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具已经太久,这次别跟AI争

今年以来，AI给人带来两种强烈感受。

一方面是FOMO（错失恐惧症）式的焦虑，新模型、新产品接连涌现，隔几天就有重磅进展：AI能自主操作电脑、完成复杂编程、生成逼真音视频，智能体也开始落地企业，像飞速成长的婴儿，变化日新月异。

另一方面是FOMO催生的信息疲劳：迭代太快，海量信息让人难辨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趋势，哪些只是转瞬即逝的热点。但人们又无法完全忽视它——AI不只是新技术，更可能重塑每一个人的未来与整个社会形态。

过去清晰的人生上升路径正在失效：读书、掌握专业技能、深耕行业积累经验，这套曾让普通人稳步进阶的逻辑，在AI面前突然变得不确定。多年习得的知识、沉淀的行业经验，都不再像从前那样具备稀缺性。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酝酿，耶鲁大学教授马松在《后知识社会》中，将其定义为从“知识社会”向“后知识社会”的转型。

《后知识社会》马松 著

他把AI置于两条历史线索中观察：知识史上，从文字、印刷术到互联网，人类始终需要作为“知识容器”去承接和运用知识；技术史上，工具先后放大了人的体力、拓展了移动能力，而AI首次开始外化人的部分认知能力。

AI的特殊性就在于两条线索的交汇：机器不再只是存储传播知识，更能理解、串联并使用知识，实现“知识的工业化复制”。

这直接动摇了现代社会的运行基础——过去教育、职业体系和企业组织，都建立在“人需要长期积累知识经验换取社会位置”的前提上。如今知识可被机器低成本大规模复用，旧逻辑开始松动，新社会形态尚未成型，这正是“后知识社会”的当下状态。

比起预测模型的下一个能力突破，马松更关注AI带来的社会重构：教育该如何转向？年轻人该如何获取经验？组织、工作和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AI不会自动带来更好的社会，新生产力的分配、转型中的个体保障，最终都取决于人的选择。

以下是南风窗与马松的对话。

南风窗：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AI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变化，以至于有必要为此写一本书？

马松：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过去12个月到18个月，AI对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都越来越大。我在学校讲课，接触校友、学生、做教育和企业工作的朋友，以及正在找工作的往届学生。他们开始问：“我现在上学还有没有用”“我的公司怎么办”“应不应该拥抱AI”“上课应该用AI还是不用AI”……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涌来。

这让我觉得，写这样一本书可能有价值。很多关于AI的书和内容都在预测未来，但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说得如此绝对。面对不确定性，大家想要解决方案，却又不相信任何方案，有一种“我愿意听你讲，但我也不信你讲”的感觉。

与其给出坚定的判断，不如提供一种思考方式。我认为，通过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有些道理是不会变的，比如分配的原则、教育的功能，以及稀缺性是分配的一个原则。我希望用一个相对不变的分析框架，结合目前已有的AI信息进行推演，让大家看到未来可能如何发展，也在心态上做好准备。

《绝望写手 第五季》剧照

南风窗：为什么选择从知识的角度来写一本关于AI的书？“AI是知识的工业化复制”，这个观点是怎么形成的？

马松：直到去年年终，我才想清楚AI的本质：知识的工业化复制。想通之后，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先从知识讲起，再从工业化展开。AI通过工业化的手段，对知识进行了一次革命，这是两条线的交织。

技术哲学家提出过一个假说，叫“器官投影说”：人一直希望把自己的能力外化并复制，这是推动技术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蒸汽机复制人的体力，力量更大，也不会疲劳；汽车通过内燃机复制人的移动能力；互联网则大规模复制了人说话、互相沟通的能力。从技术哲学或技术史来看，技术革命以复制人的能力为基本原理。

我们担心AI的影响，在于它可以把以前非常稀缺的能力给所有人。从知识的角度，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上学还有没有用？现在学的东西还有没有用？接下来应该学什么？为什么以前学的东西似乎没有价值了，AI比我做得还好？我们担心的，是长期积累的知识不再被社会认可，也不再有议价权。

《机器人管家》剧照

南风窗：你把AI描述为知识革命与技术革命的交汇。回到历史上，这两种革命分别改变了什么？为什么它们会在AI这里发生交汇？

马松：知识革命改变的是知识存在和交流的方式。我在书中主要讲了三次知识革命，它们的方向一致：让知识能够外化，并且大量地外化。

第一次是语言和文字的革命。最早，知识主要以经验的形式存在，通过手把手的方式传授。后来有了口语文化，人们通过史诗、故事记住和传授知识。再后来有了文字，知识可以被写下来、编成书，第一次从人的脑子里落到外部介质上。

第二次是复制革命。知识的复制需要合适的介质和技术。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大规模降低了书籍的制作成本，让知识进入寻常百姓家，也催生了更多知识和内容。不容易通过抄写流传的内容，有了印刷就更容易传播，带来了一次知识的爆炸。

第三次是传播革命。欧洲的通信和邮政让学者能够交流；科学期刊、同行评议等制度，让知识在更公开的体系里沟通；互联网进一步扩大了知识交流的范围。知识革命的路线，是先将知识外化，再让知识复制和碰撞。

但有一件事始终没变：人仍是知识的容器。知识革命让这个容器更容易扩大、更好用，是为人的学习服务的。

图源：Unsplash

技术革命的方向，则是用技术高效、低价地替代人的功能。蒸汽机复制人的体力，驱动火车、轮船和纺织机械，力量更大，也不受人的生物条件限制；汽车扩展人的移动能力，只要补充燃料，就可以继续运行。

这两条路线交汇，产生了AI。知识革命把知识外化，技术革命让这些知识和能力能够被机器复制，催生了现在的人工智能。

南风窗：《后知识社会》里的“后”是什么意思？它与知识社会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社会了吗？

马松：“后”代表我对社会最终形态的不确定，我也不觉得任何人能够确定。

197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奠定了知识社会研究的一个基调。当时仍处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最终形态难以确定，所以他用了“后工业社会”。

我把它叫作“后知识社会”，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叫它智能社会、人工智能社会，还是判断力社会、好奇心社会。我只知道，它一定与知识社会不同，是知识社会的下一步。现在还处在早期，最终形态不确定，所以只能叫“后知识社会”。

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稀缺资源。工业社会的稀缺资源主要是机器、蓝领劳动力；知识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创新能力和一些无形资产，主要由人承载。

到了后知识社会，知识和能力不完全由人承载，因为AI可以复制它们，稀缺性随之变化。每次社会转变，都伴随着某种生产资料的稀缺性和边际价值变化，进而带来社会结构变化。后知识社会也是如此，以往的人力资源、知识储备都受到了AI的冲击。

图源：图虫·创意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只脚迈进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进入。这本书写在转型的开头，是一种预测或展望。未来能走多远还不好说，但我认为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

一个标志是，企业开始把AI和智能体嵌入生产和工作，围绕AI调整组织，重新规划人力资源。无论是否已经部署，大家都有相关计划。AI从一种让人好奇、觉得好玩的技术，进入了生产落地的过程，社会开始接纳它了。

今年春天，我开了一门“走进硅谷”的课，带30多名耶鲁学生探访硅谷大大小小的AI企业。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已把AI智能体放进组织架构，让它们完成重要的工作环节。商业和教育开始把这些技术作为社会的底层技术使用和接纳，我们确实在向后知识社会迈进，很难想象这些企业还会把它拿掉。

南风窗：如果后知识社会的到来势不可挡，现在知识社会的架构中，哪些环节最容易受到冲击？

马松：首先是就业，对年轻人尤其残酷，因为他们还没有积累社会资源、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年轻人的就业一旦受到影响，接下来就会影响教育。

教育有高于技能本身的意义，比如修身、自我成长和社会生活。但进入大学、找到工作，也是教育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就业无法得到保障，教育就一定会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相关的章节里先谈教育。

《燕子不再归来》剧照

过去知识社会的成型，说到底是教育制度的成型促成的。我认为，知识社会的巅峰是过去50年，但成型可以追溯到200年前。普鲁士在被拿破仑打败后推行教育改革，其中有三点：所有人都要接受义务教育；成立师范院校；把知识传输工厂化。

所谓工厂化，就是设置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进行流水线式的教育、检测和分流。我在书中用了“知识容器”这个词：把人当作知识容器来建造，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安排和分流。

这套教育体系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后来美国、法国、英国，以及中国、苏联的学制，也沿用了这种方式。

知识需要通过教育传递，教育和知识社会有不可断裂的关系。后知识社会就需要新的教育，它会让过去的教育显得落后、不合时宜，也推动新的教育方式出现。这对学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小学生学习机器人编程/图源：图虫·创意

南风窗：教育的下一环节，就是就业。为什么你认为AI可能把就业推向大企业和个体、小团队这两端，形成“双峰结构”？这对普通白领意味着什么？

马松：“双峰结构”是我个人提出的猜想，有多准确还不好说，但它基于几个经济学道理。过去需要相对大的组织，是因为组织可以平摊成本，让大家互通有无、产生协同效应。你不会的事情，别人可以做。

有了AI，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超级个体：只要某一方面很强，其他方面在AI的帮助下不成为短板，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这时，组织太大反而会产生很高的成本，比如沟通成本。

一些配有会计和法务、规模在五六十人到一百人的中型企业，其中的小团队就可以独立出来，以个体或小而精的团队形式工作，形成小的那个峰。另一个峰是基础设施、电力、大模型和大型平台，个体和小组织无法承担，仍会维持很大的规模，甚至存在一定的垄断风险。这就是我猜想的“双峰结构”。

受到影响的是大量白领，如果想积极应对，就应该开始思考：如果作为独立个体工作，做一家“一人公司”，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就业方式，哪怕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可能性，现在尝试，最差也就是花掉一些时间；提前准备，说不定能在新的社会结构里获得先发优势。

《正常人》剧照

南风窗：这种工作方式会怎样改变企业原有的管理体系？你所说的“AI原生组织”有哪些特点？现有企业转向这种组织又有多难？

马松：过去150年来形成的管理体系会发生很大变化。从早期铁路公司，到福特、斯隆，管理科学逐渐诞生，企业的管理层级越来越复杂。

而未来的AI原生组织有几个特点：第一，AI必须成为信息节点和判断节点；第二，重新考虑人和AI之间的分权，哪些事情由AI做，哪些由人做；第三，要有足够强的灵活性。过去企业的设置以稳定性为主，要有冗余；今后则以灵活性为主，包括随时调整组织边界，以及组织自身的迭代。

这反而是管理科学的新机遇：过去主要是管人，现在要和机器一起做管理，信息、决策、责任、风险等都需要重新考虑。

社会跟随技术发展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因为人和社会都有很强的惯性。昨天在这里做这件事，明天还想继续，改变会让人痛苦。组织的变化也是如此。

南风窗：面对这次变革可能带来的挑战，个人、企业与社会应该如何应对？

马松：我讨论教育、工作和养老，是希望大家思考如何积极面对接下来的社会。比如学习，我讲了终身学习、因材施教；工作，我讲了“双峰结构”。大家可以开始想：如果作为独立个体工作，可以做什么，能做成什么？包括养老和人生轨迹，我希望用比较统一的逻辑来讨论，让愿意思考的读者有一个抓手。

企业层面，我最希望企业家能忘掉过去的成功。过去的成功经验在这个时候贬值得很快，如果想继续成功、有立足之地，就应该忘掉过去的成功。另外，转型中会有很多挑战，企业家是重要节点，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也很重要。

社会层面则是公平与效率的重新权衡，各个国家都需要做出选择。这次与过去几次技术革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政府有更强的能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经济学才刚刚开始，社会福利、劳动法和退休制度尚未建立，童工仍普遍存在。现在，我们积累了很多历史经验，也有更多手段。

图源：Unsplash

南风窗：如果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由AI完成，我们在新的时代应该依据什么来理解人的价值？

马松：这个问题有一个长回答，也有一个短回答。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人的价值和生产效率、能够创造的经济价值联系在一起。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必须创造财富、做一些工作，才能说自己有用。但这可能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如果社会政策做得好，AI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让我们不再需要担心贫穷、饥饿或产品生产不出来，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基本生活保障，那么人就可以有更多空间，追求精神的愉悦、生活的体验和精神的富足。这些可能成为新的价值维度。

这个问题本身，仍是在原来的范式下提出的。但在后知识社会，我们可能第一次有机会拓宽这个维度，探索人作为工具之外的价值。以前，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探索这部分价值，他们往往后来成为哲学家、艺术家。如果AI真的把社会推向每个人都富足的状态，我们也可以更多地追求这些价值。

《绝望写手 第五季》剧照

短回答仍在原来的框架里：哪些事情AI可能做不了，我们还能创造哪些经济价值？

我觉得，一个价值来源是发现人真正的需求。比如，我为什么能够成立“一人公司”？因为我通过对社会和他人需求的认知，通过同理心和观察，发现了更细分的需求。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认知，很可能仍是我们的价值来源，而且可能变得很重要，因为那时的人可能更多地追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但我更希望，我们从更多维度思考个人价值。创造经济价值当然重要，但可能不再是唯一的维度。

我们作为社会的工具已经太久了，现在终于有一个工具能够替代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和它争着当更好的工具？好比我们以前骑马或者跑步，现在来了一辆车，为什么还要问，在哪个赛道上能比汽车跑得更快？我们可以去干点别的。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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