；二是围标串标陪标；三是与采购人、专家、平台恶意串通或行贿；四是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五是转包违法分包，物流行业层层转包常见，新法下风险很高。电子平台记录保存15年，标书雷同、IP异常比对已成常态，数字化监管让串标更容易被发现。

各类风险大多集中在投标阶段，挂靠资质、业绩造假、关联企业“隐性围标”、中标后拒签或改合同等问题尤为多发。一旦查实，处置分为三层递进措施：首先投标直接无效；其次按采购进程分档处理，未中标的纠正后重启或重新招标，已中未签的中标无效，已签未履行的撤销合同，已履行的确认违法并赔偿；最后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刑事追责并行。联合体投标的连带责任也要重视，各方共同签合同承担连带责任，选伙伴要做好尽调。

即便顺利中标进入履约环节，物流服务周期长、服务指标难以量化的特性，也极易引发验收争议。在刘仁堂看来，企业自保关键是“把标准谈细、把证据留足”。第一，投标和签合同时推动验收条款量化，时效达成率、妥投率、破损率、货差率都写成可测量指标，不要用“服务质量良好”这种模糊表述。第二，履约全程留痕，电子运单、GPS轨迹、签收回单、异常报告都系统归档。第三，验收不合格的要及时提书面异议并积极补救。第四，长周期服务约定分阶段验收按节点付款，避免“一次验收定生死”。

信用管理是日常必修课。刘仁堂介绍，欠税欠社保、前三年有重大违法记录、被禁入的供应商不得参加。物流行业是安全和处罚高发领域，交通事故处罚、税务社保瑕疵、行政处罚公示都可能成为投标障碍。企业要定期查“信用中国”、政府采购网严重失信名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处罚要“申诉纠错”和“信用修复”双线并行。

面对采购过程中的不公与侵权，供应商的维权路径在草案中形成分层清晰的完整流程。刘仁堂说，草案把维权做成了“阶梯”：有疑问先询问；认为权益受损七个工作日内书面质疑；对答复不满意七个工作日内投诉；监管部门三十个工作日内处理，复杂的不超过六十日；对处理不服可以复议或诉讼。从公开数据看，投诉成立或部分成立约三成，围绕程序违法和歧视条款的成功率更高。一轮质疑加投诉约两个月走完，效率远高于事后民事诉讼。

新规同步加大对中小供应商的扶持力度，但中小物流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经营困境并未完全消除。彭新良说，一是资金门槛，保证金占用流动资金，草案明确要求及时付款。二是能力门槛，很多中小企业不会写技术标、不会做成本测算。三是规模门槛，单个企业满足不了大项目的全国网络要求。

展望未来3到5年，何永龙认为政府采购数字化将从“电子化”走向“数智化”。采购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说话”，区域壁垒逐步打破，评审从“人工判断”转向“算法辅助决策”，平台从“交易工具”升级为“供应链协同枢纽”。物流采购领域会出现服务标准统一化、履约状态可视化、供应商信用化三个变化，每次履约数据进信用档案，优胜劣汰形成闭环。

彭新良对三类主体给出建议。大企业要做“规则制定者”，参与标准制定，建全国数字履约平台，布局算力物流、新能源物流、应急物流等新领域，通过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要做“专精特新”，在冷链、危化、大件、跨境等细分领域建专业能力，主动组联合体，完成基础数字化改造，把信用当核心资产。

刘仁堂最后建议企业现在就做五件事：建立投标合规审查机制，专人复核标书资质业绩；建立围标串标零容忍制度；建立信用日常监测机制，处罚应对和信用修复同步；建立合同履约管理体系，标准量化、证据留痕；建立法务和法规跟踪机制，后续实施条例将密集出台。遇到纠纷要“先礼后兵、阶梯维权、专业先行”，特别要有时间意识，质疑投诉期限很短，逾期就丧失权利。新法时代，合规能力本身就是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次修法对物流采购行业，本质上是一次“用规则倒逼升级”的历史机遇。过去靠关系、靠低价、靠地方保护就能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未来能赢的，是那些把履约绩效做扎实、把数字化能力建起来、把合规底线守得住的企业。3万亿市场的规则重构，既是挑战，更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本文刊载于《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第16期封面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