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间谍软件CEO称:我们看不见客户在监视谁也没有终止开关

2025年1月31日，几十部欧洲手机同时弹出一条WhatsApp通知：你的设备遭到Paragon公司Graphite间谍软件的攻击，不到一周，Paragon切断了与意大利两家情报机构的合同。

一年后，CEO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在一次罕见的坦诚专访里给出了让人错愕的答案：根本没查是谁在用他们的间谍软件，也没打算查。因为从技术上讲，这家公司压根看不见客户拿它的工具瞄准了谁。

Paragon高管头一回公开详谈这家神秘公司，合并后的公司REDLattice，其创始人约翰·艾尔斯（John Ayers）在采访前的邮件里写道，他们不追求一篇好评，“如果诚实的评价依然是灾难性的，我们也准备好面对这样的对话”。对话结束后你会发现，诚实的评价确实相当扎心，只是扎心的方式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

间谍软件（spyware）是个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行当，而Paragon Solutions长期把自己包装成行业里难得的“好人”：绝不把移动间谍软件卖给威权政权，绝不卖给R权记录糟糕的国家；一旦发现客户拿它对付记者、Y见人士或其他非正当目标，立即断约。

这门生意的反面教材早就有了。2021年11月，美国商务部把以色列的NSO Group和Candiru拉进实体清单（Entity List），理由是证据显示它们向外国政府提供间谍软件，被用来盯梢政府官员、记者、企业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使馆工作人员。NSO的旗舰产品Pegasus最标志性的一桩丑闻，与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之死绑在一起：这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2018年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据报道他的未婚妻和身边密友的手机随后被证实遭到Pegasus监控。而《华盛顿邮报》更早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方面2018年就批准了向沙特出售Pegasus，诉讼文件援引的交易额约5500万美元，用途是监控王室眼中的“敌人”。

Paragon想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家公司2019年由以色列国防军8200部队（Unit 8200）前指挥官、准将埃胡德·施内奥尔松（Ehud Schneorson）联手三位8200老兵创立，联合创始人名单里还有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8200部队是以色列军方的信号情报王牌，走出过无数网络安全创业者。

时间来到2024年12月，美国私募股权公司AE Industrial Partners以9亿美元收购Paragon（另有报道称基础对价5亿美元，达成业绩目标后总价升至9亿），并与同属AE的REDLattice合并。REDLattice是一家美国的进攻性网络公司，2026年9月底刚刚宣布了上市计划。合并后执掌两家公司的新CEO，就是博伊德。

2025年1月底，WhatsApp披露一起间谍软件攻击：Graphite感染了20多个国家的60多名用户，其中包括记者和公民社会成员，按WhatsApp方面的说法人数接近百人；意大利政府随后确认，至少7部意大利手机中招。

意大利政府第一时间否认滥用，说一切依法依规，还威胁要起诉造谣者，同时启动国家网络安全局调查。这里有个值得记住的细节：意大利与Paragon有两份合同，分别供对内的国内情报局AISI和对外的对外情报局AISE使用。

Paragon起初拒绝评论，还据说考虑对WhatsApp采取法律行动，因为后者已经发来停止侵害函（cease-and-desist letter）。可仅仅一周之后，两份合同全部取消，一夜切割，干脆利落！

外界把这理解为“查证属实、果断切割”。真正的剧情却是：没有调查，也没有兴趣调查。意大利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后来认定，情报机构没有针对记者；不过报告也确认，AISI和AISE确实用Graphite监控过一些援助难民的活动人士，坎切拉托的指控则被搁置。有意思的是，Paragon曾主动向意方提供一套验证方法，可以检查记者的号码有没有出现在Graphite的瞄准数据库里，结果被意大利政府拒绝。据报道，意大利后来把Paragon换成了本国公司NEGG。

博伊德在专访里说得直白：公司“开除”意大利，是因为“从风险角度看，维持这段关系不值得”。终止两份合同损失了“七位数”的收入，以色列媒体估算这两份合同价值数千万美元。更耐人寻味的是他接下来的承认：Paragon没有跟进WhatsApp和Citizen Lab去获取滥用细节，也没有评估WhatsApp点名的其他国家是否也该断约，一个都没问。

以下为单方面说辞：

Paragon没有任何技术手段知道客户有没有滥用软件，因为它看不到客户瞄准了谁、从目标设备里提取了什么数据。滥用暴露的途径只有两条：客户自己承认，或者第三方揭发。博伊德甚至说，WhatsApp和Citizen Lab去年曝光涉嫌滥用，反而帮了公司大忙。

部分系统上客户可以自行开启日志（logging），但Paragon无权读取，也不想要读取权限。按博伊德的设想，政府监督机构可以调日志查滥用，意大利议会委员会确实这么干过。可问题来了：如果政府调查员自己在日志里发现了滥用，然后撒谎掩盖呢？

博伊德把这层“看不到”包装成卖点：要是公司能看见客户的敏感瞄准信息，就没人会买他们的产品了。他的原话是，隐私与安全之间要找平衡，还得确保客户规范使用工具，“我认为我们落在了最佳平衡点上”。

Paragon没有终止开关（kill switch），发现滥用时能做的只有两件事：切断客户的24小时技术支持，停发系统“更新”。博伊德不肯透露更新的具体内容，只说更新频繁且是软件运行的命脉，一旦停发，整个系统大约12小时后失效，“东西散架得非常快”。换句话说，所谓断供更像是让系统自然饿死，而不是一键关停。

拿业内标杆对比一下更有意思。NSO Group这几年在批评声中开始发布透明度报告（transparency report），承认自己也看不到客户瞄准了谁，但声称握有两张牌：一是kill switch，滥用指控一出就能冻结客户的访问权限；二是系统保留“防篡改”日志，合同要求客户在出现滥用指控时把日志交给NSO，否则“立即暂停”。也就是说，这家被Paragon当作反面教材、被舆论钉在耻辱柱上的公司，在问责机制上反而比Paragon多两道锁，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

黑鸟觉得，这等于承认Paragon的监督更少、透明度更低、针对滥用的合同保护更弱，“Paragon这些年来给自己画的画像，恰恰全是反的。CEO承认客户不会容忍监督，这是一种难得的诚实：问责不利于生意。这也在告诉立法者和监管机构，间谍软件行业不能指望自律”。

斯科特-雷尔顿还点出一层讽刺：Paragon一边积极隐藏自己软件的踪迹，阻止包括潜在滥用在内的一切被发现，一边指望外部机构替它抓滥用。“我们能发现的只是极小、极小的一个子集，感染的真实总数永远比这大得多。这些公司花几百万美元，就是为了躲开我们。”

进入技术环节。Graphite是Paragon唯一被公开确认过的产品名，有意思的是，博伊德连这个名字都不肯确认，也不肯说合并后的公司到底有几个产品，只透露收购前Paragon的产品不到5个，现在合在一起5到10个。

从WhatsApp和Citizen Lab的报告看，Graphite的看家本领是提取聊天应用里的通讯内容，尤其是WhatsApp、Signal这类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应用。什么概念？理论上，端到端加密意味着消息只有收发双方能看懂，运营商、服务器、黑客谁都插不进去。但加密保护的是“在路上”的消息，挡不住“端点”上的窃听：间谍软件直接驻扎在你的手机里，消息被解密的那一瞬间、显示在屏幕上的那一瞬间，它就在旁边看着。

这跟Pegasus的路数不一样。Pegasus堪称全设备监控：通讯录、短信、邮件、照片、日历、通话记录、浏览历史都能扒走，还能偷偷激活麦克风和摄像头，把手机变成移动窃听器。网络安全记者金·泽特（Kim Zetter）分析过一份泄露的NSO宣传册：Pegasus可以设置成只针对特定联系人、特定地点触发记录；数据用AES-128加密压缩后，经由全球多个匿名节点，回传到客户自建的指挥控制服务器；软件驻留在系统内核层，宣传册自称“杀毒软件无法追踪”，卸载后“不留任何痕迹”，还自带远程自毁机制。感染方式有三种：物理接触安装（五分钟内搞定）、钓鱼链接诱导点击，以及最阴险的零点击（zero-click）植入，比如通过一条用户完全看不见的静默iMessage完成。

据报道，Graphite的能力可以通过模块（modules）扩展，完整功能集至今没有公开；有报道称它偏重通话录音和文档获取。可以确认的是，WhatsApp和Citizen Lab都指出Graphite使用零点击零日漏洞（zero-click zero-day exploit）感染手机，用户全程无感知。

解释一下这两个术语。零点击，指攻击不需要受害者点任何东西：不点链接、不下载附件，利用聊天应用在后台处理消息时的漏洞直接完成植入。零日漏洞（zero-day），指软件厂商还不知道、来不及打补丁的安全漏洞，从漏洞暴露到被利用，预警时间是“零天”。这类漏洞在地下市场能卖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完全是硬通货！

博伊德不愿透露Paragon和REDLattice是自己挖掘零日漏洞、编写利用程序，还是从外部采购，只说两家都养着“相当可观”的研发团队；REDLattice官网写着公司拥有200多名“漏洞研究专家”（vulnerability research experts）。

还有几个产品细节值得记下：有些产品做“超视距”（over-the-horizon）数据收集，也就是远程入侵设备与系统；有些则需要物理接触目标设备。公司还为部分客户构建定制方案（bespoke solutions），某些合同甚至提供拥有“适当安全许可”的人员去执行“各种”任务，博伊德不肯细说是什么任务，只强调公司不为客户实施进攻性行动，只提供硬件和软件。

他也不喜欢“spyware”这个称呼，坚称自家工具是“防御性”的，广义上帮助防御国家安全威胁和刑事犯罪。可事实上，这些工具的设计用途是监控、谍报，甚至可能包括破坏性网络行动，这跟“防御”两个字是不是相去甚远？

既然技术上看不见，Paragon的整套治理就压在两样东西上：事前审查客户，事后合同威慑。

事前，由博伊德和其他董事会成员坐镇的内部风险委员会，用一套标准给潜在客户和客户所在国打分：政治与政府稳定性、人权记录、腐败指数评级、法律体系的强度、客户过去遵守本国法律的记录。他说他们的姿态是宁可错杀，倾向拒绝多于批准。目前获批名单上有20到30个国家，实际客户超过100个，分布在23个国家；博伊德上任CEO一年里拒掉了一批国家，他不肯说是哪些。有人嫌他们太保守，他的回答是宁愿在收入上挨一拳，也别在长远里栽跟头。

只卖给美国及其精选盟友，注意，盟友不一定是民主国家；只卖国家级实体，不卖地方政府和警察。沙特是盟友，不卖；连马杜罗已经下台的委内瑞拉也不卖，理由是“太多混乱”；整个中东都没有商业关系。据说卡舒吉案后，以色列政府曾建议Paragon接手NSO在沙特的合同，被Paragon拒绝了。博伊德的意思是：国家层面跟沙特保持紧密关系有国家安全上的必要性，但这“不等于一家私营公司要跟他们做生意……原因你大概都懂”。

可另一边，这家公司2023年在新加坡签下了据称数千万美元的合同。新加坡确实是选举制民主政体，同时对言论自由、媒体独立性和人权施加着不小的限制。审查标准是不是一把双刃剑？见仁见智。

博伊德给这套流程的胜率是：一百次里能挡住九十九次，剩下那一次，靠合同和零容忍政策兜底。合同明确禁止把工具用于记者、公民社会成员、反对派政客，以及任何不属于正当情报或刑事调查目标的人。

还有一道硬防线：卖给非美客户的系统里嵌着一个阻断模块，禁止瞄准任何美国号码，也就是所有需要拨+1国家代码的号码。美国执法机构拿着法院搜查令，可以申请解除这个限制。

那如果美国客户自己当二道贩子，把工具借给没获批的国家用呢？历史上真有类似先例：据报道，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CIA曾购买NSO的Pegasus提供给一个东非国家使用。博伊德坚持这种事在Paragon不会发生：“我们知道系统装在哪里，因为是我们帮客户安装、给客户培训的。如果系统没装在他们声称的地方，我们会知道。”那如果客户用自己的基础设施、替另一个未获批国家操刀监控呢？他说也能察觉，因为多数客户的背景跟Paragon和REDLattice的员工相似，都出自情报、军队或执法系统，双方关系紧密，客户要是不对劲，他会有一种“第六感”。神不神奇不好说，但他就是这么讲的。

这套说辞有没有说服力，取决于你怎么看一个事实：Paragon开业至今只出过一次滥用指控，博伊德认为这恰恰证明审查模式有效。批评者的看法正好相反：发现滥用的概率本来就极低，尤其当这家公司处心积虑确保间谍软件不易被检测的时候。

Paragon为什么需要一位美国买家？把时间线倒回2021年：NSO和Candiru被美国商务部拉黑，以色列国防部把网络产品出口名单从102个国家砍到37个，沙特、阿联酋、摩洛哥、墨西哥全部出局。一年多后，拜登政府和国会立下规矩，让美国政府难以采购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或可能被外国政府滥用的外国商业间谍软件。

据报道，Paragon当时已经跟美国缉毒局（DEA）签了合同，在境外打击毒品贩运，但博伊德承认，除此之外公司在美国市场“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于是，找美国买家成了破局点：2024年12月AE收购完成后，“所有人都开始跟我们谈”，Paragon随即着手招聘150名新员工，这画风跟之前的处处碰壁简直判若云泥！

REDLattice创始人艾尔斯在给媒体的邮件里说，收购前REDLattice和AE与美及盟国政府谈了两年多，“没有得到他们的点头，我们绝不行动”；博伊德补充说，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附加任何条件或治理要求。“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正式说‘我们批准这次收购’，但他们对此没有任何不适……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我们大概就不会走这一步了。”

结果，是一家纸面上美国、实际上以色列的公司：Paragon保留名字和以色列办公室，600多名员工在那里；它连个能打开的官网都没有，而REDLattice的官网目前也绝口不提Paragon。任何Paragon打造的产品出口海外，仍需以色列政府颁发许可；REDLattice自产的产品卖给非美客户时，则受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管辖。

所谓收购，本质上是绕过“外国所有权”护栏的一条侧门。有趣的是，不到一年，这套打法就被同行抄了作业：一家美国投资集团取得NSO的控股权，任命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驻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为执行董事长；Candiru则被美国的Integrity Partners收购（据Calcalist报道，交易最高3000万美元，公司被重组进不受制裁约束的新实体）。现在，三家当年同被点名批评的公司挤在同一条赛道上，抢美国政府的合同。行业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个趋势：2025年有报告警告，美国已成为商业间谍软件产业最大的投资方。

博伊德本人的履历就是一张美国政府关系网：军事情报官出身，当过国务院外交官，2023年退休前是CIA网络情报中心（Center for Cyber Intelligence）主任。收购完成8个月后，他成为两家公司的CEO。

2024年收购前夕，Paragon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局（HSI）签了一份2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摧毁外国恐怖组织的行动、打击芬太尼贩运。这份合同先是被暂停，审查它是否符合2023年那道行政令，也就是禁止美国政府使用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或可能被外国政府滥用的商业间谍软件；2025年秋，合同被特朗普政府重启。2026年4月，ICE代理局长托德·莱昂斯（Todd Lyons）在给国会议员的回信里首次确认HSI正在使用Graphite，并认证这种使用不构成重大安全或反情报风险。电子前哨基金会（EFF）和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的专家对此表达了担忧：一个能拦截加密通信的工具，不该在缺乏司法审查的情况下用于美国国内。

REDLattice则长期持有美国空军的合同。公共数据库里暂时查不到其他美国政府合同，机密合同本来也不会公开，但博伊德把话说得很明白：公司特别看中五角大楼和CIA的生意。“国家安全体系里有些办公室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需要我们的产品。我认为那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

更大的风向标，是特朗普政府2026年8月签署的总统备忘录：建立一套由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共同监督的机制，授权经过审查的美国私营公司，对跨国网络犯罪组织实施网络监视行动（Cyber Surveillance Operations）和网络效果行动（Cyber Effects Operations），参与公司要缴100万美元保证金并接受年度评估。博伊德说，REDLattice会去竞标这类合同。

至于美国客户自己被指控滥用怎么办，博伊德的回答是：监察长或国会委员会大概率会介入调查，如果拿到确凿证据，国会或公司会采取行动。可这个回答绕不开一个尴尬的对照：按照Paragon那套审查标准，政治稳定性、人权记录、腐败指数、法治水平，换成给美国政府自己打分，它能过审吗？这个问题没人敢接，可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把所有碎片拼起来，这篇稿子想讲的其实不是一个坏公司作恶的故事，而是一个更普遍的结构性问题。

平心而论，Paragon确实比很多同行克制：拒绝了沙特，拒绝了委内瑞拉，撤出了意大利，宁可让收入结结实实挨上一拳。但它在问责机制上，反而比被它鄙夷的NSO更弱：没有kill switch，不看日志，不发透明度报告，对客户瞄准了谁一无所知。它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客户审查加合同条款足以兜底，市场声誉足以自律。

可斯科特-雷尔顿的结论恰好相反：间谍软件行业的自我监管不可信。一家公司越是擅长隐藏自己的工具，就越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发现滥用；发现滥用的任务被默认甩给外部研究者，而研究者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怀登说得直白：刻意保持“不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