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AI对传统战术的赋能转变

传统战术知识在本质上具有显著的规范性特征。从《孙子兵法》到近代条令条例，其核心功能在于为指挥员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被验证过的行动框架。这种规范性来源于对过往战例的经验归纳：什么样的地形适合伏击？什么样的兵力对比适合包围？什么样的时机适合进攻？等等。这些知识被提炼为原则、规则和程序，以此用来降低战场复杂性，增强决策确定性。

然而，这种规范性知识存在三重内在必然困境：一是滞后性，规范性知识是对过去战争的总结，而下一场战争往往是在全新社会、政治及技术条件下展开，这种滞后性是无法回避的。如法国曾固守马奇诺防线，是基于一战经验的规范性知识，却未能预见装甲集群的机动性带来的战术革命。二是静态性，规范性条令一旦形成，便倾向于固化，难以适应战场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境，战场态势是无数变量非线性交互的结果，任何预先设定的规则都难以完全覆盖。三是主观性，规范性知识最终需要通过指挥员的理解与执行才能生效，指挥员的认知负荷、经验差异和心理状态，都会导致对同一规范的理解与执行产生偏差。克劳塞维茨所言的战争迷雾与摩擦，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规范性知识向具体决策转化过程中的信息损耗与认知扭曲所造成。

AI对传统战术的赋能，其突破在于将战术知识从一种规范性的存在，解放为一种生成性的活动，这一转变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实现。

首先，AI带来认知维度的全息化。传统指挥员的态势感知受限于人类感官和情报处理能力的物理极限，他们必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进行拼图式推理。而AI系统，特别是融合了多源情报的智能感知网络，能够近乎实时地处理来自天、空、地、网等空间的异构数据，构建出一个动态、多维、近乎全息的战场图景。这种感知不再是线性的、因果式的，而是关联性的、涌现式的。AI能够识别出人类无法察觉的微弱信息、非线性关联及潜在行为模式。AI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极大扩展态势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为战术生成提供前所未有的信息基础。

其次，AI推动决策逻辑的涌现化。传统作战规划是典型的“分析-决策”模式：基于条令规范，分析敌我态势，推演多种方案，选择最优解，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演绎式过程。而AI赋能战术生成，则是自下而上的归纳式逻辑，它非简单地学习如何执行人类的规范战术，而是在追求预设目标（如最小化伤亡、最大化摧毁概率）的过程中，自主发现并生成超越人类经验的全新战术。这些战术可能违背传统的规范性原则，如放弃地形优势以换取时间窗口、分散兵力以制造认知混乱等。这些涌现出的战术并非程序预设，而是在复杂系统交互中生成的，它体现了AI对战场因果结构更深层的理解。

最后，AI促成了行动方式的敏捷化。传统军事行动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其效率受限于人类认知的慢思考模式。AI使战术单元能够在“感知-认知-行动”之间实现近乎实时的闭环，从自动目标识别到火力分配，再到无人集群的协同机动，AI将一个本应耗时数分钟甚至数小时的决策周期压缩至毫秒级。这种敏捷性不仅意味着速度的提升，更意味着战术形态的根本变化：战术行动可以从预设的剧本执行转变为实时的态势响应，每一个行动都基于对前一秒态势的精准认知，行动本身又成为生成新态势的变量。

传统视角下，战术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作为艺术，它依赖天才的灵光一现；作为科学，它遵循可复用的规律。AI赋能视角下，战术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现象。它不是某个指挥员个人意志的体现，也不仅是条令规范的机械执行，而是作战网络中的所有智能体——包括人、AI系统、无人平台等在高度互动环境中，为达成共同目标而进行的持续博弈与协同演化的结果。战术的有效性不再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某条经典原则，而取决于它在动态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一战术本体的重构带来三个重要的意涵：一是人机关系再定义。在生成性战术中，人不再是指挥链上唯一决策者，而是人机协同认知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人从决策者转变为设计者和监督者。人类指挥员的核心价值，不再是进行比AI更快的计算或更准的预测，而是设定作战目标、界定伦理边界、理解战略意图，并对AI生成的战术选项进行最终的、基于价值理性的判断。AI则是在此框架内，极致发挥其工具理性，生成海量的、创新的战术方案，这是一种基于认知分工的新型协同关系。

二是指挥控制范式转型。传统的层级式指挥控制范式，本质上是与规范性战术相匹配的——上级制定规范，下级执行规范。而在生成性战术时代，指挥控制必然向任务式指挥的更高阶形态转变。上级明确作战意图和最终状态，各作战单元（包括AI系统）则被赋予根据实时态势自主生成行动方案的权力。信任机制取代了指令机制，动态的、分布式的自适应协同取代了僵化的、集中式的计划协调。

三是，军事变革的认知转向。AI对战术的赋能，标志着军事领域的变革从能量域、信息域向认知域的深度拓展。未来的军事竞争，不仅是平台性能的竞争、网络带宽的竞争，更是战术生成能力的竞争。谁能更快、更有效地从海量数据中生成有效的战术知识，谁就能在认知域占优势，这种认知优势将直接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

AI并非简单地加速或优化人类既有战术，而是通过其强大的态势感知、模式发现和自主决策能力，将战术从对过去经验的复刻，转变为对当下态势的实时响应和未来可能的创造性探索。这一转变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工具主义的视角，认识到AI不仅是战术执行的工具，更是战术知识的全新生产者和战术形态的深刻塑造者。面对这一变革，军事理论工作者和指挥员需要建立的不是对AI的盲目崇拜和依赖，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成性”认知框架。这意味着要重新思考战术的本质，重新设计人机协同的指挥体系，并最终将AI的机器智能深度融入并升华为军事智慧。唯如此，才能在未来战争中，驾驭这种全新的战术生成范式，赢得认知域的主动权。

图片来源于网络，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