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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曲一线图书策划有限公司 2023版《5年高考3年模拟》A版
素材一
高擎十月革命旗帜的中国旗手——记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任辅臣
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十月革命、牺牲后妻儿受列宁接见、唯一
被追授苏联红旗勋章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任辅臣，
这个与十月革命紧密相连的名字愈显熠熠生辉。
如今，在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维亚火车站旁、彼尔姆边疆区叶洛沃
村、特罗伊察镇瑟尔瓦河畔，都屹立着任辅臣和中国红鹰团的纪念碑；在辽宁
铁岭龙首山，任辅臣的家乡也矗立着他的塑像，他的出生地辽宁铁岭河夹心村
还新建了纪念馆；黑龙江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专门开辟了任辅臣生平事迹展
区……
任辅臣是谁？他身上有怎样的故事？
率领“红鹰团”保卫新生政权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由中苏两国合拍的宽银幕电
影《风从东方来》在中国热映。电影中有这样一幕：十月革命胜利当天，圣彼
得堡大雪纷飞，一名中国军官从怀里掏出象牙微雕送给列宁。他说，这是中国
红鹰团团长任辅臣同志托我转交给您的。列宁拿出放大镜仔细端详这个来自中
国战士的礼物，只见上面雕刻着一行俄文小字：中国的庄稼汉和俄国的庄稼汉
站在了一起。
事实上，十月革命爆发后，任辅臣响应列宁号召，在旅俄华工中建立第一
支华工红军队伍——中国团，加入苏俄红军，转战形势险峻的东方战线，参加
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1918年春夏之间，任辅臣率领中国团转战在东方战线的几个战场上，活跃
在乌拉尔山脉侧翼的杜拉河、卡马河、阿克塔伊河一带，在叶卡捷琳堡、塔吉
尔、彼尔姆等地同多路白卫军作战；在阿克塔伊河附近，中国团摧毁了数倍于
己的敌人进攻，并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上都拉，受到苏维埃中央的表扬与嘉
奖。
1918年夏秋之间，由于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任辅臣率领中国团在参加
了魏尔霍图利耶方面围歼捷克叛军的几次战斗之后，奉命跟随在十月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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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卓越的军事天赋、苏俄红军首批五位元帅之一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
奇·布柳赫尔的队伍，展开了一场千里奔袭。
中国团转战南北的经历，也使得任辅臣与布柳赫尔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这种友谊历经百年，影响着他们的后代。1988年，任辅臣之子任栋梁赴苏联祭
奠父亲，曾专程到布柳赫尔之子瓦·瓦·布柳赫尔家中拜访；一年后，瓦·
瓦·布柳赫尔又专程来到中国看望任栋梁及其家人。
由于中国团战功卓著，1918年10月27日，苏维埃中央颁布嘉奖令，命名
任辅臣的中国团为“红鹰团”。
1918年11月下旬，任辅臣担任乌拉尔维亚战场左翼总指挥，在他的带领下，
红鹰团全体将士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11月29日，年仅34岁的任辅臣壮
烈牺牲，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生命。
妻儿曾受列宁亲切接见
任辅臣牺牲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后方办事处，任辅臣的妻子、战友张含光
悲痛得昏厥过去。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茫然看着大人们进进出出，寒风中高高
矮矮、瑟瑟发抖的身影，显得无助而孤单。
张含光不仅是任辅臣的妻子，还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1915年，张含光领
着两女一子离别铁岭、赶赴俄国时，她只是不远万里投奔丈夫的妻子；仅仅两
年半时间，她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在她的大力动员和感召下，不少流散的华工、华侨纷纷前来参军，经过简
单训练就毅然奔赴前线。在前线和后方办事处之间常常需要铁路运送给养及兵
员、伤员，张含光与红军总部联系调集火车皮事宜，经常要反复周旋多次，有
时候甚至奔忙几天几夜，时间长了，她与红军总部的俄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大家都熟悉这位中国团办事处的女主任。
这段经历得到了任栋梁的证实：“我母亲作为办事处的负责人终日忙碌
着……前方战事频繁，伤亡较重，新兵经短期培训就开赴前线。我当时还是11
岁的孩子，也跟随战士们上操训练，还用马枪打过靶呢！”
1918年12月5日，张含光让翻译王芝圃把任辅臣、中国红鹰团和后方办事
处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电告红三军军部并转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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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辅臣和中国红鹰团的英勇牺牲，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表
示深切哀悼，并于1918年12月28日即任辅臣牺牲一个月之后发表讣告，给予
任辅臣极高的评价：
在维亚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在中国侨
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了苏维埃俄
国。
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
国际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
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1920年5月，革命导师列宁亲自接见任辅臣妻子张含光和三个孩子，称任
辅臣不仅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还是优秀的中华儿女；他创建的红鹰团为保卫
苏维埃政权立下了很大的功勋，苏俄人民不会忘记。
1989年11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代表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北京
举行仪式，向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
青年时代接受先进思想
任辅臣走上革命道路并非偶然。
1884年4月28日，任辅臣出生在辽宁铁岭一个叫河夹心村的农民家庭。幼
年的任辅臣聪颖活泼，在学业上也颇有进益。1896年，任辅臣考入铁岭银冈书
院———这座书院是清代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在东北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任辅臣在银冈书院度过了四年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批富有正义感和
爱国心的良师，他们心怀天下、肩担道义，拥有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和忧
国忧民情怀，特别是书院总董兼国文课启蒙老师曾宪文，他是孙中山的拥护者，
在除旧布新、风云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大声疾呼：“帝国又增新岁月，版图谁整
旧河山。”
可以说，银冈书院是任辅臣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在银冈书院毕业后，任辅臣到正在修筑的中东铁路上做了一名书记员，并
在这个岗位上学会了俄语。1901年夏，他考取了奉天警员教练所，先后在新民、
铁岭担任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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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任辅臣在铁岭巡区看见两个沙俄兵正在抢夺中国农民的苫房草，农
民被一个士兵用枪托打伤了手腕，而另一个士兵则端起马刀向农民胸部刺去。
目睹这种强盗行径，任辅臣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将两个未加防备的士兵打翻
在地。但其中一个士兵迅速爬起，举起马刀向任辅臣砍来。这时，他们却被一
个青年军官吼住。
原来，这位名叫瓦夏的青年军官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组织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成员，该组织坚决反对日俄在中国
争夺殖民地的行为。
随后，瓦夏把任辅臣领到屋里，问他为什么要打俄国士兵。任辅臣说：
“他们打了中国的老百姓。”瓦夏听了任辅臣的话，拍着他的肩头说：“俄国
的老百姓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他们并不愿意打仗。要想消灭侵略战争，最好
的办法就是各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
“任辅臣生逢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代，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青年任辅
臣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山河蒙难，也是在这场战争中，他开始接触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党员，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长期致力于任辅臣研究的辽宁省铁岭
市档案和党史文献中心副主任张雅莹说。
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7年元旦刚过，经瓦夏等青年军官介绍，任
辅臣放弃警官职位，奔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活动的中心哈尔滨。1908年，任辅
臣在哈尔滨加入布尔什维克。
“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他是姓名可考、最有代表性、最有典型意义、第
一个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中国人。”张雅莹说。
异国他乡追寻验证真理
1914年底，任辅臣以华工事务主持人的身份带领2000名华工从哈尔滨出发，
来到俄国乌拉尔地区一个矿区开矿、伐木。在此期间，他在华工中开展革命活
动，宣传革命道理。
对于任辅臣带领华工到国外一事，一位苏联记者在书中写道：“是什么让
他登上了旅程？是金钱、某种希望、见见世面或年轻气盛？看来这些都不是。
主要是他理解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理解并接受了革命的理想。”
来到矿区后，华工们在临时用原木搭成的简陋工棚里居住，潮湿黑暗，空
气混浊；华工们终日劳动，吃的是黑面包加盐粒，偶尔能吃土豆，几乎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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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蔬菜；劳动条件极为原始，基本没有劳保措施，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工人工
资十分低廉，生活毫无保障……
为改变工人兄弟的悲惨境况，任辅臣积极奔走。一方面，组织华工团结自
救，盖屋、种菜，战胜环境困难；另一方面，反复与俄国地方当局及矿厂主交
涉，努力改善华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慢慢地，任辅臣在华工群体中建立了威信，这也为他后来组建中国团奠定
了坚定基础。
经历过战争年代，任辅臣留给后人的遗物不多，但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仍被
保留至今。照片上，任辅臣脸上有浓浓的眉毛，蓄着小胡子，看上去清瘦却精
悍。
传奇事迹有待深入挖掘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而百余年前，任辅臣的事
迹是中俄两国在历史关键时期相互支援、休戚与共、同呼吸共患难的友好象征。
2019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加林娜·库利
科娃，在其所著《俄罗斯和中国：民间外交》一书中写道：“我们俄罗斯人将
永远记住并纪念为建立俄罗斯苏维埃政权而献出生命的3万名中国国际主义
者。”
百余年前，任辅臣的理想和行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他将十月革
命的道路和方向视为自己祖国的道路和方向，他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红色
政权而战斗，就是在为自己的祖国、为全人类的美好理想而战斗。
如今，一些专家学者克服研究史料少、研究力量薄弱等方面困境，挖掘、
研究、宣传任辅臣事迹。
“《任辅臣传》已经获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正式立项。希望未来中俄
专家学者开展国际合作，深入挖掘整理任辅臣在俄罗斯的档案资料，通过一手
资料还原这段红色历史。”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许晓敏说。
刊于《参考消息》2021年5月27日第10版
编辑：张伊宇
责任编辑:徐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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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二
从奴隶社会的运行机制看中国奴隶社会问题
徐义华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
立后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的历史分期问题中，最重要的研究是讨论奴
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点，奴隶社会的性质与特点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
在关于奴隶社会的讨论中，各家依据的史料和理论大致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大
相径庭，重要的原因是对概念和理论的阐释存在分歧，同时又过度依赖概念和
理论，而对欧洲和中国古代社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则较少，没有将奴隶现象
置于各自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从奴隶社会形成的大背景及其运行机制进
行研究，是认识中国奴隶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奴隶、奴隶制、奴隶社会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其中奴隶社会是最包含内容
最全面的概念，是在有财产化和工具化的奴隶并形成与奴隶相关的规范即奴隶
制的基础上而发展出的社会形态，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奴隶社会的运行机制。
一、奴隶社会的形成条件与运行机制
古代希腊和罗马是典型的奴隶社会，考察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认识和研
究奴隶社会的基础。通过对古代史料以及经典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大致总结
出希腊、罗马奴隶社会形成的条件、过程和机制。
奴隶社会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主要是持续稳定奴隶的来源、
畜养奴隶的产业条件和利益驱动、容纳奴隶的社会空间、奴隶社会运行的制度
与思想条件等四个方面。
形成和维持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条件是持续稳定的奴隶来源，奴隶的来源主
要有四个：一是战俘，二是罪犯，三是人口贸易，四是奴隶繁殖人口。最早的
奴隶是战俘，当战俘奴隶数量不断增加使用范围日益扩大，经过较长时期的发
展，逐渐成为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社会会形成明确的与奴隶相关的法律、
习俗等制度和观念，发展出成熟的包括奴隶在内的社会运行体系。当这一社会
体系形成后，社会管理其他边缘化人口时会参照奴隶进行管理，以获取最低的
社会运行成本，罪犯、无法偿还债务者、流亡者等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奴隶。
同时，为了补充奴隶，人口贸易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获取奴隶的方式。至于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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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成为奴隶，是基于奴隶的地位的传承性而来。由是形成战俘、罪犯、人口
贸易和奴隶繁殖的奴隶补充方式，使奴隶群体得以稳定存在和不断扩大，保证
了奴隶在社会中的稳定存在。
形成和维持奴隶社会的第二个条件是畜养奴隶的产业条件。奴隶存在的产
业条件首先是这种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社会自身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采
取输入奴隶的方式解决；其次，古代社会生产效率较低，个人自身消费与其所
能生产的财富之间差距不大。所以保留大量奴隶用于生产的前提，是有生产效
率较高的产业，使用奴隶劳动会产生大量剩余价值，使奴隶主有利可图。如无
以上两项，奴隶就会缺乏存在的产业空间。
形成和维持奴隶社会的第三个条件是容纳奴隶的社会组织空间。奴隶被视
为财产和工具，但奴隶本质上是人，如何把本质是人的奴隶边缘化为财产和工
具，形成既保留奴隶人的本质又承认奴隶是产和工具的社会组织模式，把奴隶
真正融入到人群中去并方便地进行管理，是奴隶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形成和维持奴隶社会的第四个条件是与奴隶社会运行相适应的制度与思想。
从前面关于奴隶来源的论述我们知道，最早的奴隶是战俘，其出现是以暴力和
战争为基础的。容许失去了反抗能力和战斗意志的失败者在现有社会体系中作
为劳动力生存，而把他们的敌人身份保留下来，就成为奴隶。这种敌人身份使
其无法真正容入社会，其作为人的属性不断弱化，而劳动力的属性却不断强化，
最终通过法律确定下来，形成制度规定下的财产和工具。而奴隶的长期存在，
奴隶融入到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成为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结构性的存在，于
是逐渐形成了与之匹配的法律、风习和意识形态。
以上四个方面是奴隶社会形成和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奴隶社会运行的机
制需求。
二、古希腊与罗马的奴隶社会
在认识奴隶社会形成条件和运行机制之后，我们先看古希腊与罗马的情况。
首先，从奴隶来源来看，古希腊和罗马有持续稳定获取战俘奴隶的环境。
希腊是一个城邦林立的社会，不同城邦间的冲突和战争经常发生，希腊殖民者
的对外开拓也导致与土著居民的经常性冲突，这使希腊社会拥有稳定的战俘来
源，可以不断补充奴隶。罗马是一个扩张型的帝国，长期处于战争之中，可以
获取大量战俘。当奴隶长期存在并介入生产和生活，最终成为社会构成中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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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性因素，促使整个社会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运行模式，罪犯、债务人和流亡者
也参照奴隶方式管理，人口市场也建立起来。四种奴隶获取方式有机结合，形
成完善的奴隶补充机制，为奴隶社会奠定了基础。
其次，古希腊和罗马具有蓄养奴隶的产业结构，这一产业结构以农业为基
础的同时拥有发达的工商业。希腊和罗马都具有农业和工商业相结合的经济结
构，尤其是工商业发达，如希腊的矿业、手工业和贸易非常发达，发展出完善
的货币体系，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货币兑换的商人；罗马有发达的矿业、手工
业，同时不断兴建剧场、水利设施、道路等大型公共工程，商业也十分发达，
许多城市开始出现专门经营货币和信贷的商号。稳定的农业和发达工商业，为
奴隶社会提供了产业空间，农业社会可以形成稳定的人群关系，把外来人口置
于稳定的社群关系和管理之下；发达的工商业一方面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吸
收奴隶加入生产，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利润，使奴隶生产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
为蓄养奴隶提供了动力。所以，希腊和罗马最终进入奴隶社会。
第三，古希腊和罗马拥有容纳奴隶的社会空间。希腊和罗马都实行公民制，
通过法律构建起差异化社会组织模式，这种差异化社会组织模式中，一方面是
纵向的等级化的人群划分方式，由贵族、平民、奴隶构成；另一方面是横向的
内外有别的人群划分方式，由公民、本邦人、异邦人、奴隶构成。同时在行政
管理上，以地域的方式管理社会成员，社会原有的血缘属性被大大降低。这种
差异化的社会组织模式，既能保留奴隶的异己属性，又会持续不断地强化奴隶
的物化身份，为容纳奴隶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空间，为进入奴隶社会提供了条件。
第四，古希腊和罗马在长期使用奴隶劳动和服务的过程，发展出了与之相
适应的思想、制度、风俗与意识形态。
首先，是把奴隶物化的思想，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
工具是无生命的奴隶”，古罗马人也类似的观念，如瓦罗在《论农业》中把农
具分三种，即“能说话的农具”、“只能发声的农具”和“无声的农具”分别
指奴隶、牲畜和农业工具；其次，是形成了较完备的规范奴隶地位与行为的法
律体系，一方面对奴隶的财产属性加以明确，保证奴隶主的权益，另一方面对
奴隶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确保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如罗马法律明确称奴隶
在法律上是“可以买卖的东西”，同时“禁止主人杀害奴隶，并指令，其该杀
者，应由法庭判决。”更重要的是，随着奴隶深入生活各个方面，奴隶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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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的关系成为重要的思考内容，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一
个完整的家庭由奴隶和自由人……家庭最基本、最主要、最单纯的要素就主奴、
夫妻以及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将主奴关系作为家庭中的基本因素说明奴隶
已经深入所有社会成员的意识之中。
这种关于奴隶的思想、制度与意识，既是奴隶社会形成的前提，也是维持
奴隶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古希腊和罗马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所以进入了
典型的奴隶社会。
三、中国古代的奴隶与社会
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与古希腊和罗马不同，虽然有奴隶而
且也形成一定的相关规范，但没有进入奴隶社会。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的奴隶来源不具备持续性和稳定性.
中国奴隶的来源同样也主要是战俘、罪徒、买卖人口和奴隶繁殖人口，但
这四者都不具备持续性和稳定性，尤其是没有形成互相补充的奴隶供应机制，
无法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奴隶。
战争中的罪犯会转化为奴隶，如《尚书·牧誓》中有“弗迓克奔，以役西
土”，即是周武王要求周军士兵不杀投降者，而将其作为在周人故地服役的奴
隶。《墨子·天志下》谓：“民之格者则劲拔（杀）之，不格者则系操（纍）
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也是将战争的战俘转化为奴隶。但从总体上而
言，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上没有长期持续的战争，战俘奴隶不充足。例如夏王朝
主要是通过治水这类大型公共工程实现群体重组和权力集中的，很快建立起以
中央承认地方原有势力而地方势力认同中央权威为主的内外服制，这种制度的
核心因素是天下共主观念，这一观念也为此后的商周王朝所继承。在天下共主
体制下，中央王朝不以实际的控制权为目的，而是注重各地名义上的服从和归
属，所以战争多集中于朝代更替之际，朝代更替一旦完成，即进入相对的稳定
期。虽然也时常发生战争，但都是局部的间歇性的，没有长期的征服。所以，
战俘是短时期内出现的，很难长期持续地获取奴隶。战俘奴隶供应的这种间歇
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奴隶群体的稳定性和常态化很难维持。
中国古代，更多的奴隶是罪犯转化而来，如《尚书·甘誓》有“弗用命，
戮于社。予则孥戮女”，“孥戮者，戮之为奴也”，即将其变为奴隶，《周
礼·秋官·司厉》更说“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也是将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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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转化为奴隶，这是奴隶最常见的来源。与西方社会中奴隶地位基本维持稳定
的情况不同，中国古代有一个明显的罪隶公职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
个方面完成，一是罪隶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参与公共权力；二是早期国家采取了
工商食官制度，把罪隶吸收入国家体制。在中国早期社会中，人口大多束缚在
血缘宗族之下，能够用于公共事务的人力不足，所以大量使用战俘、罪犯参与
社会公共事务。利用法律从宗族中剥夺人口以扩大国家控制的人力甚至成为某
些时候常规的手段，这些被剥夺出来的人口被引入到国家公共事务领域，以扩
大国家的控制力，例如商纣王即“不率迪典”（《尚书·西伯勘黎》）、“重
刑辟”（《史记·殷本纪》），把大批人口沦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罪隶，利用其
中部分人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周武王在《牧誓》中指责纣王“乃惟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尚书·立政》也称：“其
在受（纣）德昏德，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周代也是如此，《礼记·礼
运》说：“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参与国家和宗族公共事务者称臣或
仆，臣或仆原本都是奴隶类人员的称呼，这里用来指称公职人员，而“臣”这
一称呼更是为后世公职人员所沿用。这种使用罪隶参与国家事务的方式是常态
化的，《周礼·秋官·司隶》说：“罪隶掌役百官府，与凡有守者，掌使令之
小事。”罪隶的公职化，使其拥有了上升空间，从人群到等级都不再具有持久
性和稳定性。
买卖人口也是奴隶的一个来源，如《周礼·地官》中有质人，质人负责管
理市场，“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其中“人
民”与货贿、牛马、兵器、车辇、珍异等并列，成为市场上贸易的内容，西周
《曶鼎》铭文中则有用“匹马束丝”换取五名仆役的记载。但中国的人口买卖，
一直以济荒就食为主，没有形成常规的人口买卖市场，无法成为稳定的奴隶来
源。
其次，中国历史早期缺乏适合蓄奴的产业结构。中国早期社会的产业以农
业为主，农业生产的收益本身即比较低，生产者能够生产的剩余价值较少；另
外农业生产只有在特殊的耕播、收获节点才会出现劳力不足，其他时间不需要
额外的劳动力，多余的人口在农闲时候如漫长的冬季甚至是纯消费者，这就使
得蓄养奴隶无利可图。至于有劳动力需求并有较高利润的工商业，则因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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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可以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获取劳动力，也无法形成稳定的
奴隶容留经济结构。
第三，从社会组织形式看，中国早期社会以血缘方式组织社会，缺乏容纳
奴隶的空间。中国早期社会中，血缘组织是基本的人群组织形式，尤其是西周
时期，通过分封制把王室子弟直接转化成诸侯，血缘亲疏转变为政治等级，同
时又通过姻亲制，与异姓诸侯结成婚姻关系，使天下皆成“父兄甥舅”之国，
整个国家的运行都带有明显的血缘属性。血缘组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闭
合性，很难将奴隶纳入其中。最有可能发展为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恰恰是
血缘组织最严密的时期，无法为奴隶提供足够的社会空间。
第四；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与奴隶群体相应的制度、法律和思想意识。中
国古代曾经有奴隶，也出现了一些与奴隶相关的规定，例如《唐律疏议》就明
确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但是，中国长期以血缘关系组织人群，血缘原
则与伦理规则是最基本的观念，而血缘原则和伦理规则暗含社会成员的平等要
求，使奴隶很难完全被物化。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群体和奴隶从事的事务
极不稳定，无法通过存在的持续性引起社会关注；奴隶的数量和使用领域也有
限，其作用和影响也无法深入社会意识之中。社会意识和文化无法为奴隶社会
的形成和运行提供思想支持。
四、小结
希腊和罗马具有稳定的奴隶来源，有适合使用奴隶劳动的产业结构和可以
容纳奴隶的社会组织模式，奴隶成为整个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结构性部分，如
果没有奴隶，整个社会运行模式将完全改变。奴隶数量宠大且长期存在并深入
到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因之形成了相匹配的制度、观念和文化。由于与奴隶
相关的规范十分成熟，所以很多时候对于罪犯、无法偿还债务者等社会成员，
会参照适用奴隶的规则管理或直接转化为奴隶。
中国古代缺乏稳定的奴隶来源，也没有适合使用奴隶的产业结构，以血缘
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无法为奴隶提供足够的空间，奴隶只是整个
社会运行的功能性甚至只是补充性存在，即使没有奴隶，整个社会运转也如常
进行。也没有形成与奴隶相关的完善规范，对于社会上的流亡人员、无法偿还
债务者等社会成员，会参照犯罪的律条进行处罚。
( 责任编辑: 张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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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三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
的制定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随着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底提出
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现对农
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提出，标志
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行，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
在一个从前者转入后者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既有
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在过渡时
期，要使多种经济成分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
础，就要建立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同时，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
要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具体过程。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
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提出了要使中国
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七届二中全会还规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根据中共
的政治主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
“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是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仍
然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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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历
史的发展也把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到了我党面前。这就是：第一，
从生产力方面分析，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工农业生产虽然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
高水平，但是我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比当时苏联以及
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而且许多重工业部门，也没有建立起来。要改变这种
落后状况，就要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从生产关系方面分析，在建国头三年，我们党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采取限制政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十分尖锐，
在斗争中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落后的一面。这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历史地提到着手解决的日程上来了。
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设想。1953年6月1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时，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条总路线。后经财经工作会议和党内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12月，
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由党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4
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制定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主要是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
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改造，可以用剥夺的办法把它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而剥
夺的方法又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没收，像原苏联那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
无偿地没收；另一种是赎买，采取有偿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我国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采取赎买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部长率领到武汉、南京、上
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
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在
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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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
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
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
李维汉的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
给李维汉，表示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
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有关负责人，还有十个大
城市的中共市委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会上发表了重
要讲话并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会上，毛泽东指定李维汉
为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李维汉的报告起草出来
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确定为利用、限制、
改造的方针。
这样，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
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起来了。
来源：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 (责编：石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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