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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该去的地方,不是人多的地方,是人不够的地方

AI该去的地方,不是人多的地方,是人不够的地方

前阵子一个老板跟我聊他们上 AI 的事,说得挺得意:三个部门并成一个,人减了三分之一,成本降了一大截。

我问了一句:剩下的人,现在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

他想了想,说,一个半吧。

我说你这不叫用 AI,这叫提前花明年的力气。

这个月,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份文件,把这件事说得比他明白。

《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国办发〔2026〕29号。10月16日成文,10月23日挂上中国政府网。

很多人扫一眼标题,看见“就业”两个字,以为又是一份常规的稳就业文件。

但里面有三句话,正在上 AI 项目的老板,我建议一句一句抄下来。

“优先在劳动力紧缺、环境高危等岗位推广应用。”

“稳慎把握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应用的范围、力度、节奏,尽可能减少对从业人员的冲击。”

“鼓励企业探索建立失业缓冲期制度,在大规模推广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提前告知受影响劳动者、提供转型转岗就业支持。”

“失业缓冲期”这五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文件里。

这五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如果 AI 沿着“替代人”这条路一路狂奔,它撞上的不会是效率的天花板,而是社会承受力的地板。

它没打算给 AI 降温

先把一件事说清楚:这份文件不是在限制 AI。

它通篇在讲“强化就业创造效应”“构建就业友好型升级路径”,六个方面,十八项任务,姿态是鼓励的。

它真正在刹的,是那种把“裁员”当成“创新”、把“降本”当成唯一 KPI 的用法。

2026年1月,工信部副部长张云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被问到“AI 会不会导致大量失业”,说过一句话:

“重构不等于消失,迭代不等于替代。”

这句话值得抄在工位上。

因为这两年见惯了另一种叙事:谁裁的人多,谁就是“AI 原生”;谁的团队小,谁就是“先进生产力”。

这背后有一笔账,很多企业从来不算。

用 AI 裁掉十个客服,一年省下小一百万,财报立刻好看。

可这十个人如果找不到新工作,他们就从“生产者”变成了“被兜底者”,从“消费者”变成了“需要转移支付的人”。

企业省下的这笔钱,社会要用另一张账单接住。

更荒诞的是:被裁掉的人没有收入,也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

替代型 AI 的天花板,从来不是技术,是有效需求。

所以真问题不出在“AI 能不能替代人”上。

真问题是:除了替代,AI 还会不会干别的?

会。而且它该干的,恰恰是那些“因为没人,所以一直没干成”的事。

第一个现场:三亿份病历,等不到足够的人

先看一条时间线。

2025年8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医疗保障按病种付费管理暂行办法》,把按病种付费从试点推向全国规范。

今年9月,3.0版分组方案发布。同月那场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给了一个数字: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这意味着,中国医院挣钱的方式被改写了。

过去是“做多少项目,收多少钱”。现在是“这个病,打包付你多少钱”。

一个病人住进来,从入院那一刻起,他的每一份病历、每一个诊断、每一次手术操作,都要被翻译成一串编码,扔进一个叫 DRG 或 DIP 的“箱子”。

箱子决定医保付多少钱。

编码错一个,医院可能少收几千块;编码“高套”,那是违规,要追回、要处分、要担责。

编码员,就是那个把“临床语言”翻译成“医保语言”的人。

他得同时懂三件事:临床,编码规则,还有本地医保方案今年又调了什么。

这样的人,不够。

据行业统计,全国二级以上医院一万两千多家。就算按最低配置、每家五个人算,也要六万人。而持相关资格证的编码人员,不足五万。

补不上来的原因很简单:高校里没有这个专业,培养一个能独立上手的,要一到两年。

就算今天立刻扩招,也赶不上这一轮全国铺开的速度。

于是现实变成三选一。

要么,让临床医生自己编,编得慢、编得错,月底结算一团乱麻。

要么,铤而走险“高编高套”,把合规风险埋进病历里。

要么,改革在基层悄悄走样——文件发了,系统上了,病案质量撑不起来,按病种付费变成了“按感觉付费”。

这三条路,没有一条是想要的。

我见过一个团队在做这块。他们的定位很有意思:不做“AI 编码员”,做“编码员的副驾驶”。

它读病历,把散在病程记录、手术记录、检查报告里的关键信息抽出来,给编码建议,而且必须给依据:哪一句话支持这个诊断,哪一条规则支持这个编码。

它还会标风险——这个诊断可能选错,这个操作可能漏编。

最后的确认键,永远在人手里。

因为病案首页是要签字的,要担责的,要经得起飞行检查的。AI 可以算得比人快,它不能替人负责。

这套东西跑起来之后,一个编码员过去一天编三十份,现在能审一百份。

他没有被替代。他只是从“翻页、找词、查规则”里被拔出来,去做真正需要判断的事——去跟临床医生把那个含糊的诊断问清楚。

它没有让一百个人去干五十个人的活,然后裁掉五十个。它让五十个人,干成了原本要凑一百个人、而实际永远凑不齐的活。

前者叫替代,后者叫使能。一字之差,方向相反。

第二个现场:十三万家口腔机构,没有“保健”这一格

截至2024年底,全国在工商经营状态的口腔医疗机构135,363家。

而全国口腔疾病患者,7.18亿。

看起来,中国的口腔医疗很缺人。但真问题出在结构上,不在总量上。

你走进任何一家诊所,墙上挂的项目是什么?补牙、拔牙、根管、种植、正畸。

全是“坏了以后”的生意。

那“没坏的时候怎么保住”呢?几乎没有这一格。

这怪不得医生。补一颗牙,收费明确、立竿见影;做一次口腔保健,讲半小时,患者觉得“什么都没干”,还不想付钱。

在按项目付费的逻辑里,预防是最不划算的买卖。

可预防,恰恰是最划算的。

看日本。1.24亿人口,66,378家歯科診療所,平均每1800多人就有一家牙科诊所。

更关键的不在数量,在结构。日本有一支国家资格的专业队伍:歯科衛生士,口腔卫生士。

他们不种牙、不拔牙,只做洁治、涂氟、牙周维护。干的事就一件:让你嘴里的牙,一颗都不用拔。

中国呢?14亿人,13.5万家机构,摊下来人均密度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左右。

按日本的人均密度折算,中国需要约75万家。

而在中国,“口腔保健”至今没有独立的职业序列,没有成建制的培养体系。它散落在护士的日常工作里,散落在医生那句“回去好好刷牙”里。

需求一直在,供给没跟上。市场也一直在,职业没建起来。

卡在哪?

卡在“看不见”。保健这件事看不见效果,患者就不买单;不买单,诊所就不投入;不投入,就养不起专职的人;养不起人,就更讲不清楚。

一个死循环。

我见过另一个团队,把 AI 识别叠在口内镜的实时影像上:菌斑在哪里、牙龈哪里在发炎、哪颗牙的窝沟已经开始脱矿、你刷牙时哪几个面从来没刷到。

全部标出来,放大给患者看。治疗前拍一次,治疗后再拍一次,分时期存档。

患者坐在牙椅上,亲眼看见自己的牙龈从红变粉,看见菌斑从一片变成几点。

他第一次“看见”了预防的价值。

对诊室里的护士来说,这台东西干的事,是把她从“反复解释”里解放出来。以前讲十遍,患者听不懂;现在指给他看,三十秒。

它没有替代任何一个医生。它让一个护士能同时服务更多患者,让一家诊所敢开一个新的服务类别,让“口腔保健”这四个字,从一句口号变成一个可以收费、可以复制、可以招人的业务。

新业务,就是新岗位。

日本那支口腔卫生士队伍,是被“预防”这个类别创造出来的。AI 要做的,是让这个类别在中国,终于算得过账来。

三个筛子

也有人劝过我:你那点技术,为什么不去做点“更赚钱”的?比如替代客服、导诊、文员,那些岗位人多、老板愿意付钱。

我一般回一句:能做,但不做。

每上一个 AI 项目,我建议先过三个筛子。

第一个:这个岗位,是不是真的缺人?

缺人,AI 进去是补位;不缺人,AI 进去就是抢位。同样一套技术,前者创造价值,后者制造对立。

第二个:这件事,是不是必须有人负责?

医疗、法律、教育,这些领域的最后一笔,必须由人签。AI 可以给建议、给证据、给风险提示,它不能签字。能签字的地方,才是人的位置。

第三个:AI 是让人做得更多,还是让人无事可做?

好的 AI,把一个专业人从重复劳动里拔出来,让他去做更专业的事;坏的 AI,把一个专业人整个拔掉,让他的经验归零。

三个筛子过完,答案一般就清楚了。

编码员缺人,那就做编码员的副驾驶;口腔卫生士这个职业还没建起来,那就做那个让这个职业算得过账来的工具。

没往人多的地方去,去的是没人的地方。

回到开头那个老板。他那句“一个半”,其实已经把答案说了:一个人干一个半人的活,那半个迟早要还。

顺便说一句,我最反感的是当下那套“AI 万能论”。它有三个懒。

技术上的懒:只做 Demo,不做场景。演示里无所不能,真进了医院,连诊断都定不准。

商业上的懒:只算人力成本,不算社会成本。把“裁员”当成“效率”的同义词。

思想上的懒:把“取代”当成“进步”。仿佛机器干掉了人,文明就往前走了一步。

可文明从来不是这么算账的。

文明的标准,恰恰是它怎么对待那些“暂时没用”的人。

真正的技术乐观主义,是相信人总能找到 AI 该做的事。

你手上的 AI 项目,是在补位还是在抢位?三个筛子里,你卡在哪一个?评论区说一句,我挑几个下次拆。

我是司马,做企业战略咨询的,也是个把 AI 工作流当饭吃的实操派——不带货、不吹工具,只拆明天一早就能用上的玩法。新大陆的地图,我画一张,你跟我一起走。

转给那个正在算“用 AI 能裁几个人”的老板朋友。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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