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最近外网关于AI模型是应该开源还是闭源吵得不亦乐乎。每个学理工的计算机芯片AI大佬都拿起笔写豪情万丈的小作文，从黄仁勋的《开放权重与美国AI领导力》，到Anthropic达里奥的《我方对于开放权重模型的立场》，Meta的扎克伯格上周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万字长文，题目是“The AI Future Is for Everyone”（AI的未来，属于每一个人），就更别提一众科技博主各种小视频宣传自己的观点，最新的消息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往华盛顿白宫、国会山上跑，你方唱罢我登场，力图影响国家政策。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想到当年在中国的一个梗。想当初Jack Ma意气风发的时候，在外滩金融峰会讲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应该如何平衡，那时候的状态和现在这些AI圈内人如何炒作AI开源闭源的状态何其相似。不知道美国人知道不知道，后来在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给所有争论下了结语：“从来就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什么技术创新不创新，放在历史时代大潮里都不是个事。人是很渺小的，不管你自认多牛，就算马斯克过来中国，在酒桌上也得拿着酒壶敬酒绕三圈。这篇社论要比万千网络小作文更加雄辩的揭示了：是时代成就个人，而不是个人创造时代。
所以借助《人民日报》的话，关于这个AI开源闭源的无谓争论，我们的结论自然应该是：是时代的AI，不是AI的时代。所以造AI模型的那些人就别想着如何改变世界，最后的结局是，AI服务于时代，开源和闭源之争的结局一定是“强监管”，是现在两种观点的妥协折中，至于倾向哪一边，最后还是决策的人是想要哪边的利益更多些。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或者其他全世界，无论开源还是闭源的各种AI，最后决定扣扳机的一定是某个官方组织为代表的“人”。可惜当年马云只知道在公开场合大会上乱讲，没有像现在美国AI圈大佬一样尝试着穿着西装去北京人代会上讲，影响不了制定政策的人，自然就会被制定政策的人影响。
我其实挺喜欢美国这帮AI理工男所掀起的各种技术浪潮，不仅在于技术本身，还在于这种技术所带来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改变，带来哲学认知的发展。我确实不认为当代哲学就一定固守在百年前的那种状态，由众多19世纪出来的那些理论，框住认识未来世界的发展，框住文明的边界，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但起码这种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某种新的哲学思想讨论，我觉得非常好，社会应该允许和鼓励这样的前沿思想碰撞和交流。现代文明就是这样才会不断发展前进的。
具体到开源还是闭源前沿AI模型的争论。我知道美国硅谷流行一种有效利他主义，马斯克、OpenAI的奥尔特曼、nthropic的达里奥等等都是这类人，就是说他们信奉用自己的时间、金钱、职能去尽可能去做有利于全人类福祉最大化的事，既要博爱，又要道德中立、人人平等且无远近亲疏。这多少带点功利主义。什么叫最大化？谁来定义？跟这种思潮相反的是慈善地方主义，认为人天然对邻居、本地社群、身边共同体负有特殊道德责任；慈善首先要照顾本地社区。这种计算爱心大小与距离远近的关系，实际上挺无聊的，也多少有点虚伪。但所有这些信奉不同思想的人都认为自己在改变世界，目标宏大，也许确实大家都用理性思维去推导某种改善世界的方式是对的，但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好的乏人讨论，都各行性一套。
一直以来我是信奉技术中性，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只是物理化学规律，它没那么多阶级属性，没有那么多人性善良争论在里面。但现实不是。还是因为：人。
有一个人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他的书我还没完全看懂。加拿大哲学家芬伯格写的《论技术与现代性》，他是现代技术批评理论的奠基人，研究技术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关系的。有一位学马列的国内学者专门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去解读芬伯格的思想，我也没看懂，他用马克思理论去解释的，那里面有方法论。因为不懂，所以不敢盲从。但是另一位比较务实的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关于何为公正，反对完美，以及何为公共哲学里，他有很多这类看似伴随新技术出现后的社会治理矛盾现象案例，但都无解。这其实很发人深省。我相信那些美国AI大佬也都看过这些书，当然心里也有一杆秤，如何抉择。
我还是非常期待中国也能出现类似这样的思想方面的争论，这有利于好的监管政策涌现。这在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关于何为真理有过，所以后来才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锤定音。90年代初期还有姓“资”姓“社”的争论，这让当时整个国家畏手畏脚，才有了后来邓公南巡讲话，才有了“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论断。再到后来，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制内、体制外的争论，但最后都统一在“三个有利于”理论里。所有这些浅显的大白话结论，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理论在其中。这要比那些晦涩难懂的大部头书籍和光讲问题、不讲结论的“思潮”要好。
建议：我们可以把“三个有利于”理论包装一下，送给美国白宫和国会山上的那些律师出身的人。这是中国的社会治理智慧。希望我们以后继续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理论涌现，这也是人类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