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延亮:AI冲击下的“逆巴萨效应”

一、事实基础：服务业生产率已在反超，停滞部门仍未改变

（一）被忽视的事实：服务业生产率反超制造业

人们通常认为制造业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制造业的表现尤其突出，容易让人忽略服务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从斯密开始，传统观点就认为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天然迟滞[1]。鲍莫尔（Baumol, 1967）把这一直觉模型化，将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停滞部门主要是服务业：劳动本身就是产品，采用资本和新技术的空间有限。经典的例子是弦乐四重奏——一百年前需要四个人演奏三十分钟，今天仍然如此，总不能为了提高效率而倍速演奏。由此产生“鲍莫尔成本病”：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传导到停滞部门，后者只能提价应对；同时，进步部门所需的劳动越来越少，停滞部门在就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整体增长面临放缓压力。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服务化与增长减速并存的过程，似乎印证了这一逻辑（Nordhaus, 2008；Duernecker et al., 2017）。

但近年来的研究修正了这一认识。Chen et al.（2023）的测算表明，2005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显著的服务化，无论以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服务业的增速都高于制造业；IMF（2024）用类似方法得到了相近的结论。我们沿用其框架进行测算，结果如图表1所示。2005-2024年间，第三产业的TFP指数到2024年升至约200，近二十年翻了一番；第二产业升至约150，第一产业不到120。第三产业的TFP增速不仅整体快于第二产业，2015年以后差距还在扩大。

图1、各部门TFP累计变化指数

注：TFP采用Chen et al.（2023）的增长核算框架，以2005年为基期（2005=100），反映相对于基期的累计变化，而非绝对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分化：ICT改造了可贸易的服务，不可贸易的服务依然停滞

服务业生产率反超制造业，不等于鲍莫尔错了。更准确地说，上一轮信息技术（ICT）革命把服务业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增长很快；另一部分仍然停滞（Eichengreen & Gupta, 2013；Duernecker, Herrendorf & Valentinyi, 2024）。

传统上，服务指没有实物形态产出的经济活动，具有无形、生产与消费同步、不可储存、需求异质等特征[2]。这些特征解释了服务业为何长期“停滞”：每服务一个客户都要重新投入时间和精力，难以形成工业生产那样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上一轮ICT革命松动了这一约束，使得一部分服务业能够实现效率提升。信息技术能够替代那些可以写成明确规则、按既定程序执行的“常规认知任务”（Autor, Levy and Murnane, 2003），而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恰恰是常规认知任务密集的行业。这使得类似制造业的效率提升成为可能。一方面，“每服务一个客户都要重新投入”变成一次性的前期固定成本加近零的边际成本，规模经济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数据、算法、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可被多种服务共用，范围经济随之出现。Hsieh和Rossi-Hansberg（2023）将其称之为“服务业的工业革命”。

尽管如此，鲍莫尔意义上真正的“停滞部门”，依然停滞。医疗、教育、法律等面对面的传统服务业，生产率并未发生质的飞跃。这些部门的核心投入是人的“认知时间”：医生对病情的判断、教师对学生的讲解、律师对案情的分析。这类服务不仅生产与消费必须同步，而且每一次都面对高度异质的需求，难以标准化，也就难以写成“明确的规则”交给机器执行。这正是ICT革命留下的未竟之业。

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正是如此。2010年代，移动支付、电商平台、即时配送等新业态迅速扩张，商贸物流效率大幅提升；而医疗、教育等领域几乎没有发生类似的效率变革。以公立医院为例，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2014年为7.5，2024年为7.2，十年间没有明显提高[3]。

（三）AI革命：历史上第一次触及不可贸易的停滞部门

生成式AI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触及这些“停滞部门”。大语言模型能够执行非常规认知任务——理解语境、做出判断、生成专业内容，因而有可能改造此前被认为与技术进步无缘的本地服务业。

多项研究支持这一判断。理论暴露度测算方面，Eloundou等（2023）、Felten等（2023）和IMF（2024）的结论高度一致：大语言模型直接压缩的是非常规认知任务的劳动时间，而这些任务密集分布在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业。实验证据方面，在客服、写作、编程、咨询等领域，AI已表现出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果（Noy and Zhang, 2023；Peng et al., 2023；Dell'Acqua et al., 2023；Brynjolfsson, Li and Raymond, 2025）。

这会带来怎样的宏观后果？连接“部门生产率”与“宏观名义变量”的理论桥梁，是经典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制造业技术进步带来实际汇率升值，并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或物价上涨。那么，当AI冲击的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业时，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二、理论框架：从巴萨效应到逆巴萨效应

第一章指出，AI大幅提高不可贸易服务业的生产率。本章探究其宏观后果：先回顾经典巴萨效应，再提出逆巴萨效应；然后结合现实做两个扩展——成本下降有多少实际转化为降价？降价之后，需求端能否放量增收？

（一）经典巴萨效应：可贸易部门技术进步驱动实际汇率升值

巴萨效应的起点，是绝对购买力平价在跨国数据中的系统性失效。购买力平价要求各国物价经汇率换算后趋于一致，但现实数据表明，富国的价格水平系统性地高于穷国（Kravis, Heston and Summers, 1978；Summers and Heston, 1991）。Balassa（1964）和Samuelson（1964）的解释是：富国与穷国的生产率差别主要在可贸易部门。在竞争性劳动市场中，可贸易部门的高生产率决定了高工资。又因劳动力在部门间自由流动，可贸易部门的高工资传导到不可贸易部门，但后者的生产率并未提升，工资上涨只能转嫁为更高的价格。由于这些服务不能通过跨境套利实现价格趋同，各国总体价格水平会出现差异。

为说明这一机制，将经济简化为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两个部门：制造业是前者的典型，本地医疗、教育等服务属于后者。两部门完全竞争，劳动是唯一可变要素且可在部门间自由流动。外国变量以星号标记；大写字母表示水平值，小写字母表示其增长率（用对数变化率表示）（Samuelson, 1964）。

实际汇率定义为两国总体价格水平之比：

其中E为名义汇率（本币/外币，E上升为本币贬值），Q上升为实际升值，总体价格指数为两部门价格的加权[4]。在可贸易品服从一价定律、完全竞争下价格等于边际产出、劳动自由流动使两部门工资相等这三个标准假设下[5]，实际汇率可以写成两国、两部门相对生产率的函数：

其中分别为本国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可贸易品在消费中的份额。式（2）是一个恒等式，关键在于分清哪些变量主动变化、哪些被动调整。经典巴萨机制可以概括为四步。

第一步，技术进步集中在可贸易部门。历史上，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或可贸易的部分服务业。

第二步，工资上涨。对小国而言，可贸易品价格由世界市场给定。提高时，单位劳动产出增加，新增产出以既定价格销往全球市场。由于工资等于边际产值上升而不变，本国工资W随之提高。

第三步，工资扩散。劳动可在部门间自由流动，可贸易部门的工资上涨必然传导到不可贸易部门——否则劳动力就会流向可贸易部门。

第四步，服务涨价。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没有同步提高（

上升）。由单位成本定价，服务价格被动上升，实际汇率随之升值。

概括起来，就是“制造业效率提高→工资上涨→服务涨价→实际汇率升值”。关键在于：工资跨部门联动，生产率却不同步。

不难看出，巴萨效应与“鲍莫尔成本病”本质是同一个故事，区别只在比较的维度——鲍莫尔成本病是一国内部的时间序列问题，解释服务为何越来越贵；巴萨效应是国家之间的截面问题，解释各国价格水平为何不同。

（二）逆巴萨效应：不可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带来贬值压力

经典巴萨效应隐含一个经验前提：生产率进步集中在可贸易部门。如第一章所述，AI正在打破这一前提。

将式（2）两边取对数后对时间求变化率，可以得到实际汇率的动态方程：

经典巴萨对应（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更快），此时 ，实际汇率升值。当AI使显著上升时，转负，，实际汇率面临贬值压力。本文称之为“逆巴萨效应”。

这里的“逆”，不是简单地给经典结论取负号——两者的传导机制有本质区别。为看清这一点，假设可贸易部门生产率不变，只看不可贸易部门受到的冲击：

第一步，“工资锚”不动。工资由可贸易部门决定；该部门全球定价，生产率与产品价格都没变，工资也就不变。

第二步，服务降价。提供同样的服务现在需要更少的劳动，工资不变，单位成本就下降；完全竞争下，成本下降转化为价格下降。

第三步，宏观后果。服务降价压低总体价格指数。若名义汇率不变，就表现为国内物价下行（去通胀）；若物价路径被通胀目标锚定，就表现为名义汇率贬值。无论走哪条路，实际汇率都承受贬值压力。

可见，被冲击部门是否可贸易，决定了生产率红利以什么形式释放。可贸易部门进步时，价格不变、产量增加，多出来的产品卖到更大的世界市场，工资随之上升并传导到整个经济；不可贸易部门进步时，生产率红利无处可去，被“困”在本部门内部，只能表现为降价。

外卖配送是一个直观的例子。平台算法持续优化，配送路线越来越合理，骑手单位时间完成的订单不断增加。但配送是典型的不可贸易服务，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出口消化，只能体现在本地价格上——每单配送费下降，骑手工资并未明显上涨[6]。过去十年的平台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逆巴萨效应的一次小规模预演。

逆巴萨效应反直觉之处在于：传统的贬值往往反映经济疲弱，逆巴萨型贬值却源于技术进步。需要说明的是，既有文献有时也用“逆巴萨”指可贸易部门相对生产率的下降，如Hogen和Kishi（2024）把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的长期实际贬值，归因于日本贸易品部门相对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落后，即被动落后。本文的逆巴萨则专指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率主动跃升——这在历史上还从未系统性地出现过。

基准模型假设完全竞争，生产率红利全额传导为降价。但现实中，降价幅度取决于市场结构，降价之后消费者是否多买又取决于需求弹性。以下两节分别引入这两个扩展。

（三）扩展一：成本下降能否传导为降价

实证研究表明，巴萨效应在现实中基本成立，生产率提升向涨价的传导幅度总体较大（Canzoneri et al., 1999；Choudhri & Khan, 2005；Mihaljek & Klau, 2008）。但是，价格调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涨价容易降价难（Peltzman, 2000；Dhyne et al., 2006）：成本上升会迅速推高价格，成本下降却未必带来等幅降价。这正是逆巴萨效应需要额外考虑的问题。

为此，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加成定价。设加成率为

对式（4）取变化率，服务价格的变动可分解为生产率进步与加成率调整两部分[7]。定义传导率为生产率进步中实际转化为降价的比例，则：

对应完全竞争，成本下降全额传导为降价。意味着加成率吸收了一部分生产率红利——成本降了，价格没有同比例下降，差额变成利润。在价格战阶段，企业竞相压价、加成率本身被压缩，甚至可以大于1——价格降幅超过成本降幅。

将式（5）代回实际汇率的动态方程，得到：

式（6）表明，两国逆巴萨效应的相对强弱，不仅取决于各自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速，还取决于各自的传导率 ：同样的技术进步，在传导率更高的国家更多地进入价格，逆巴萨效应就更强。这一点是第三章分析中国的关键。

（四）扩展二：降价能否转化为放量与增收

经典巴萨效应提出时，追赶型经济体正处于从短缺走向丰裕的过渡期，供不应求，模型因此不考虑需求端。AI冲击的背景截然不同。供给已大幅改善，消费者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多买，并不自明——生产率提高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现在的约束更多在“要不要”和“好不好”。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引入需求端。

将不可贸易品需求的自价格弹性（取绝对值）记为 ：服务价格每下降1%，需求量增加%。由此得到不可贸易部门实际产出、就业和名义收入的变化[8]：

式（7）分两种情形：

情形一：，降价放量。需求增加的幅度超过价格下降的幅度，部门就业和名义收入都上升。过去十年的快递业是典型，单价降至原来的一半，业务量增长约二十倍，快递员数量成倍增加[9]。降价不仅没有消灭就业，反而创造了更多就业。

情形二：，降价减收。需求增加的幅度不足以抵消价格下降，实际产出增加，名义收入却下降。历史上这一情形反复出现。所谓“谷贱伤农”，经济学文献中也称其为农业的“技术跑步机”（Cochrane, 1958）：技术不断进步，粮食越多，粮价越低；而粮食需求弹性极低，增产的收入远不足以弥补降价的损失，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一直在跑，位置却没有移动。近年我国部分制造业的“内卷”——产能扩张快于需求增长，贸易条件一度恶化，也是同一逻辑。

出路之一是提高质量。基准模型中服务是同质的，但随着收入提高，需求会向更高质量、更依赖专业技能的服务转移（Buera and Kaboski, 2012）。质量提升，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更好的服务付更高的价格，降价压力因此被抵消。由此看，AI带来的生产率红利最终是表现为“降价内卷”，还是转化为更优质的服务与更高的收入，并不只取决于生产率提高了多少，更取决于这些新增能力究竟被用来压低成本，还是用来提升质量。

小结一下，2.3和2.4两节在基准模型上加了两层现实约束。第一层是市场结构：逆巴萨效应在理论上带来降价，但实际降多少取决于各国的传导率 。第二层是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主要约束正从供给端转向需求端，如果需求弹性较低，即消费者因为缺乏购买力，或因质量不佳等原因无法多买，降价就难以放量，名义收入反而受损。

三、对中国的两重含义：升值的天花板与名义收缩的风险

第二章建立了逆巴萨效应的一般框架，本章将其应用于中国，讨论两重含义：第一，中国服务业的传导率系统性偏高，逆巴萨效应可能强于发达经济体，人民币的趋势升值因此存在天花板；第二，供给管制与需求偏弱的双重约束压低了有效需求弹性，降价难以放量，经济可能面临收缩压力。

（一）含义一：人民币的趋势升值存在天花板

由 ，逆巴萨带来的实际贬值压力在名义上有两条出路：国内物价 P下降，或名义汇率E上升（本币贬值）。固定汇率下，调整只能通过物价完成——经典巴萨下表现为追赶型经济体的结构性通胀，欧元区内部长期存在的通胀差异是典型例证（Mihaljek and Klau, 2003；Égert, 2010；Berka, Devereux and Engel, 2018）。浮动汇率加通胀目标制下，央行稳定物价路径，调整更多落在名义汇率上。

生产率跃升可以很快、物价调整却往往温和，因此大的冲击更多要靠汇率消化。尤其在当前中国通胀本已低迷的环境下，物价进一步下行的空间有限，逆巴萨效应更可能由名义汇率来吸收。

相对于AI应用水平较低的国家，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国的逆巴萨效应更强，均衡汇率的升值幅度因此受到更大约束。但相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方向并不显然。直觉上，美国服务业的AI暴露度更高，逆巴萨效应更强，AI对美元均衡汇率的下拉幅度应大于对人民币的下拉幅度，这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空间。

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对中美各行业的AI生产率冲击作出估计。图表2比较了两国AI暴露度较高的行业。两国都是服务业的暴露度高于制造业，但高暴露行业的构成差别很大：中国主要是教育、金融保险、卫生与社会工作、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美国则是信息通信、金融保险、科研和专业技术服务。行业差别在两个方面强化了中国的逆巴萨效应。

图2、中美AI暴露度较高的行业分布

注：基于职业层面的AI任务暴露分数，按行业内各职业的就业人数加权，得到各国家各行业的AI暴露度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一，可贸易性不同。中国的高暴露行业以教育、医疗、住宿餐饮等本地服务为主，不可贸易属性强；美国的高暴露行业——信息通信、专业技术服务——在上一轮ICT革命中已大幅提升了可贸易性，生产率红利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口消化。中国受冲击的服务业更“困”在国内，降价压力更集中。

第二，市场结构不同，降价传导率存在系统性差异。中国高暴露行业的共同特征是加成率低、传导充分。除金融外，这些行业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管制定价行业，以教育、医疗卫生为代表：成本下降通过政策性降价直接传导——医保集中采购“以量换价”、公立医疗和教育实行政府指导价、电信多轮“提速降费”——这些行业的接近甚至等于1。另一类是充分竞争行业，以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为代表：进入门槛低、参与者众多、利润率偏低，竞争格局接近伯川德竞争——外卖、网约车和电商平台的经验表明，成本下降会迅速传导为终端降价，价格战阶段甚至大于1。

美国的高暴露行业则不同。法律、咨询、金融等专业服务集中度高、品牌溢价强，加成率显著高于中国：De Loecker et al.（2020）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销售加权的平均加成率从1.21升至1.61；信用卡（Ausubel, 1991）、按揭（Passmore et al., 2005）、340B药价（Robinson et al., 2024）等行业研究显示，成本下降的长期传导系数仅为0.15—0.40。同样的成本下降，在美国更多被利润吸收，在中国则更多传导为终端降价。

附录A对中美两国的AI生产率冲击做了定量测算，图表3报告最高冲击情景下的结果。其中，窄口径按通常做法，将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划为可贸易部门，服务业划为不可贸易部门；宽口径考虑到ICT已使大量服务业变得可贸易，进一步把信息、金融、商务服务和科技服务划入可贸易部门。

图3、中美可贸易、不可贸易部门AI生产率冲击

注：表中为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冲击，为不可贸易部门，z为两者之差，负值对应逆巴萨方向。方法见附录A。参照Filippucci et al.（2025）和Acemoglu（2025）的做法，采用任务分解法，将部门AI生产率冲击分解为AI暴露度、实现份额、任务效率增益、国家AI条件四个参数；表中为最高AI冲击情景下的结果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表中为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冲击，为不可贸易部门，

窄口径下，单看生产率冲击，美国不可贸易部门的提升更大（22.29%对17.97%），似乎指向人民币升值。但由式（6），在两国可贸易部门冲击给定时，人民币兑美元面临贬值压力的条件是。临界值为。换言之，只要中国的降价传导率达到美国的1.06倍，逆巴萨效应就会使得人民币的升值空间收窄。考虑到中国高暴露行业“管制定价+充分竞争”的格局，对照美国专业服务业普遍偏高的加成率，这一条件并不苛刻。

宽口径下，信息通信、金融和专业服务在美国更为成熟、增加值占比更高，划入可贸易部门后，美国可贸易部门的平均冲击明显上升并超过其不可贸易部门；此时即使两国传导率相同，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空间也会被压缩。

综上，逆巴萨效应为人民币的趋势升值带来了天花板。这一判断也有助于回应当前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几类主张。

PPP派认为，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约为3.99元/国际元，而市场汇率在7左右，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但经典巴萨效应说明，购买力平价不能等同于均衡汇率：ICP篮子里既有商品也有服务，服务无法套利，发达国家的服务更贵，其市场汇率自然系统性地强于PPP汇率。PPP的正确用途是比较各国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水平，而不是判断汇率是否失衡。

效率派认为，中国制造业效率跃升（新能源、电动车、光伏、船舶）意味着人民币应被重估。本文承认制造业生产率仍在提高，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忽略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尤其是AI带来的不可贸易服务业的跃升。人民币的基本面支持汇率升值，但升值的天花板被正在进行的AI服务业革命拉低。指出这一被忽略的力量，正是本文提出逆巴萨效应的意义所在[10]。

（二）含义二：降价难以放量，经济面临名义收缩风险

第二章表明，名义收入和就业的走向取决于需求弹性。中国的三个结构性因素使偏低。想买但买不到、不想多买、收入下降后买不起，都可能使销量扩张不足，滑向“降价减收”的不利情形。

第一，供给管制可能约束需求释放。

度量的是需求对价格的响应，但如果供给端被行政管制卡住，即使消费者愿意多买，产出也无法扩张，有效的就被压低了——不是不想买，而是买不到。

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监管总体呈现出“放宽准入、优化供给、审慎管控”的政策取向。国家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破除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引入社会资本与多元市场主体，以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激活市场活力。一些已经放宽准入的行业表明，管制放宽后，原先被压抑的需求很快就能转化为实际交易。例如，在网约车合法化之前，城市出租车长期实行牌照数量管制，“打车难”现象普遍[11]。2016年七部委明确网约车合法地位后，行业供给迅速增加，持证网约车驾驶员数年间增长数倍[12]。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口腔、眼科等消费型专科医疗领域，这些行业在获得相对宽松的机构准入后，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服务规模也随之扩大[13]。

不过，服务业准入改革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显示，中国的限制水平高于OECD平均水平。金融、电信、文化传媒、教育、医疗等行业长期存在各种形式的准入管制。如果这些行业能够沿着既有改革方向进一步放宽准入、缓解供给约束，那么AI带来的成本下降就能更顺畅地传导为供给扩张和消费增长。

第二，居民购买力可能压低需求弹性。

供给放开了，消费者就一定多买吗？还要看购买力。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预防性储蓄高企，社会保障尚不完善，需求对降价的响应本就偏弱。而且，同质化低端服务的需求已趋饱和，消费者真正缺的是高质量服务；如果AI带来的主要是同质服务的降价内卷，消费者未必买账。

第三，AI的劳动替代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前两个因素是既有约束，AI还会带来一个新问题——劳动替代——从收入端进一步压低。

服务业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海绵”：吸纳近一半就业，容纳约两亿灵活就业人员，每年上千万高校毕业生也大量集中在AI暴露度高的岗位。已有研究发现，AI暴露度较高职业的新增劳动需求明显下降，销售、财务、文秘和客服等白领职业开始受到冲击（陈琳等，2024）。

如果AI替代压低劳动收入份额，会被进一步压低；企业面对疲弱的需求，又有加快替代的激励，由此可能形成“AI替代→收入下降→需求萎缩→加速替代”的循环（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这并非短期摩擦。工业革命早期曾出现过类似的“恩格斯停滞”（Engels' Pause）：生产率持续增长而实际工资近半个世纪未见改善，直到互补性新任务大规模涌现后工资才追赶上来（Allen, 2009）。当前AI替代的恰恰是认知常规型任务，能够催生多少互补性新就业仍高度不确定，这意味着上述循环未必能迅速自我纠正，这是逆巴萨效应在中国最不利的可能情形。

四、政策含义：短期分担调整，长期让红利有处可去

短期，逆巴萨效应的冲击既定，要选择合适的名义吸收方式，让汇率而不是国内物价承担更多调整（4.1）。长期，要改变第三章所讨论的传导率和需求弹性背后的结构条件，核心是让生产率红利有处可去——不是困在本地市场变成单纯的降价，而是变成更多、更好的服务和更高的收入。这对应三个方向：扩大市场，让降价能够放量（4.2）；转向价值竞争，让红利转化为质量和收入（4.3）；扩大内需并应对劳动替代，稳住需求侧的购买力（4.4）。

（一）短期：让名义汇率分担调整，防止“好的通缩”变成“坏的通缩”

逆巴萨的压力要在名义汇率和国内物价之间分配，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让名义汇率分担相对价格的调整。部门间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实际层面的均衡调整，总要由某个名义变量来完成。如果名义汇率基本不动，压力就会更多落在国内物价上——在通胀预期本已脆弱的环境中，这意味着额外的下行压力。适度增强汇率弹性，发挥其自动稳定器功能，可以为国内物价稳定争取空间。

第二，加强预期管理与逆周期调节，以名义收入为锚，防止“好的通缩”变成“坏的通缩”。同样是物价下行，可能源于生产率提高，也可能源于基本面恶化；有学者主张，对前者不必用需求刺激对冲（Bordo & Filardo, 2005）。两种机制在理论上泾渭分明，现实中却会相互渗透：当通胀预期本已低迷时，额外的价格下行可能强化“需求低迷→价格再降→预期再弱”的循环[14]。这意味着，向市场讲清AI驱动的物价下行与基本面恶化的区别尤为重要。与此同时，适度的逆周期调节有助于稳定总需求和通胀预期，防止供给侧的价格下降诱发需求侧的通缩机制。

（二）长期之一：扩大市场，让降价能够放量

延续和深化服务业准入改革，让AI带来的成本下降更充分地转化为供给扩张。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照护、家政托育等领域仍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但长期以来供给扩张受到准入制度约束，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未必能充分转化为供给增加。因此，合理界定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尤为重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公平可及的同时，对私人收益较高、主要满足改善型需求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可适度降低准入壁垒、放松价格管制、扩大供给弹性，从而使AI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多转化为服务供给扩张，更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和日益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放量的思路延伸到国际市场，就是提升服务的可贸易性。逆巴萨效应之所以压低实际汇率，是因为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红利无法通过出口释放，只能表现为国内降价。如果一项服务变得可贸易，就等于把它从不可贸易部门挪进了可贸易部门——逆巴萨折返为经典巴萨，生产率红利不再压低国内价格，而是转化为出口收入和工资增长。

“不可贸易”不是服务的天然属性，而是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的暂时状态。一项服务被AI改造的初期，效率提高了但尚不能跨境交付，红利体现为国内降价；随着标准建立、监管适应，这项服务迁入贸易部门，红利转化为出口收入。这一转变对中国尤为迫切。中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2025年国际收支口径的逆差达2381亿美元，居全球首位；服务进口6228亿美元，约为出口的1.6倍[15]。

具体措施上，可以扩大服务业开放，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完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推动执业资格与行业标准的国际互认。每有一项服务跨过可贸易的门槛，它的生产率进步就从压低价格的力量，变成抬升工资和出口收入的力量。

（三）长期之二：转向价值竞争：让红利变成质量和收入

引导产业竞争从同质化价格战转向差异化价值竞争，使生产率红利更多转化为利润改善与工资增长。竞争带来的降价能够让消费者受益，本身并非问题。需要警惕的是，企业长期困于同质化产品和价格战，使AI带来的成本节约主要用于进一步压价，而难以带来利润改善。如果利润持续承压，进而削弱企业提高工资、扩大投资的能力，生产率红利就难以充分转化为收入增长，反而可能形成“降价—收入承压—需求进一步走弱”的循环。

因此，政策可以引导企业将AI更多用于提升质量、拓展品种和改善服务体验，以提高消费者支付意愿，在价格竞争之外打开价值竞争的空间。在此条件下，生产率红利能够更多地转化为利润改善、工资增长和质量升级，而不是在同质化的价格战中耗散。

（四）长期之三：扩大内需，关注AI时代的劳动替代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购买力承接生产率红利。逆巴萨效应是否最终导致经济收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有足够的购买力将降价转化为消费扩张。这要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把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民生和居民转移，让生产率红利更多地分配给消费者。

前瞻性布局劳动市场制度，应对AI时代的“劳动替代”问题。一旦前文讨论的循环——“AI替代→收入下降→需求萎缩→加速替代”——被激活，居民购买力就会被持续侵蚀。此时，单靠央行刺激需求可能既低效又容易推高资产价格，还需与劳动市场制度、产业竞争政策协同配合。

历史上每一次结构转型都伴随劳动力的跨部门迁徙：农业技术进步释放的劳动力流向了制造业（Alvarez-Cuadrado and Poschke, 2011；Bustos, Caprettini and Ponticelli, 2016），制造业自动化后，劳动力又大量流向服务业（Autor and Dorn, 2013；Dauth et al., 2021）。AI时代，服务业进一步自动化之后，劳动力还能流向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政策提前布局的开放问题。

[1]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制造业劳动能够“固定和实现”于可出售的商品之中，而医生、律师、演员、音乐家等大量服务劳动的成果往往“在生产的瞬间即告消逝”（“perishes in the very instant of its production”），因此难以像制造业那样通过资本积累和分工持续提高生产能力。

[2]较早期的研究中，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界定了服务的内涵，强调服务“有实在的价值，人们愿意交换它，但它却没有永久性”，称之为“无形产品”。

[3]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4]总体价格指数是两部门价格的几何加权：，其中为可贸易品消费份额，假定两国相同。

[5]完整推导如下。可贸易品服从一价定律，小国视世界价格为给定：。完全竞争下价格等于边际产出，劳动自由流动使两部门工资相等：，因此 。将以上关系代入式（1），即得式（2）。

[6]根据美团历年财报测算，2019—2024H1单均配送相关成本总体由约4.7元降至约4.1元。中国就业网调研亦显示，部分骑手平均配送单价由2023年的约8元降至2024年的约7元，为维持收入需增加跑单量或工作时长。

[7]对式（4）取对数后求变化率，得，其中为加成率的变化率。定义传导率，代入即得正文式（5）。表示加成率吸收了一部分生产率红利（m>0）。

[8]推导：实际产出的弹性为变化率为，因此 。就业，增长率。名义收入，增长率。

[9]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

[10]另一类“顺差派”认为，经常账户大幅顺差意味着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这一判断忽视了国际收支恒等式的约束，国际收支恒等式为：CA+FA+KA+NEO=ΔR，其中CA为经常账户差额，FA为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差额，KA为资本账户，NEO为净误差与遗漏，ΔR为储备资产变动。等式左侧的符号决定了外汇市场的综合供求方向：为负则储备下降，反映贬值压力。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4年左侧各项分别为 +4,623、−5,238、-2、−6亿美元，对应储备因交易净减少623亿美元；2025年分别为 +7,350、−8,201、-2、+385亿美元，对应储备净减少468亿美元。可见，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超过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市场的净供求状况并不支持人民币升值的判断。

[11]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北京出租车自1995年起即将近6万辆，至2013年仍维持在约6.6万辆。

[12]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累计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712.6万本、车辆运输证301.5万本，远超此前出租车约136万辆的存量。

[13]2010年国办发58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社会资本办医由“有限准入”转向“全面放宽准入”。咨询机构Frost & Sullivan的报告显示，口腔领域，2011—2021年全国公立口腔专科医院仅由158家增至163家，而民营口腔专科医院由159家增至871家，年均复合增速约18.5%；眼科领域，中国公立眼科专科医院仅由53家增加至59家；同期民营眼科专科医院由235家增至1,225家，年均复合增速约18.0%。

[14]此处所称“通缩”仅指价格水平下降，即价格指数同比或环比增速为负。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对“通缩”的界定包含更为综合的宏观特征。中国人民银行曾指出，通缩一般具有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的特征，且常伴随经济衰退。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2023年4月20日。

[15]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深化中国与东盟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合作

高培勇：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杨瑞龙：供强需弱背景下的稳投资机制

袁海霞：“十五五”时期中国投资有五大潜力增长点

【视频】明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与投资走势

温彬等：政策落地节奏明显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