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增强的超级士兵(下):认知战的三重幻觉

深度复盘经典战例，捍卫大国▲ 认知高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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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是理性的，现实是客观的，未来是算得准的。三个假设都不成立。 而它们恰好是认知战最省力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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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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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三重幻觉 · 神经武器 · 有界理性 · 认知行动 · 表演性去混合化 · 

这是 认知高地 的第158期分享

作者 | 止戈为武来源 | 编译

排版 | 015图片 | 来源于网络

KEY POINTS · 本文看点

按章节顺序精选 3 个核心论点

德英那份战略文件说得很直：人的角色正在数据、复杂性、速度三个领域受挑战，增强技术就是为回答这三问设计的。但原文列的是另外三个。 能动性、情境意识、预测，每一项后面跟一句格式统一的话：指向「士兵是理性且有意识的主体」这个幻觉，指向「存在一份客观现实可供理性操作者取用」这个幻觉，指向「未来可以预测」这个幻觉。

两组三不是一回事。 前一组是能力清单，后一组是本体论假设。承认能力不够，等于承认人还在中心；承认假设不成立，人就不在中心了。增强叙事只谈前一组，后一组被留在暗处。

规模也不小。仅美国军方语境，从事认知表现增强研发的机构合计涉及一万五千名以上科学家与工程师，手段横跨药理、饮食、神经科学、教学、技术与睡眠六个方向。更隐蔽的是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眼镜，甚至智能手机。

DARPA 的设想很具体：飞行员借非侵入式神经接口给出高层指令，操控一组无人机，同时保持监督，系统自己适应变化。总结更直白——人被「更精细地嵌入军事技术系统的逻辑之中，作为操作者和功能要素」。操作者与功能要素之间没有转折词。 训练的位置也跟着变了：它是规则的内化，功能上等同于把线性分步的算法逻辑铺到人身上。这不是培养判断，是安装脚本。

代价在别处显形。原文引的研究说，决策者一旦习惯信任技术去探测威胁、不再运用自己的判断与技能，结果是去技能化、风险评估能力下降。例子很具体：传感器损坏后，惯于依赖它的机组人员更难基于其他信息源判断。有界理性被挤掉的，正好是判断。

有人会反驳：AI 只是工具，人的决策取决于对它的信任程度。原文承认这点，然后把反驳翻了过来。这仍然预设了有意识的主体。 它把操作者模型化成做有意识决策的理性主体，一个理想化的构型。而被 AI 弄脏的，正是这个愿景。

绕开意识这件事，原文引的研究者把它写成了武器定义。神经武器要满足两条：把大脑的神经元与突触活动接入武器系统；在此过程中显著降低接敌前意识的作用。推论不留余地——掌握把潜意识信号接进武器系统的军队，能靠绕过意识省下时间，对仍在走「感知→意识→命令→武器」老路的对手拥有全面优势。他的结论更冷：除非上级在接敌前对全部瞄准决策人工复核，否则这类系统的操作者无法适用国际人道法。操作者已不在能守法的那一侧。

增强现实眼镜的期望写在战略文件里：叠加友军、敌军与平民的位置、地理与武器交战区，这种增强的理解能提升决策的速度与质量。往上是网络中心战的老定义——分散部队取得高度共享的战场态势感知，把人、平台、武器、传感器与决策辅助连成单一网络。人的认知能力被列为弱点。

增强是解决方案。军工行业的宣传顺着这条路走，把士兵框定为「系统」的一部分。原文指出这套人本修辞被当成营销手法用：一边推自主武器系统，一边强调人机接口问题。缺陷被做成了卖点。

哲学底子在认知科学那边。有研究者提醒，认为人机混合必须依赖导线与植入物是个错误，真正要紧的是生物部分对非生物部分所提供能力的依赖。所以情境意识的承诺可能没说错，却改不动大脑的基本功能：取信息、达成目标、预测结果。变的是媒介，不是功能。 批判因此很准——当下的意识不能被化约成接口优化问题。

最鲜明的一种愿景，原文引的是一位研究者的话：暴力与激情这些原始要素强烈影响人的判断，更依赖编程进机器学习算法的客观标准可以缓解这一点；偶然性留在战争里，但机器预测概率越来越擅长，能削减迷雾与摩擦。这个手势有传统——兵棋推演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普鲁士，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迷雾」后来靠掷骰子进了模拟。界面换了，功能没换。

因为整个人类经验本来就建立在有依据的预测上，预测在心灵与现实之间中介。机器消除不了歧义与不确定性。 但它在表演性地减少不确定感、补偿控制感缺失上相当有效。原文说，人机之间这层认知关系才是增强的实际发生地，跟有没有数字或 AI 元素无关。

训练是重头。模拟与界面被广泛用于靶向训练：多媒体学习提升材料的真实感，基于模拟的训练复刻真实任务与环境。从「预测机器」的角度看，这是对认知行动的操练，通向对预定义期望的提取与执行，被模拟的过程知识被内化，并决定未来的预测。于是往士兵脑子里装进一个特定版本的现实，已在挑战人与机器、士兵与武器之间那条线。那条线此前只是假设。

三个方向、三句「指向某个幻觉」，写法整齐。动作是同一个。 把不确定换成可操作的表征，再把判断挪到接口后面。 能动的部分写成规则集，「谁决定的」成了系统里可定位的环节；现实的部分写成叠加图层，「看见了什么」成了界面的输出参数；未来的部分写成概率分布，「赌的是什么」成了置信区间。

原文给这个动作起了名字，叫表演性的去混合化：责任、意图要从无意识与非意识的过程里搬回意识。搬得动，是因为分类被擦干净了。 这也解释了伦理问题为什么总被写成设计问题。判断已经在接口里，追问它只能在这一侧进行。

结论章给出一组对照。AI 之前，枪、导弹、地雷从来没有被期待成为伦理或法律上合规的行动者；AI 之后，伦理决策与法律问责越来越被当成技术设计问题，要在部署前解决。原因不复杂：AI 被当成一个智能实体来期待了。期待变了，处理方式跟着变。

另一边，追责的表演性技术完好无损。个案伦理分析也好，法庭程序也好，追溯责任或意向性的那套手艺还在原样使用。两套做法同时运行，互不干扰。

在被增强的配置里指认「人」的基质，这个动作本身就在动摇一个更基础的想法：是否真的存在过关于人类意向性的规范观念，存在过人与机器之间那条清晰的分界。而本章最锋利的一句埋在前面的小节里，没放进结论——被增强的不是人，是计算系统被人脑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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