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APP新增仲裁条款,点击“同意”就只能仲裁吗?

投资人已经就基金销售纠纷向法院起诉，为准备庭审登录基金公司的APP查阅资料，却被要求先接受包含新增仲裁条款的系列协议。不点击“同意”，便无法继续查看产品信息。这样的点击，能否成为基金公司排除法院审理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于2026年10月12日公布的一则典型案例，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仲裁条款虽然已经加粗提示，投资人也确有勾选行为，法院仍未支持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1] 对金融机构和投资人而言，这一案例值得关注之处，在于怎样审查存量交易中新增条款的订立过程，以及点击记录究竟能够证明什么。

一 起诉后被要求接受的仲裁条款

根据官方案例摘要，方某于2015年12月经线下推介认购100万元基金，至2024年12月赎回时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某认为基金公司存在误导销售，于2025年9月向法院起诉索赔。

同年10月，方某为准备庭审登录升级后的APP，勾选了包含仲裁条款的系列协议。该条款作了加粗提示，并约定效力溯及既往。基金公司据此在首次开庭前提出主管异议，主张纠纷应当交付仲裁。所谓主管异议，在这里解决的是法院能否审理本案，而非由哪一家法院审理。

方某则提出，购买基金时并无仲裁约定；线下办事机构撤销后，APP已成为主要服务渠道。页面只有“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两个选项，不接受新协议就无法查看产品信息，此次勾选是为取得庭审所需资料而作出的被动操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结合上述签署方式，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方某具有真实的仲裁意思表示，案涉仲裁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案号为（2026）沪74民辖终26号。该裁定处理的是仲裁协议能否排除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并未据此确定投资损失赔偿责任。[1]

二 点击记录能够证明什么

基金公司的主张有其合理基础。线上交易依赖可以识别的确认行为；条款已经展示并作提示，用户又完成勾选，原则上不能仅因其事后声称“没有认真阅读”，便否定该操作所表达的意思。仲裁本身也是法律认可的争议解决方式，选择仲裁不当然构成对救济权利的不合理限制。

但方某提出了超出“未阅读条款”的具体事实：不接受新增仲裁安排，就不能查阅既有交易信息。机构据以主张同意的点击行为，与用户为处理原有交易而取得资料的需要，被设置在同一登录条件之下。法院据此认定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仲裁自愿原则。这一判断有特定的事实基础，不能仅凭页面上存在“同意”和“退出”两个按钮，就对其他协议作出相同结论。[1]

进一步分析，提示说明与真实合意解决的是不同问题。《民法典》第496条要求格式条款提供方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作合理提示，并按对方要求予以说明；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10条明确，仅有勾选、弹窗设置，并不足以证明提示说明义务已经履行，提供方仍可就实际履行情况举证。[5][6]

提示说明着重审查用户是否有机会注意并理解条款，真实合意则须判断其是否自愿接受该项安排。本案已经加粗提示，仍要审查拒绝后的服务后果。对于类似争议，如果另有实际可用的资料获取渠道，也应纳入判断；但存在替代渠道，并不当然证明仲裁协议有效。

协议覆盖范围还应单独审查。本案条款虽已写明溯及既往，这只能说明文本拟覆盖旧有争议，不能反过来证明方某自愿接受。对于其他协议，亦须结合条款内容及文件关系，查明当事人同意提交仲裁的究竟是哪项交易、哪类争议。

三 订约背景不同 结论也可能不同

广东高院2024年2月公布的“梁某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提供了可供对照的情形。梁某首次注册APP时，用户协议首页提示阅读争议解决条款，仲裁条款另有下划线。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相关提示已达到合理程度，约定仲裁并未不合理减损用户权益，驳回了确认无效的申请。[2]

两案不能仅按“加粗”与“下划线”比较。梁某案的争议解决安排发生于初次注册，方某案则涉及交易和争议均已发生后，为查阅既有信息而勾选包含新增条款的协议。比较这两种情形，需要同时考虑条款如何提示、用户为何确认，以及拒绝后的实际后果。初次注册也不意味着免于审查，事后追加同样不等于当然无效。

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仍可自愿协商仲裁。方某于2025年在线勾选相关协议时施行的《仲裁法》第16条，以及202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法第27条，均允许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新旧法也都坚持自愿原则。[3][4] 因此，不能仅因已有交易或已经起诉就否定另行协商的可能，仍须回到合意形成过程审查。

四 举证应当还原当时的订约过程

投资者提出异议，首先应将原购买合同与新增协议对应，说明原来如何约定争议解决、新协议何时展示、何时勾选，以及相关条款如何涉及旧交易。原合同没有仲裁条款，并不能单独排除后续另行约定；异议还需要能够解释此次确认行为的具体材料。

当时的页面、连续操作记录和客服答复，可以帮助说明不接受条款会发生什么、能否通过其他渠道取得资料。这些材料应对应具体日期和APP版本，避免用今天的页面解释此前的操作。对掌握在机构一方、与争点直接相关的日志，可依法申请法院调查或责令提交；电子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仍须核查。

机构一方则应把具体用户、当时协议版本、实际展示流程和确认记录对应起来。仅提交现行协议与一条点击记录，尚不足以说明用户当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在何种条件下作出确认。主张另有资料获取渠道的，也应说明当时如何告知、能否实际使用，不能以事后补设的入口证明此前已提供选择。

程序节点亦不可忽略。现行《仲裁法》第37条规定，法院受理后，另一方若凭仲裁协议主张应由仲裁解决，应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并提出异议；未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法院继续审理。[4] 办理具体案件时，仍须核对适用法律及案件进程。程序争议处理期间，销售行为、损失及因果关系等实体证据也应继续准备。

五 存量协议更新要落实到实际业务流程

对金融机构而言，本案提示的风险不能仅靠修改一段条款消除。新客户首次订约、存量客户协议变更，以及争议发生后的单独协商，应分别确定适用范围和确认方式，避免由一次统一弹窗承载性质不同的安排。

对于存量客户，建议先由法务确认哪些交易资料仍须按原有法律或合同义务提供，再与产品、客服人员核对拒绝新协议后的获取路径。上线前，应实际走完“不接受新增条款”的流程，检查信息能否取得、替代渠道能否使用，客服解释是否与页面功能一致。旧协议、变更说明、实际展示页面及确认记录，也应保留可相互核对的版本。

如果希望将已经发生的特定争议交付仲裁，另行沟通争议范围和程序安排，较之将接受条款设为查阅旧资料的前提，更有利于说明双方确有协商和选择。增加这一步沟通需要投入成本，但也能减少此后关于协议版本、接受条件及适用范围的反复争执。上述建议着重解决订约过程及其证明问题，具体条款仍须审查仲裁事项、机构选择等其他成立与效力条件。

存量协议变更最终需要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双方究竟同意改变什么，以及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这一同意。将这两个问题落实到文本和流程，才能判断新增仲裁安排是否能够约束具体交易中的当事人。

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引两案均仅据官方案例摘要，未取得裁定全文；比较的是不同订约背景，不作同一事实下裁判冲突的判断。方某在线勾选相关协议的时间为2025年，本文区分当时法律与现行规则，未推定二审裁定直接适用修订后的条次。资料核验截至2026年11月3日。

[1] 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四），2026-10-12。

[2] 广东高院公布广东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案例03），2024-02-2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17年修正历史文本）第4、16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25年修订）第4、27、37、96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