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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集团吴敏芝:AI 工具的普及,并不代表 AI 组织能力的形成

蚂蚁集团吴敏芝:AI 工具的普及,并不代表 AI 组织能力的形成

外滩大会上的两个问题,问的不是技术,是组织还凭什么值得人留下。

9 月 12 日,外滩大会「AI 之于组织」论坛的现场,有两个问题被反复提起。

"都说 AI 让我们效率更高了,为什么我们反而变得更累了?"

"自己每天教 AI 工作,是不是也在训练未来的替代者?"

这两个问题被列入今年大会的"AI 科技人文十问"。它们表面上是关于 AI 的,实际上问的是另一件事:当个人能力可以被工具放大之后,组织还凭什么值得人留下来。

01 "AI 工具的普及,并不代表 AI 组织能力的形成"

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首席人才官吴敏芝在论坛上给出了一个判断:AI 工具的普及,并不代表 AI 组织能力的形成。

这句话值得停一下。今天大部分企业的 AI 转型,路径高度相似:先买工具,再发给员工,然后期待效率提升。工具确实进了组织,但组织的架构、岗位分工、评价体系一样没变——AI 被塞进了旧流程,像给一辆老车换了个新引擎,传动轴还是原来那根。

吴敏芝的说法是,组织应该"围绕价值重新设计",而不是让工具去适配旧结构。

她举了蚂蚁内部两个探索作为例子。一个是面向管理者的 AI 方案,试图让过去无法规模化的个性化管理支持变得可规模化;另一个是 HR 工作台,让 HR 从"需求提出方"变成产品的定义方和设计方,并且对结果负责。

这两个例子的共同点不在技术,而在责任。用吴敏芝的话说,组织要先回答清楚四个问题——谁决定、谁设计、谁交付、谁负责。这四个问题有了新答案,一个组织才算真正开始走向 AI 原生。

工具进入一个组织,是件很简单的事。改变"谁对结果负责",才是转型本身。

02 个体变强之后,组织的那根支柱松了

为什么这件事现在才被提出来?

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组织留人有一个不需要明说的前提:能力、资源、网络都在组织里,离开平台你做不到。

这个前提支撑了组织的大部分合法性。人才愿意留下,不完全是认同文化,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凭一个人,做不成这件事。

AI 把这个前提拆掉了一半。

盖洛普今年发布的《2026 全球职场状况》,覆盖 140 多个国家、14 万余名在职受访者,其中一个数据很值得看:2025 年全球员工敬业度降至 20%,是 2020 年以来的最低值,也是这项调研历史上第一次连续两年下降。低敬业度估算每年造成约 10 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 9%。

数据来源:Gallup《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 2026》,2026 年 4 月,覆盖 140+ 个国家,2025 年度在职受访者 141,444 人

更关键的是分层。管理者敬业度从 2022 年的 31% 一路降到 2025 年的 22%,累计下降 9 个百分点,其中仅 2024 到 2025 一年就掉了 5 个百分点。

盖洛普对此的表述是:管理者过去享有的"敬业度溢价"正在消失,他们现在和自己带领的人一样投入——甚至更不投入。

这个数据的含义比看起来更重。管理者是组织最需要认同它的一层人,他们看得见战略、参与决策、也承担结果。如果连这一层的认同都在流失,那说明流失的原因不是信息不对称,也不是沟通不到位。

再看另一个数据。麦肯锡同期的调研显示,只有 13% 的人因为 AI 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焦虑。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并不担心被替代。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怕失业"。真正在发生的事是:员工觉得自己在组织里的位置变得可有可无了。

明略科技联合创始人、总裁兼 CFO 姜平在同一个论坛上说了一句话,点到了要害:"个人能力的提升,并不代表整个组织资产的沉淀。"

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变强之后,能力沉淀不下来、留不在组织里,那么这个组织既留不住能力,也留不住人。因为它提供的只是舞台,而舞台是可以换的。

03 组织能给的,恰恰是个人造不出来的三件事

回到吴敏芝的答案。她把组织凝聚人才归结为三件事:意义、信任、价值。

这不是三句口号。它们对应三个可以被追问的问题,对管理者来说,比任何"文化建设方案"都更好用。

■ 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做这件事?

注意,这不是公司使命的复述。一个员工能背出公司愿景,不等于他知道手上这个项目对客户意味着什么。

把这件事说清楚,是管理者的责任。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团队,只能靠薪酬留人——而薪酬永远有对手,永远有人出得更高。

■ 第二个问题:我和谁一起做事?

AI 能放大一个人的能力,但造不出协作关系里的信任。

信任的来源其实很朴素:责任被共同认领过。一起扛过一次没人愿意接的硬活,一起在一个关键目标上把结果做出来——信任是在这些时刻长出来的,不是在团建活动里。

这就带出了第三个问题。

■ 第三个问题:我在这里,能不能做成一个人做不到的事?

这是组织真正的产品。不是业务结果,而是"单人做不到的事"。

外滩大会的主视觉上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最值得 AI 做的,往往不是今天最费劲的事,而是过去根本做不到的事。"

我觉得组织应该拿这句话问自己一遍。过去受限于能力、时间、成本而做不到的事,现在有了可能。那么,组织能不能把这些可能性,变成员工可感知的"我在这里能做成的、别处做不成的事"?

嘉御资本董事长卫哲在同一场论坛上有个比喻,把 AI 原生企业比作"新区开发",把传统企业引入 AI 比作"旧城改造"。他说自己欣赏做新区开发的,但更敬佩敢于做旧城改造的。

我理解这句话的分量。组织变革真正的难点从来不是技术,是历史惯性——是那些"我们一直这么干"的流程、"这件事归谁管"的边界。而恰恰是在旧城改造里,责任怎么重新划分、结果谁来共同认领,才是一个组织真正区别于工具的地方。

从《当责领导力®》的实践来看,组织凝聚力的问题,几乎都会落到同一个地方:责任是被分摊的,还是被认领的。当责不是各司其职、不是恪守分工、更不是任劳任怨——而是围绕关键目标,承担结果责任。

我们在工作坊里反复看到,一旦团队开始围绕一个关键目标共同认领结果,"我为什么留在这里"这个问题,往往就不需要再被问出来了。

AI 越强,组织越不必和个体比效率,而要比一件只有组织能做成的事。

这件事里,就包括给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欢迎和泽萃的顾问团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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