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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管子传》，是他在宣统元年三月写成的一部传记，收在《饮冰室专集》里。全书六万余言，分章叙述管仲的时代、微时、相齐经过，以及他的法治、官僚、官制、教育、经济、军政、外交各项政策。梁启超自序说，他先后为荆公、商君作传，管子这一位“不可以无述”，于是写成此书。又说古代管子、商君，中世荆公，都是“欲求其匹俦而不可得”的人物，而商君、荆公为世所病，管子也毁誉纷纭，即誉之者也未必能传其真。这几句话，可以看作全书的出发点：他要替管子作一区别于旧说的“真传”。

例言里讲得明白：本书“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所以论述特详，并且“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梁启超是晚清今文家，又是介绍西学的健将，他讲管子，时时拿霍布士、斯密亚丹、克林威尔、俾斯麦来参照，把管子的“法治”比作立宪国家的法治精神，把管子的“轻重”之术比作国家调节金融、控制物价的政策，把“官山海”比作政府专卖，把“喷室之议”比作人民监督政府。这些比附在今天看来未必尽当，但在当时，确实是把《管子》从“废书”堆里提出来、赋予新意义的一种读法。

书中对管子的评价很高，说“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就是中国的管子。又说管子“以帝国主义为政略”，初返国时不以“小成小就”自安，而必以“霸王”为期；但“其目的在极大极远，而其手段在极小极近”，所以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说“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梁启超把这种“积极政策”与“消极政策”对举，认为大豪杰治国家没有不取积极政策的，但积极之中又须有次第，所以管子“骤合不行，民心乃外”，要先从事国民教育、造成舆论，然后举而措之。这些议论，与其说是注《管子》，不如说是借《管子》发挥他自己的政治见解。

书中篇幅最多、也最见梁启超用力的，是经济政策一部分。他分生产、均节消费、调剂分配、财政、国际经济几节，逐一疏解《轻重》诸篇，说管子“以一国为一经济单位，合君民上下皆为此经济单位中之一员”，又说管子“知货币之为物，凡以供交易之用，其数量不能太少而亦不能太多”，所以“先酌全国所需货币之多少，准其数而铸造之”。他承认“币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通用”，但“凡读史当论其世”，在古代信用机关、交通机关都未发达的时候，这种办法“实能适于其时代之要求”。这种既指出局限、又肯定时代价值的态度，比一味颂古要平实得多。至于盐铁专卖、轻重敛散、以商战弱人国诸条，梁启超都一一疏证，说“以二千年前之人，而知银行为匡济生民之要具，其识见之度越寻常，岂可思议耶”。语气之间，推崇备至。

书中也指出管子的不足。讲法治与君主一节，说管子只言君主“当奉法而不可废法”，却没有说出“由何道能使君主必奉法而勿废”，只靠“自禁”，所以“管子之法治所以美犹有憾也”。但接着又说，当代议制度未发明以前，“舍君主自禁外，更有何术以维持法制于不敝者”，这“岂是独为管子病也”。这种地方，能看出梁启超治史的分寸：不掩其所短，也不以今人之见苛责古人。

末章讲外交、军政，引《小匡》“作内政而寄军令”一段，说管子“以五家为轨”的组织，使“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养成一种“足以相死”的军国民精神，与希腊斯巴达、近世日本师团乡土编制相比较。最后总叙管子功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引孔子“如其仁”、太史公“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诸语，作结说“如管子者，可以光国史矣”。

这部书是梁启超晚年的著作，文体上仍带他特有的条畅与热情，但考订疏解之处，大体依据《管子》原文和旧注，间下己意，也偶有武断。读者若把它当作一部“以新眼光看旧人物”的传记来读，收获会比当作纯考据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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