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之路一|源于一篇小学作文,我写了大半辈子

导语：笔墨半生，与文字相伴近四十载。从少年课堂上一篇习作，到军营灯下伏案，再到民政岗位执笔把关。这条路有辛苦，也有过迟疑，更多的是文字落地之后的踏实。

我和文字结缘，始于小学三年级。一次语文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名为《我的理想》，我认认真真写下心愿：长大要做一个有文化、懂科学的农民。老师在班上念这篇作文时，我脸发烫，心里却像点亮了一盏小灯，原来一个懵懂农村孩子心里的话，写下来是有人愿意听的。后来这篇小作文被选为全校范文，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读初中时，语文成绩一直靠前，作文也常得老师认可。有两篇习作，老师细心珍藏，时隔二十年才翻出来交到我手上。捧起那几页发黄的纸，我心里又酸又暖，原来当年那个爱写作文的少年，一直被人记着。高中一年级下半期分科，我选读文科，语文是最拿手的一门，可惜两次高考都遗憾落榜。那是少有的灰暗日子，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只会写几篇作文。

入伍之后，我没有放下书本。别人业余时间闲谈聊天，我却坐在学习室摘抄好文妙句、记笔记，还跟着一位老兵学古诗词；中队小院里两块黑板，我每半个月办一期黑板报，粉笔字写到手指发僵，也愿意擦掉重写。后来调入机关当战士，身边那些参谋干事文字功底挺不错，他们改稿我就在旁边看，一句一句揣摩为什么这样改。中间去教导队集训，再回中队当兵接受锻炼，受岗位性质和环境限制，静下心提笔的日子中断了两年，笔一放下，心里总像丢了点什么。直到1986年提干以后，才重新拾起笔墨。

1988年，我肩负指导员工作职责。组织政治教育要备课授课，向上级汇报工作要形成书面材料，动笔撰稿成了日常。记得第一次上台讲政治课，课前稿子念了好几遍，到讲台时手心还是出汗，但战士们却听得津津有味；讲完才明白，讲得清楚是因为想得明白、写得清楚。1992年，支队筹备警民共建工作会议，我时任某中队指导员，上级却安排我撰写另一个中队与南福酒厂共建的经验材料，前后改了十几遍，改到自己都能背下来；文稿通过那天，我第一次觉得“写”也是可以立住脚的；也就是那一次短暂的写稿，埋下了进入机关工作的伏笔。1994年我晋升支队政治处组织股长，写作几乎成了主业，机关各类公文、领导讲话材料、新闻稿件、理论论文等都要上手。

那些年，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夜深人静，整栋办公楼只剩我办公室的灯通宵亮着。最难熬的是凌晨三四点，眼睛发涩，思路卡在半路，我就去楼道不停的抽烟，还到窗边看一会儿楼下的灯，回来接着再写。在政治处工作八年，练就了我较为扎实的文字功底。但凡支队有重要文字材料，无论属于哪个部门，首长都交代由我先把关；凡是由我把关退回的材料，我都要告知他们为什么返工，回去后如何进行修改，让他们尽可能少走弯路。后来我任政治处副主任、主任，既经常审改文稿也亲自撰稿，还带着年轻战友共同探讨如何写材料，至今那些一同“爬格子”的小战友还尊称我“老师”。即便担任支队副政委、政委以后，凡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我从不让人代劳。也有人劝我，到这个位置何必还亲自“操刀”？我不是没想过放手，可别人写出来的稿子不对胃口，文读不下去、话讲不清楚，心里那道坎过不去。在此期间，总队机关多次抽我前去帮忙，任务都是起草重要材料，那时我“能写会写”才小有名气。

2005年转业到市民政局任职。按常理，身为单位领导，写材料的事不用我操心，但看到下属提交的多数文稿达不到要求，我始终放不下，一边修改，一边教大家写；遇有要求高的综合性文字材料，我依然亲自撰稿。尤其是刚到民政局那阵，我最怕的不是不会写，而是写不准，有可能材料里的一句话，后面往往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日子。

回望几十年的写作历程，在部队，官兵们称我为“一支笔”。这个称呼，我听着高兴，也听着警醒，因为名气是别人给的，功夫是自己一天一天熬出来的。到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二十年，凡是我分管领域报送市里或省厅的文字材料，都能顺利通过，没有一次返工；局里每次筹办大型会议，几乎所有材料也由我统一把关。

写作从来都是苦差事，愿意沉下心的人不多。早些年没有电脑，全靠在稿纸上一笔一划地写，写了改、改了抄，一份稿子反复打磨好几遍。半夜抄错一个字，整页重来，气得想把纸揉了，第二天还是照旧坐下来写。

很多战友和同事问我写作有没有捷径。我的体会很简单：一是不怕吃苦受累，肯下笨功夫；二是善于学习思考，不闭门造车。几十年来，我写的文稿不计其数，粗略统计有差不多400篇各类文稿在各级刊物、媒体发表，多篇获奖，我也多次获评与写有关的先进个人。

笔墨相伴半生，苦是真的，收获与心安也是真的。

文末预告：写作没有一蹴而就的本事，靠的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下一篇，和大家聊聊，写作贵在长久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