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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不在原处: AI时代,大厂为什么越来越不再代表未来
桃花源不在原处: AI时代,大厂为什么越来越不再代表未来九月初，我去录了一期播客。最近在小宇宙上线了，主理人也在大厂工作过，并且还想回到大厂。我们的讨论，由此展开。 这篇文章整理自那两个小时的对谈，删去了寒暄和题外话，也隐去了所有具体的公司名字。我们聊的不是哪一家公司，而是一类组织，以及身处其中的那一代人。 先说结论：我不认为大厂坏，我只是认为它属于一个正在结束的时代。 主理人想回去的理由很实在：业务好，人的素质高，福利好；在内容行业，只有头部平台才有资源做头部内容。他是2015年毕业的，亲眼看着身边的同学在移动互联网的上升期里收获颇丰。 我想起录制前一天和一位前同事的聊天。她在北京一家学术书店拍到我的书连续三个月上了排行榜，发给我看，话题就转到了过去。我问她：现在让你回去，你愿意吗？她说不会。她打了个比方，就像和前任分手，美好留在回忆里；真回到现实，面对的是同样的期许、不一样的心境，还有更多的一地鸡毛。 后来我想到一个词：兰因絮果。 所以我对主理人泼的第一盆“冷水”是：你想回去的，可能不是某个组织，而是那个组织曾经的状态。如果那种状态已经去了远方，又何必走回头路？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一位做HR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公司今年面向顶尖高校毕业生的offer，拒绝率接近四成。这个数字未必严谨，但它指向一个方向：在有选择的前提下，最优秀的年轻人正在流向AI公司、硬件、半导体这些更靠近底层的地方。他们是为自己想象的未来做选择，而不是为江湖上流传的那种好文化。 主理人的反驳同样成立：做运营、市场、公关出身的人，在硬科技公司里能选的岗位很少；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己开公司。兜兜转转，找个大公司上班，依然显得最安全。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寻找的是稳定，那么我可以明确地说，没有。 从2022年生成式大模型兴起，到去年一款国产开源模型出圈，技术冲击的首先是组织既有的秩序。如今很多人身处的，与其说是秩序，不如说是chaos，一个秩序正在交换的过程。前进、后退、停在原地，都会痛苦，都会迷茫。为什么这几年人们反复谈主体性、谈自洽、谈躺平？在我看来，这都是人在技术推动的失序中，与现实相处的方式。 主理人问我：2020年之前，大厂里有过稳定吗？ 我在大厂做了十几年，被同事称为超级奋斗者，一天回三千多条消息。我从来没有过稳定感，我有的是恐惧感和焦虑感。只是焦虑的性质变了：早年的焦虑，是事情太多、推进不完；后来的焦虑，是流程，是谁和谁一伙、谁拉了群不带你，是没完没了的人事纠缠。 主理人用了一个词：真空。他离开后接触了很多互联网以外的人，才发现大厂的工作方式和表达习惯，在外面的世界里相当少见。约一次录制，先发提纲、拉群、定时间，这套动作在他的朋友们看来很陌生。他甚至觉得大厂是一种亚文化。 我对“真空”这个词深有同感，但也要反过来问一句：在那样的工作时长和强度下，人怎么可能不真空？不真空，就是“工作不饱和”。人被训练成高速运转的机器，离开之后，这台机器也不会立刻停下。你不提前发提纲，我反而焦虑；一两个小时没有消息，我会怀疑是不是出了bug。有段时间实在闲着，我甚至跑回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像是去吸一口班味。 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外在的结构，内化成了身体里的行为准则。说话的速度、聊天的方式、时不时冒出的英文和黑话，都是它的痕迹。 惯习也解释了另一些现象。一到长假，大厂人的朋友圈里就是世界各地；周末的香港麦理浩径上，一大半是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人。我自己休假时，在西班牙一口气开了21天车。这不只是收入允许，更是一种逃逸：在极度高压之下，人必须找到一块没有信号的空地，让自己重新做回人，而不是机器。 主理人说，他见过不少校招进大厂的人，对大厂是“纯爱”：真心相信自己站在时代前列，在做改变世界的事。我承认，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入行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的普及，后来一路见证了移动互联网最辉煌的十年。那时你做的事情直接触达亿万用户，既性感又前沿。更大的背景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科技是少数能与世界比肩的领域之一。我们做出的一些功能，引来过海外科技巨头的主动接洽。那种感受很简单：原来中国人也可以。这种荣誉感属于整个行业，而不只属于某家公司。今天让我否定那段经历，就等于否定我自己。 但荣誉感也会变质。2018到2019年，大厂开始无序扩张，我自己也有过一段膨胀期。招聘时“本科不是名校不要”“不是海外回来的不考虑”，员工身上的傲慢随处可见。回头看，我有些不好意思。 也是在那之后，“卷”的含义变了。努力本身不招人反感，招人反感的是三种努力：无效的努力，表演的努力，以及建立在别人付出之上的努力：你把我推进坑里，自己得了表扬和实际的好处。过去追求双赢，后来变成你输我赢，再后来是你输我赢两次。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很难不痛苦。 我从一开始就是容易感到痛苦的那种人。早年是痛并快乐着，后来每天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和各个部门周旋，像在演宫斗剧，痛苦就变成了消耗。但我始终认为，痛苦需要自己消解，而不是天天挂在嘴边。把痛苦表象化，就是在用它去传染别人。一些离职博主靠捏造的悲惨故事换取流量，恶意妖魔化大厂，这同样不对。论组织效率、经济获得感和企业文化，大厂至今仍然是优越的，甚至是卓越的。 所以我说的不是失望，而是伤心。原本你可以更好：有那样的体量、资源和人才，本该在AI时代走在更前沿、承担更多。现在却被组织惯性和既得利益绊住了。今天的很多吐槽，底色都是一种落空的期许。 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人往往在一个阶段走到尾声时，才开始回望它。我的书能出版，这期节目能录，各种反思能在社会上流行，本身就说明一种组织形态正在走向黄昏。 我写那本书时坚持不给答案，为此还和编辑争论过。一花一世界，给了方案，就是在教人做人。有位读者私信说，这本书陪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的一段时间；还有位家长留言，想要一本送给在大厂工作的女儿。我直接回复：把地址发我。那一刻的感受很复杂。我真正的希望是，这本书有一天能下架，变成一本历史书，而不是一本解惑之书。 主理人问：AI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大厂的招聘、用人和组织方式？ 就我看到和经历的而言，没有。不仅没有，生态反而更差了。技术变了，但组织的功能、职能和结构没有跟着变，于是出现了一些荒诞的场景。有的公司给员工发Token，搞用量排名，发现太烧钱又叫停；有的公司号召大家用AI，最后比的是谁用AI做的PPT更让领导满意。AI本是探索性的工作，考核却还是半年见产出的老指标。真要产出，那就灌点水、写点bug。 今年春节后，“小龙虾”一度刷屏，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了。这个词是大厂先炒热的。我把这类现象叫作“创新化的破坏力”：用巨量的资本、资源和人的精力去开盲盒，捞到哪个算哪个，最后留下一地冗余，就像当年堆满街角的共享单车。手握最优秀的战略团队，为什么不先想清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几家领先的大模型公司，没有一家诞生在大厂里。海外也一样，曾经的移动互联网巨头，并没有在大模型竞争里占到先机。这不是国别问题，而是组织形态问题。就像移动互联网没有诞生在当年的手机巨头里，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难以转身，原因都是过去太成功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讨论的是政治与社会，但其中的逻辑可以映射到今天的技术组织。互联网企业以技术为依托、以人为燃料、以组织为半径、以平台整合资源。系统论告诉我们，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然AI这个元素变了，其他部分凭什么不变？ 有人说我是唯工具论。我的回答是：汽车已经造出来了，前面还要套一匹马吗？我前两天重看了纪录片《大国崛起》，片中讲瓦特的蒸汽机，说它开启了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时代，也重塑了人们对知识产权、财富和社会组织的理解。工厂、工人、剩余价值，这些概念都从那次生产力变化开始。如果承认AI是新的底层生产工具，就该接受组织形态必然随之改变。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文档和表格软件了，按住语音键就能指挥AI完成工作，连电脑里的全部资料都重新整理了一遍。 需要补充一点，我并不是说AI已经“冲击”了大厂。AI本身还没有被证明完全成功，用一个尚未证明的东西去论证对过去的冲击，并不严谨。更准确的说法是：旧组织本该主动调试，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调试没有成功。反倒是负担更轻的小团队、个人工作室，用AI用得更重、更直接。它们不怕错，没有那么多流程，像一个个精耕细作的手搓工坊。 最受冲击的，是承担上传下达的中层。我开玩笑做过一个极端推演：一个不健康的组织，最后可能只剩两类“员工”，干活的AI，和满足老板情绪价值的人。这是推演，但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它并非不成立。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组织里表演的人越来越多了。 大厂淘汰35岁员工，在我看来是一个悖论。人人都承认，AI时代最有价值的是判断力和经验，却又在批量清退最有经验的人。问题出在一开始就把人当成了工具。几年前并不是这样。 一位朋友离开大厂后做了独立游戏制作人，作品成了国民级爆款。他的团队只有80多人，有了AI加持，产能相当于三四百人的团队，而且很少加班。想清楚了就去做，做错了让机器返工，代价低了很多。我还听说，不少AI公司、具身智能和芯片企业其实也不怎么加班。效率提升之后，人反而多出了闲暇。 我最近常读哲学。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于惊异，也需要闲暇。人能从机器式的劳作中逃逸出来，去爬山、看天、自驾，难道不是好事？只是在这个过渡期，我们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工厂逻辑和泰勒主义的绩效思维里，新的生活方式还没有长出来。 未来的组织，能容纳的人会和现在不一样。价值观相同会更重要，对人的尊重也会更重要。因为你如果只把人当工具，人随时可以离开，自己开一人公司，接几个客户。我身边做前置部署工程师的朋友，今年收入相当可观。到那时，组织里只剩老板、AI和HR，老板自己也不会认。 主理人最后问：如果面对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怎么判断该留还是该走？我不教人做人。但如果让我筛选人，我会看四样东西： 审美能力。它带有某种先天的成分，也体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品味。 判断与批判能力。同一个大模型，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得到的答案质量天差地别。过去职场推崇方法论、逻辑和闭环，那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辨；AI时代更需要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提不出好问题，就得不到好答案。如果你只能执行，效率可能还不如AI。 仪表。不是要求俊男靓女，而是一个人是否在意自己的样子，以及从中透出的善意。 身体。清华要求学生会游泳才能毕业，我觉得很好。没有好的身体，回大厂、做节目、爬山聊天，都无从谈起。 主理人说，他当“大头兵”时觉得不需要思考，目标层层拆解，照做就行。我觉得这恰恰最该警惕。互联网企业对人的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既要你创造，又要你按KPI听话。既要又要是充分竞争下的常态。思考的人永远是少数，而思考还必须能变成行动。如果你已经接受自己只做工具，那就不必再抱怨组织没把你培养成天才，因为放弃自己的，首先是你自己。 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刚进大厂的25岁年轻人，你最想提醒他什么？ 我说，什么都不想提醒。他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开心就好。旧经验已经无法完全适应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不给年轻人留出自己创造答案的空间？ 论跑步、写代码、判断力，很多年轻人都比我强；论认识的明星，他们也比我多。年过四十，我才体会到当年父母听我说起某个明星时的那种茫然。 我特别警惕自己“老登化”。它有两个标志：一是总把“你应该”挂在嘴边，二是总说“我当年怎么怎么样”。在任何技术驱动的大型组织里，有经验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少给别人建议。一入职就告诉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就是福柯所说的规训，把人框定起来，也违背了组织招年轻人来激发创造力的初衷。 所以，如果你还想回大厂，首先需要的不是年轻的年龄，而是年轻的思维，以及对别人说“不要教我做人”的勇气。 一位学者曾对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可《桃花源记》的结尾是，当人再去寻找时，它已经不在了。 那我们该怎么做？继续往前走，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大厂这个词，或许也会像我那本书一样，从一个当下的词，变成一个历史的概念。如果有一天它真的不再被反复讨论，那不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它，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走进了下一个时代。 点击阅读原文，为播客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