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据“喻国强律师”公众号5月14日《长沙市律协，你到底要干什么？》一文披露：2026年5月8日下午，长沙市律师协会工作人员拨通了一个电话。

不是吾同律师事务所现职律师的电话。

是吾同所一名前内勤的电话，她已经从这家所离职。这位工作人员自称是长沙律协的，她要求这位离职员工“去律协说明情况”，说什么情况呢？说是“之前年检由你经手，现在要了解一下”。

前内勤很奇怪。自己早就离职了，为什么律协要来找你？

这位工作人员追问对方在哪里上班，说可以去找她。前内勤拒绝。工作人员继续追问，意思大致是问她是否还愿意回律师行业上班。

这句话很关键。

它不像在追问工作情况，更像在打听人是否还有职业身份可以打击。这是官僚体制的经典问法，“你还想混这个圈子吗”，言外之意就是“你如果想混，就乖乖配合”。

吾同律所负责人喻国强听到这段描述，立刻判断“来者不善”。

什么触发了这通电话？

是吾同律所4月8日的一份申请。喻国强代表吾同所向长沙律协申请减免会费。减免多少？2.4万元，其中律所团体会费1.5万，律师个人会费0.9万。

2026年的2.4万元，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放在吾同所的财务状况里，就变得有了分量。

吾同所一共3名合伙人、3名专职律师、1名实习律师，加1名行政。2025年，这个所创收32.8万元，支出83.92万元，缺口是51.12万元。

支出是创收的2.56倍。三个月的工资单都开不出来。

律所内有部分律师身心承受较大压力。内勤都散了。

在这个财务状况下，2.4万元的会费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喻国强写信给长沙律协，说减免一下吧。

长沙律协怎么回应的？

一个月过去了，30天，律协什么回应都没有。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连个说法都没有。

法定上，律协会员的会费减免有明确的对象。各地律协都有具体的减免办法，覆盖青年律师、年长律师、孕产期女律师、患重大疾病等情形。

长沙律协自身也有“首次执业第三年青年律师返还50%个人会费、孕产期青年女律师返还6个月会费”的具体规定。

但一般性的律所亏损困难，不属于法定减免范围。

各地都在想办法灵活处理，但明面上的法定缺口就在那儿。

所以这通电话，在逻辑上有个暗示。

既然律协不能以“律所困难”为名义减免会费，那就想想别的办法。比如，是不是可以找到某个小辫子，让你心里犯怵，主动放弃申请？

离职员工的手机号码怎么来的？年检资料里。

年检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以前的事儿。非要挖出一个已经离职的人，非要问“你还想不想回到这个行业”，这不是巧合。

截至2024年9月，全国执业律师达75万人。

这75万人每年要交会费，要参加年检，要接受律协的各种检查。多数地方律协的会费收支信息并不向社会公开，律师交了钱，最后用到哪儿了，会员看不到明细。

换句话说，大部分律协的会费是什么账，一笔糊涂账。这钱哪儿来，哪儿去，会员不知道。

有人问过。

曾有律所就减免会费问题诉诸司法，但法院以协会属内部事务为由驳回。也有律师要求律协公开会费收支明细，律协以内部财务为由拒绝。这些律师的发文多次被律协公号删稿。

从这个角度看，这通电话就不是什么工作流程的问题了。它反映的是一种权力关系的默认理解。

协会有权对会员进行经济强制，会员要交钱，不交钱就别想年检，别想执业。

至于减免的理由，那取决于协会的脸色。没有明确的标准，没有公开的申请流程，一切都在黑箱里。

会员要钱，就乖乖交。

想减免，那就看协会心情。实在不交，协会可以找你麻烦，可以问你“还想不想在这个行业混”。

吾同所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不是因为喻国强和这些律师水平不够。吾同所不缺案源的年份，也创过收。问题在于整个律师行业的集体式困境。

据相关机构统计，从2017年到2022年，全国执业律师的人均办案量出现下滑。

一共才5年，掉幅较大。律师多了，案子没有多那么多，生存竞争就激烈了。

竞争从增量变存量。

头部大所虽然掉了钱，但起码“增收不增利”，还有利可图。中小所呢，没有增收，反而在给存量。

逃的人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10月底，深圳累计已有1221名律师主动注销律师证，约占当地专职律师总数的5.6%。这是数得出来的逃离。

喻国强所在的吾同所，律所内有部分律师身心承受较大压力，这已经不是个人问题了，这是行业整体的精神危机。

当一批从业者都在想逃离，说明这个行业已经走在崩坏的路上。

从2025年的财务报表看，吾同所的成本结构是这样的：工资和案件提成占一半多，社保强制缴纳占一成，房租物业占一成多，其他杂费占一成。

再加上协会会费、年检费、各种培训费，这些“社团”性质的支出占比虽然不算大，但量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一两万块钱。

而这一两万块钱，对于年亏50万的小所，重量等于压死一个人。

长沙律协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现实？

据喻国强律师披露，没有。据腾讯新闻“法度Law”5月12日报道，长沙律协在5月11日表示这是“个例”，并称律协“一直有减免会费的相关工作和标准”。事实上律协的回应只给了媒体，没有直接答复当事律所。

长沙律协不仅沉默，还派人去找离职员工，问“是否还愿意在律师行业上班”。

这是什么逻辑？

你吓唬谁呢？吓吓要减免会费的那个人吗？吓吓他的前员工，让他去律协当证人？

还是说，律协有点着急了，怕这事闹大。

全国律协会费的乱象不是今天才有的。

倒回40多年，律师制度才恢复。1980年代初期，第一批律师重新出现，他们是“国办所”，属于政府部门编制，是干部编制。

律师就是国家干部，往高了说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往低了说是体制内的身份。

到了90年代，律所开始脱钩。律师从干部身份变成了自由职业者。

脱钩以后，律师不再是“国家编制”。

但律协对他们的管理方式经历了一些变化，围绕会费收缴和年度考核的基本机制延续了下来。

这套机制在今天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它假定律师愿意继续融入这个体系。当年那批80年代的国办律师，是被动纳入的，没有选择余地。

今天这75万律师，至少在原则上有选择的空间，虽然选择的成本很高。

但当协会用各种隐性的压力来维持这种管制关系的时候，这个体系的合法性就在一点点瓦解。

这通电话，从这个历史背景看，就不是一通随便的“工作流程电话”。它体现的是一种管制思维的余韵。

在国办所的时代，这种思维用来对付干部是有效的，因为干部怕丢饭碗。

脱钩以后，这套东西就显得笨拙了。

但律协还在用，甚至有点更凶了。因为协会感受到了权力在瓦解。

所以长沙律协的态度就很清楚了。

你申请减免会费，我先不理你，看你能不能坚持。你还在死皮赖脸地要减免，我就派人去查你的底，问你的前员工“是否还想在这个行业混”，给你一个温柔的威胁。

这叫“协会自治”，这也叫“协会权力”。

但它最后映照出来的，恰好是这种权力的虚弱和苍白。

喻国强在公号文中写道：“我暗笑她大惊小怪，多大的事嘛，值得大动干戈？”他当时还觉得是前内勤反应过度，自己后来才承认“看来我太天真”。

那篇文章末尾，喻国强写：“电闪雷鸣间，我闻到了一种味道，一种让我毛骨悚然的味道。”那个熟悉的味道，指的是2009年湖南省律协对他和强晟律师事务所的打击迫害——会长是对手的学生，副厅长是对手的大学同学，强晟所被注销时连清算都没走。

这话耐人寻味。

喻国强要的不过是让吾同所的这几个还在坚守的律师少交一笔钱，日子好过一点。

如果长沙律协非要用权力来卡他，那他可能也就彻底放弃这个行业了。

这是一种悲哀的平衡被打破。

协会需要会费来运转，律师需要协会来维持执业资格。双方都是被动的，都是被这个体系绑定的。

但当协会对律师的压力太大，当律师感觉到协会对他们的压力已经成为了额外的折磨，而不是保护时，这个平衡就崩了。

一批律师在考虑离职。

这个数字背后，是吾同所的51.12万元亏损，是律所内有部分律师身心承受较大压力，是内勤的离职，是喻国强的逐步淡出。

4月8日那份减免申请，长沙律协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沉默。5月6日，喻国强先在公号上发了第一篇文章。两天后律协的回应来了。5月8日，电话打给了一个离职员工。5月14日，喻国强发出第二篇文章，把这通电话的内容公之于众。律协的权力逻辑被翻了个底朝天。

权力需要黑箱，黑箱需要沉默。一旦曝光，权力就现了形。

在这里，减免会费不是单纯的财务问题，背后是协会权力能否维持的试金石。

当小律所敢于公开申请减免，敢于在面对威胁后还要发声，说明这个体系的合法性已经在松动。

律协要的从来就不是这2.4万元。要的是控制。控制律师对权力的想象。

一旦这种想象崩裂，律师就会走。而律师走得越多，律协的权力就越虚。

这通电话就是这个循环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

事实早已摆在那里：75万律师，一笔糊涂账的会费，没有标准的减免流程，协会的沉默和威胁。这不是改革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一通打给离职员工的追问电话，把协会自治的内里翻了出来：会费减免没有公开标准，申请被沉默吞掉一个月，最后落到拿离职者的职业前途当筹码。当一个51.12万元亏损的小所敢公开喊“减免不了我就走”，当75万律师里一批人也在准备走，律协所谓的权力就只剩一个空壳。

长沙律协可以继续这套做法。

只是这套做法的尽头，从来不是更多的服从，是更冷的散场。

当一个行业开始默默撤场，留在台上的人，再威风，也只是给空椅子讲规矩。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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