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脑科学与教育学研究指出:留白能激活右脑,让我们有机会深度思考,而不是一味在时间中匆忙赶路。留白也是创造力、情绪调节、专注力与想象力的源泉。如果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主动“选择”,他们就难以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权威型教养模式提示我们,7岁以上的孩子需要逐步从父母那里获得主动权,去发展自我能动性——当然,这应当建立在6岁前家庭教养已立好规矩、守好父母权威的基础上。 传统学校最欠缺的正是“留白”,而这恰是我在教育中最大的坚持。 U型理论创始人奥托·夏莫曾说:“持续的专注,就是能沉浸在某件事中并坚持做下去,即便当下没有任何进展。这是一切深度学习和创造的根基,而今天的孩子正在失去这种能力。”没有留白的教育,很难孕育出独立的思想。-------------------------- 一个很值得正面思考的角度是:家庭教育才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学校扮演的是辅助和延伸的角色。上半句父母们都极其认同,而这下半句却让大部分父母难以接受。这里并非要否定学校的价值,而是重回尤里·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来看,家庭是离孩子最近、包裹最紧的环境,它的影响是至深的。卡尔·威特是一名德国牧师,他的核心理念就是孩子的教育90%靠家庭,学校只是次要,不迷信学校体制,而他的小儿子9岁懂6国语言,14岁获得哲学博士,16岁任法学教授,他也著有《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爱因斯坦小时候被学校评价“迟钝、笨”,父母坚持在家引导,达尔文的父亲在家支持他观察自然,以家庭引导为主。 家庭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模式,提供情绪模版,对人格和自我认知的主要建立来自于家庭,是非观,金钱观等核心观念来自于家庭,思维方式,沟通方式,人格模版等也是家庭影响最深,一个孩子人格的完整性需要在家庭环境中完成,不得不承认,学校更多提供的是教育金字塔的上层建筑。 相信这一点和一部分较为传统的父母在观点上会有一些冲击,但我的更多体会在于——大部分父母没有正面思考过这个问题,又因着学校学习的密度,以及父母自身的精力与时间最终将教育更多地交给了学校,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Marcus Raichle(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在2001年正式提出了默认网络模式DMN,解释了发呆、自省和放松为什么可以修复大脑,而这些都和心理韧性,情绪修复相关。应试教育偏重左脑训练,DMN被长期压抑,和右脑相关的灵性、艺术、感性、直觉、想象力和全局思维都被填满了的“具体目标”所压抑,孩子不会发呆(对,发呆还蛮重要的),不会无聊(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无聊很重要)。当感性变钝、灵性变弱时,孩子们所发展的理性,有时可能会不自觉地滑向一种‘工具性的理性’(更易量化、更具解题效率的理性)。这种理性擅长解决问题,本身是重要的能力,但如果成为唯一被认可的思维模式,就挺值得深思。而智慧,我相信它一定伴随着右脑的参与——对意义的追问,对美的共鸣,对整体的直觉,只有在与右脑的直觉、共情和全局观相合作时,才能升华为真正的智慧。 一些父母给孩子报兴趣班,尤其是艺术类和体育类,大多出于三种原因:培养一门兴趣爱好、为升学助力、借此开发综合能力。但有一个维度常常被忽略——随着任何一种学习,孩子接触到的不仅是技能,更是这背后的整个环境、理念和价值观。 分享一个我和孩子的亲身经历。
我家小朋友很有设计天份,擅长理性思维和空间想象,6岁就能徒手画出3D图形,例如一把立体的椅子。但他画面表达和想象力相对空洞——后来我理解到,这和他天生的“向外观察力”偏弱有关(他是严重的脸盲,对人脸几乎无感)。他6岁时接触了西方建筑学启蒙,从此迷上了画透视。而我因为身边有艺术家朋友,也开始慢慢了解西方绘画史和建筑史。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更深的差异,这个差异直接影响了我后来对老师的选择。
中国绘画有一个鲜明的传统,从唐宋到明清,主流一直擅长描绘“眼前景”——宏大、全景、远处观看。古代画家多为宫廷服务,画的是皇族的山河与生活,很少把目光投向普通个体的日常,对人性的描绘也相对匮乏。《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汴京街景,画中人物却是从远处看到的姿态,像无人机在高空俯瞰。我们没有《祈祷的手》那双布满皱纹的合十的手,没有《蒙娜丽莎》直视你的微笑,也没有《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种对人沉重命运的凝视。
理解了这个差异后,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给孩子找一位绘画老师,我首先要关注的不是老师的技法有多好,而是TA的绘画在传达什么理念?在这个基础之上,结合孩子的天赋以及短板,我对于为孩子祈祷一位合适的老师也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大部分父母都知道玩伴的重要性,但这里提出一个前瞻性的观点,一个人小时候玩伴数量和玩耍方式决定了孩子未来的心理宽度。国内发展心理学研究结论——玩伴数量正向预测儿童共情、包容性、多元视角,延续到成年;哈佛格兰特75年追踪,童年同伴数量以及同伴接纳度,显著预测成年后幸福感、人际质量和抑郁风险。并非越多越好,但是玩伴数量不足,往往会压缩成年后的心理宽度。同班同学一定程度上并不能算作玩伴,同班同学在很多时候,进行的是学校场景下有任务、有规则的‘结构化社交’,而自由社交,是孩子们在没有成人预设目标的情况下,自主发起、自主解决冲突、自由创造的互动,这种社交的深度和‘营养’是前者无法替代的,它是拓宽心理宽度的关键。 从前我觉得教育很难,现在依然觉得难,但此刻的“难”不在于控制与计划,不在于理性的数据和大量理论,而在于如何更多地看见父母自己的生命样式,保守一颗敬畏的心。所以,文章的最后不是要回答“我们还需要传统学校”吗?而是回归教育的本质。也许AI可能带来破局,我们常常无法使大船转向的原因是没有风来,AI是否可以把人从“低效的知识记忆”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那些AI无法替代、灵魂才能成就的部分,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