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 下载

      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 年全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 36.77 万，占全球病例的 42.5%，位列各种癌症新发患者数第 4 位、发病率位列第 5 位；2022 年因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 31.65 万，死亡人数和病死率均位列第 2 位；人群肝癌 5 年相对生存率为 14.4%，诊断时为中期和晚期比例达 50%以上[1-3]。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 ， HCC ）、 肝 内 胆 管 癌 （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cHCC-CCA）三种不同病理学类型，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病理组织学、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 HCC 占 80%、ICC 占14.9%[4]。本指南中的“肝癌”仅指 HCC。

      为推进我国肝癌诊疗规范化进程，原卫生部于 2011 年 10月首次发布《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 年版）》。随着医学实践与科研进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 2017 年、2019 年、2021年及 2023 年完成四轮系统性修订，形成《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 年版）》。该指南不仅系统整合了我国肝癌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经验与科研成果，更为规范临床实践、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患者生存质量提供了权威指导。自《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 年版）》发布以来，全球在肝癌的诊断、分期及治疗方面出现了许多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高级别证据，尤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联合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等组织全国肝癌领域的多学科专家，结合肝癌临床诊治和研究的最新实践，再次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以下简称《指南》），以更好地规范肝癌的诊疗行为，反映肝癌诊治的最新进展，提升肝癌患者的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进一步推动落实并达成《“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实现总体症 5 年 OS 率提高 15%的目标。

      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方法学（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assessment，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GRADE），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证据评价和推荐意见分级系统。GRADE 系统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证据评价，根据证据中的偏倚风险、不一致性、间接性、不精确性和发表偏倚，GRADE 系统将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和极低四个水平[6]。第二部分为推荐意见分级，GRADE 系统考虑医学干预的利弊平衡、证据质量、价值观念与偏好，以及成本与资源耗费等因素来制定推荐意见，并且将推荐意见分为强推荐和弱推荐（有条件推荐）两种[7]。医学干预的利弊差别越大，证据质量越高、价值观念与偏好越清晰越趋同、成本与资源耗费越小，则越应该考虑强推荐，反之，则应考虑弱推荐（有条件推荐）。本指南中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评估参照了上述 GRADE 分级的指导原则，采用了《牛津循证医学中心分级 2011 版》（OCEBM levels of evidence）作为辅助工具来具体执行证据分级（证据等级 1~5）（附录 1）。在从证据转换成推荐意见的方法上，指南专家组主要参考了上述的 GRADE 对推荐意见分级的指导原则，同时结合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指南的分级方案[8]对推荐意见分级作了相应的修改（附录 2）。最终将推荐强度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强推荐、中等程度推荐和弱推荐（指南正文中分别用推荐 A、推荐 B 和推荐 C 表示）。强推荐（推荐 A）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很高的信心，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目标用户均应采纳该推荐意见。中等程度推荐（推荐 B）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中等程度的信心，多数目标用户会采纳该推荐意见，但是执行过程中应注意考虑医患共同决策。弱推荐（推荐 C）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应该有条件地应用于目标群体，强调医患共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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