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坐进AI大会观众席,不停追问年轻人的生计撰文 |刘思洁
编辑 | 张薇
封面来源 | 方塘研究院
AI时代，技术问题正在变成哲学问题。
6月下旬的北京五道口，一场由清华大学组织的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图灵奖得主一起，试图为AI时代的棘手问题寻找更底层的答案。
人在AI时代如何安身立命？便是其中一个问题。
第一天的“终极之问”环节，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共同做了回答。
项飙流露出了他一贯的对人类命运和个体处境的担忧：他呼吁大家在意当下AI头部公司的支出已超过美国政府对教育与社会福利的整体投入，以及关注AI 浪潮下年轻一代的焦虑和意义感的丧失。
至于萨顿的这个判断——因AI的出现人类进入了设计时代，项飙认为恰恰相反。在他看来，AI的本质仍旧是复制时代的产物，大语言模型的爆发，恰恰依赖人类社会积累的海量抽象文字。他强调人的美与智慧，来自懂得欣赏被给予之物，并且与之和谐相处，而非无止境地设计与创造。
会议进入第二天的上午，项飙的讲演日程其实已经结束了，但他没有离场，而是悄悄坐进了观众席里。迟到的我轻声找了个位置坐下，一转头，发现旁边正是他。他时不时用笔记录下台上发言的重点，但在那些过于宏大、抽象的哲学思辨和概念推导中，他偶尔也会支撑不住地“打个瞌睡”。然而，一旦到了议程间隙，这个有些疲惫的学者就会被瞬间涌来的人群围拢，合影、签名、递名片、加微信。项飙温和地对待每一个人，“你是哪里的人？” 听到有拜访者是做公益的，他立刻追问：“机构是挂靠在哪里的？”，他也会询问“你觉得今天讲的最有趣的点在哪里”。私下，他更喜欢和人们打着日常的招呼，关心着每个人细碎的生活和最当下的感受。“你怎么看？”
在他第一天的演讲中，他说AI不是凭空出现的新物种，而是人类几千年来把活的经验不断抽象化、标准化、可编码化这个过程的终点。他关心着AI相关的监管，AI的能源消耗，AI企业整体市值的虚高。和项飙去往餐厅的路上，我试探性地问他，是否关注到了国内热议的OPC（一人公司）。听到这个词，项飙直接把问题反抛给我：“你怎么看？”“以及，他们能赚到钱吗？”他太爱提问了，紧接着，他又抛出了一个重力量的问题：“你怎么看大家为技术亢奋，为自己害怕？”面对他的追问，我开始向他分享我遇到的OPC们，他们具体在折腾些什么，以及大城市里那些失业、迷茫的年轻人们的真实状况。我们对于AI是否创造了大量的工作都表示怀疑。不过我举了个例子，有的人被大厂裁员后，去给小企业做AI培训。项飙听后笑了，给了我一个极具幽默感的比喻：“真的很有意思。培训人怎么运用AI，AI推广员。就像我当年做的移民中介（研究）一样，他自己不一定成功，然后他老叫别人移民。被大厂裁了，然后去推销大厂的产品。”项飙认真地听着我的分享，他说：“中国青年本来就对祖国的这个大的未来非常乐观，对自己的结果相当悲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比较有趣。包括今天我们在谈‘工作’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台上）谈得还是有点抽象的。”这或许是他一路上不停向我提问的原因。他想要拨开那些概念，了解更具体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那些在海啸退去后的年轻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感受与反应。退回到有机的“小循环”
从大城市年轻人的困境，话题自然延伸到了更广阔的中国大地。我给他讲起自己在贵州县城看到的景象：小商贩们普遍挣不到钱，年轻人失业、负债，整个小城陷在一种胶着的状态里。项飙听得很专注，很少插话，直到我讲完，他才迫切地追问：“那他们怎么反应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也不现实，他们是个什么样的心态？”我思考了一会告诉他，当下，人们似乎开始慢慢接受现实了。我们聊起人的韧性：在接纳了现状后，人们会力所能及地想着去做些事情。当下的中国似乎正在发生的一种微观抵抗——生意的在地化、熟人化。一些小商贩不再追求规模，而是在朋友圈里做点熟人生意，甚至有些年轻人选择返乡种地。在这个瞬间，项飙的眼神里突然闪过一种欣喜。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意味：“太有意思了，这不是那种高附加值，是比较有机的小循环。”他兴奋地顿了顿，接着说：“他搞这种种植业，就不用害怕AI。”拒绝“瞎忙”
一直强调“附近”的项飙，对于当下一些人力所能及地构建自己的微观生活的行动感到兴奋。
但同时也始终对AI所带来的虚假繁荣保持警惕，在交流中提到“它（AI）是不是完全是一个泡泡”，他类比了房地产过热，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泡沫。他困惑于“AI究竟带来了多少生产率的提高，整个社会经济多大的增长？”他自己有很多关于AI的迷惑。这次来参会，他也更多地作为一个想来寻找答案的学习者。“最大的焦虑往往是跟迷惑混在一起的。如果你对焦虑的对象了解得比较清楚的话，这个焦虑也就变得可以解决了。现在焦虑就不知道这究竟怎么回事，大家都说它（AI）不得了，是必然趋势，你仔细一看又看不清楚这究竟能带来什么。”项飙不会掩饰自己的困惑，也想知道别人面对同样困惑时的感受。项飙转述了会上一位学者的观点：“原来你是拿薪水的专业编辑，后来你失业了，现在AI让你一天能做七条视频，你很忙，但没有收入，没有保障。”他想要问问我们怎么看，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你可以说在活动上是有替代——你没工作了，但还是可以继续搞这样的活动。但年轻人要的不是有活干，而是我要工作，我也得有收入。任何人现在都可以拍电影，但那不算一个工作。人要的是立身之本。”而他对于这些AI创作的短视频的态度也很直接，“反正我是看着那是AI的样子就划走。”提到会上有学者说，“影视界虽然缩水了，但AI带来了许多短视频相关的工作，大家都很忙。”项飙直接地说：“我说这是瞎忙。”这场为期两天的会议，项飙不仅全程参与了白天的所有学术讨论，甚至到了晚上，他还坐在台下，完整观看了年轻人用AI制作的短片放映活动。他没有像传统的明星学者那样，在发表完高论后就消失。他选择留下来，去感受那些年轻人作品里的表达。午饭结束，分别前，项飙对我说：“（和你们聊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穿着姜黄色的冲锋衣，背起双肩包，快步向宾馆走去。他要赶在下午的研讨开始前，抓紧时间休息一会。你会担忧AI取代你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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