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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论语》有云：“往者不可谏。”可人们面对过往时，却总喜欢说“如果我当初……”

灯亮着，就有人记得

那年冬天，我在一张月考成绩单里，第一次觉得自己轻得像一片灰；也是在那个冬天，我第一次知道，有些人的青春可以重得像一座山。

高二上学期第四次月考，我的名次又往下滑了四十位。晚自习回宿舍，我把那张纸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抽屉最深处，压在一摞没做完的试卷底下。走廊的灯坏了一半，我摸着黑往宿舍走，忽然觉得“奋斗”这两个字很可疑——好像我已经拼尽全力，也只够勉强站在原地。第二天语文课，老师让写“家国情怀”，我的笔尖在纸上悬了半分钟，一个字也落不下去。山河太远，而我连自己这三尺课桌都快挪不动了。

周末，父亲从驾驶座回过头说：“跟我去趟青龙岭，老电站年检，我带你认认门。”我原本要刷两套题，但看他已经把工装挂在了门后，就默默把卷子塞回了书包。

车沿着盘山路往上，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冷得像刀子。山雾一层一层地擦过挡风玻璃，轮胎碾过结冰的碎石，咯吱咯吱地响。父亲开得很慢，两只手一直贴在方向盘上沿，那双手的虎口处有一道旧疤，皮肤粗得像树皮。我问他这道疤的来历，他只说“早年了”，然后把话头转去问我冷不冷。

老电站比我想象的破。水泥墙上一圈圈深褐色的水渍，一直爬到离地两米高的地方，像一枚枚被时间按下的指印。父亲走过去，把手掌平贴在那条最高的水渍线上，停了几秒，才开口：“九八年发大水，水就到这儿。我们三天三夜没合眼，守在坝上。”控制台的推杆上磨出了一道发亮的凹痕，他顺手摸了摸，说当年就是那根杆子，来回推了几千次。

更让我心里一震的，是他宿舍抽屉里那本绿色塑料皮笔记本。纸页发黄发脆，上面全是手写的公式和一行行歪斜的钢笔字：某月某日，几号机组振动超标；某月某日，闸门结冰，凿了半宿。本子中间夹着一张全家福，边角被翻得起了毛。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年×月×日，你在县城出生，我在坝上。”

父亲把它抽出来看了一眼，说得轻描淡写：“那年没赶上。”

我站在原地，忽然问出一句很没礼貌的话：“爸，你图什么？”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伸手往窗外一指。山脚下的县城亮着一片灯，橘黄的、雪白的，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谷底，像一床摊开的被子。

“图这个。”他说，“灯亮着，就有人记得它为什么亮。”

那一刻，我脸上发烫。原来我的“努力”里只装得下我自己：装得下一次排名、一张榜单、一个“我不能掉队”的念头。所以它一碰就碎，碎得还觉得自己委屈。而有人把青春放下去，放到需要的地方去，放得那么低、那么偏、那么没人看见，反倒举得起一座山。

回学校以后，我把那个大得让我害怕的目标，拆成了一级级小台阶。一次只补一个模块，一周只吃透一类错题；周三晚自习，我坐到同桌旁边，给他讲一道物理大题——第一次讲得声音发抖，公式在嘴边打结，可他听懂以后“啊”了一声，那一声比任何分数都响。寒假，我报名给邻村的孩子上网络课。有天晚上，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发来消息：“我以后也想修桥。”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路灯把一小片光投在书桌上，忽然觉得山河不再远了。它就在这盏灯里，在那条水渍线上，在那行被翻得起毛的字里，藏在每一个“把手伸出去”的瞬间。后来再写“家国情怀”，我不必抬头想了，笔自己会往下走。

可奋斗从来不是一句顿悟就能兑现的事。高二下学期期中，我拼了整整两个月，物理选择题依然错了四道，晚自习后我一个人在楼道尽头的窗台前站了很久，那股“我就是这样了”的旧念头又爬回身上。是同桌把他的错题本推过来，说“你讲的那道我还留着，接着讲下一道”；是那个上初中的孩子问我“老师，桥的墩子为什么要修这么粗”。我才明白，父亲的三天三夜也不是靠一个英雄瞬间撑过去的，他靠的是一千多次重复推杆。从那以后，我不再等状态好了才动笔，而是每天六点二十坐到书桌前，先把前一日最不肯面对的那道题重做一遍——把“我不行”换成“我再做一遍”。这个动作很小，我却一直做到今天，直到它不再需要咬牙。

由此我才明白：奋斗不是把自己举高，而是把自己放对位置；担当不是一句豪言，而是无数次把手伸出去。道理很简单，做起来要用很多年。

今天我再想起父亲那句话，才懂那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我们这一代青年，注定要接过许多盏灯：有人接到实验室的灯，有人接到讲台上的灯，有人接到坝上、口岸、病房和深夜工地的灯。接过来，就要认它、守它、把它擦得更亮——不是等着被点燃，而是主动去续上那一截芯。

山路仍远，灯火可亲；心有所向，笃行不怠。愿我也能成为那样一盏灯——亮着，并且记得自己为什么亮。

一级一级，把夜路走成星河

时代出卷从不预告，答题的人却各有各的姿态：有人把担当握在手里，一步一步走近；有人把它挂在嘴边，一年一年走远。曾经，我是后一种人。

我一度以为，奋斗是一种声势——誓师时喊得比谁都响，计划表列得比谁都满；又以为担当属于别人——史书里的名字，新闻里那些我够不到的人。可平凡从不是怯懦的遮羞布，奋斗也不必靠声势证明。

高二那年十二月，我的物理从勉强及格跌到班级末尾。白天照常抄笔记，夜里把"我大概就是不行的"反复咀嚼成习惯，最擅长的事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不是不努力，是努力没意义。焦虑与懈怠同时住在我身上，谁也赶不走谁——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内耗：不是累，是原地跑。

回望历史长河，先辈们印证过另一条路。林觉民写《与妻书》时年仅二十六岁，把对小家的缱绻交给一个更广大的家；邓稼先隐姓埋名二十八载，连夫人的追问也只答"不能说"。他们不因困境而退缩，以执着铸就不凡。

究其根本，"躺"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我们习惯用单一的刻度丈量自己：一次排名、一个分数、一条肉眼可见的捷径。尺子量不出意义，便以为所有的路都断了。

把那把旧尺子换下来的，是一个寻常清晨。寒假我随父亲回村检修供水管网，他蹲在井房外，把每道接口重新缠上生料带，一圈、两圈、三圈："这几户都是老人，冬天水一断，他们自己不会修。"零下七度，他手背裂着口子，却缠得比平时更慢。我忽然明白，担当不是口号，是把别人的不便看成自己的事。放眼当下，凌晨四点亮灯的早餐摊、台风夜赤脚巡线的电信工、把支教合同一续再续的师范生，都是这样写的。

与其在"我不行"里原地打转，不如把远方拆成脚下一级一级的台阶：今晚吃透一类题，明早跑完八百米，周末做完那份没人愿碰的表格。奋斗很少靠天才式的顿悟，它多半被这些微小而确凿的完成感推着往前走。

反观现实，多少人把"慢下来"说成体面的哲学，转身却在即时快感里，把长远的自己悄悄典当。同样面对困境，勾践卧薪尝胆，夫差沉湎享乐，结局截然相反——差别不在天赋，在是否愿为一件不易的事持续投入。道理简单得像一句口号，践行它却需要长久的定力。

我不敢说从此不再焦虑。我仍会在某次考砸的深夜怀疑一切，只是学会了带着那份不确定，第二天照常把错题重做一遍。这或许正是时代交给青年的功课：不是顿悟一次便永远正确，而是开放自省，持续校准，把"我"放进"我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