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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软件挂帅》译者序——计算时代的文化图景:软件之后,何为媒介?

发布时间：2026-10-28 15:25:03 最近访问：2026-10-28 15: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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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中国都市现代性的多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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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书讯转载自“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微信公号，以下按语出自“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微信公号新书速递 | 《软件挂帅》译者序——计算时代的文化图景：软件之后，何为媒介？一文，在此一并转载，并向本书著者、译者与编者致以谢忱。

近日，著名媒介学者列夫·马诺维奇的著作《软件挂帅》的中译本，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是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全新推出的“媒介学译丛”首部译作，为国内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增补了重要前沿文献。继经典著作《新媒体的语言》之后，《软件挂帅》是马诺维奇的又一代表性成果。

本书系统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技术的软件化演进历程，深入阐释软件如何重塑媒介形态、生产机制与传播逻辑，并多维剖析软件主导媒介时代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为学界理解数字媒介的历史发展、文化意义与未来趋势提供了关键理论参照。

本期推送《软件挂帅》译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程陶然撰写的序言《计算时代的文化图景：软件之后，何为媒介？》。

图为《软件挂帅》书影

著译者简介

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本书著者，现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计算机科学博士项目校长教授，并担任文化分析实验室主任。师从著名文化理论家米克·巴尔（Mieke Bal）与艺术史家诺曼·布赖森（Norman Bryson）的马诺维奇。研究领域包括数字文化、新媒体和美学研究，尤其关注数字视觉文化、媒体可视化和软件研究。代表作《新媒体的语言》《软件挂帅》《文化分析》。

程陶然本书译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阿姆斯特丹大学“语言、逻辑与计算研究所”访问学者。联系方式：tr_cheng@fudan.edu.cn。

本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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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计算时代的文化图景：软件之后，何为媒介？

文 / 程陶然

“这世界，形形色色的秘密，若走近看，都是一样的诡计。”

——韩国偶像组合NCTU（Neo Culture Technology United）《BOSS》

被誉为“韩流（K-Pop）文化之父”的李秀满，曾将韩国流行音乐产业的成功总结为一种“文化技术（Culture Technology）”，也即通过企划公司主导的“选拔、培训、制作与营销”，批量性生产偶像团体与音乐作品的工作模式。2011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李秀满这样解释道：“信息技术时代主导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预测文化技术时代将紧随其后，流行文化是一种比信息技术更复杂精致的技术，可以通过复制和挪用，不断再生产与更新”。

图为李秀满于2011年作客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

从文化研究者的角度看，李秀满将流行音乐与信息技术进行比照的做法，与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有趣的参照。然而，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视野中以中心化的机械复制、批量生产为核心，对均质化的“受众”进行意识形态宰制的大众媒介文化，发轫于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的韩流“文化技术”所强调的恰恰是数字信息环境中“偶像”这一“现象”（而非对象）的独异性——舞台上万人簇拥的“明星艺人”不只是一个具有特定外貌特征的自然人，而是一种通过企划公司的主导，由星探、歌舞培训专家、营销团队、全球各地的音乐创作者与忠诚的粉丝团体的行动共同拼贴生成，且不断动态变化的文化现象。在信息时代，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再聚焦于产业或产品的机械复制层面，而是转而通过计算机的技术隐喻对社会文化的基本单元——“人”本身——进行改造，并将技术放在了各类文化实践的核心位置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技术不再是外在于（人类）文化的工具，其特性本身已经成为文化一部分。

作为新世纪以来，英美媒介研究的先锋与开拓者，列夫·马诺维奇在《软件挂帅》中的思考直击了上述的历史性变化。在本书中，作者敏锐地提出了“软件之后，何为媒介”的重要命题，通过对计算机媒介的发展历程的系统性梳理，作者详细分析了各类传统物理与模拟媒介在“计算机元媒介”中转变为数字软件后所发生的本质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工作流程、文化审美与社会思潮嬗变。马诺维奇在书中勾勒出一张完整且具有拓展性的软件文化图谱，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起点。

在《软件挂帅》的视野中，以Photoshop、微软办公软件、谷歌地球等为代表的各类承载图片、文字、视频等表意符号内容，维系了当前社会信息沟通与文化生产的“媒介软件”，构成了在更广义的“全球可计算性”与传播媒介自身的历史谱系之间的桥梁，通过对媒介软件/文化软件的探究，作者所力图论证的，是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交流方式、审美风格等文化要素与计算机技术的编程环境、代码逻辑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软件化”不仅是书写印刷、绘画摄影等传统媒介形式在数字时代的变体，更是整个世界迈向计算机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场域。对于数字时代的媒介研究者而言，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这一双重性，从而在“以人为本”的文化意义与计算机逻辑的技术迭代之间寻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进而保障研究既不会滑坡为客观的技术介绍，也不会陷于对过往文化理论的重复论证。

图为法国电信与科技数字公司Orange举办的数字创新比赛图标。他们将这一比赛视为“挖掘网络与数字资产潜力的马拉松”。从视觉的现象学看去，这一图标指向的不仅是人对数字信息的追求，这种追求之所以可能，本身就是植根于各类软硬件介入人类生活后创造的信息流。

在本书问世的十年之后，2023年春天，由OpenAI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爆火出圈，作为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Generative AI），ChatGPT能够根据用户所给予的提示自动生成对话、表格、图片乃至根据具体的指令产出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代码，并在与用户的反复交互中不断收集数据，并以此为学习材料，强化自身产出内容的能力。在此后的三年里，从DeepSeek到“小龙虾”（OpenClaw），各类智能软件层出不穷，AI技术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等发展的核心动能，一言以蔽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人类社会数字化进程已正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智能软件时代。

应当说，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造，首先发生在媒介与交流的领域，并不是一个偶然。自古以来，通过交流媒介进行表达，始终被认为是人类“智能”的本质性能力——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精准地概括了这一点。正是因此，在当代人工智能的研究与讨论中，“能否像人一样表意”，被赋予了特殊的关注和地位。正如马诺维奇本人在《人工智能美学》（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esthetics）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已深度介入并广泛应用于电影预告片制作、音乐创作、时尚设计、产品与网页设计、建筑设计等专业文化生产领域，人类的审美多样性与文化批评理论同样已经被自动化的AI所深度影响。而AI所带来的一切震撼变化，究其源头而言，都发轫于各类传统的表意媒介，在计算机这一元媒介中被转换为“媒介软件”的历史进程。

从形态学的意义上说，当下的社会智能化转型，其展开的方式承接了马诺维奇在《软件挂帅》中所勾勒的由艾伦·凯、萨瑟兰、尼葛洛庞帝等先驱所开启的媒介软件化进程。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清晰地理解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传播革命究竟来自何方，又将奔向何处。不妨说，马诺维奇对于媒介软件历史的追踪、定位与阐释，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当前AI的社会影响的全新面向，在当前的智能转型中，本书无论是对文化实践还是学术研究，都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价值。

图为艾伦·凯、萨瑟兰与尼葛洛庞蒂（从左至右）肖像照，三人在计算机科学与数字发展史上皆有其突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从更为宏观的思辨角度来看，不同于基特勒、维利里奥、鲍德里亚等人将软件视作某种掩盖了权力关系与真相的意识形态幻象，马诺维奇对于媒介软件的理解代表了全然相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底色：对于本书而言，数字软件这一范畴并非单单指向某一具体的图形界面或虚拟产品，而是同样囊括了在世界整体的计算机化的背景下，以“软件”为中心的，一套独特的交流方式与社会实践规则。换句话说，本书（以及更广义上的“软件研究”）所关注的并非只是软件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所展现出来的技术特性与运作逻辑，更是以计算机所组织起来的整体性文化与社会图景，在其中软件既是我们进入研究的切口，也是我们展开多维阐释的分析框架。

正是由于这一点，马诺维奇在本书中发明并使用了大量隐喻性质的新概念：“媒介物种”“媒介杂交”“演化”“通用/专属技术”等等。我们应当意识到，正如作者自己所反复提及的那样，本书的分析框架“只是一张用于启发的粗略图谱”，上述的各类概念并非严格界定的范畴，而是作为启发，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媒介软件的文化意义提供指引。这构成了理解本书的重要前提，即“软件”本身并非数字时代媒介研究的终点，而是通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变化的起点。由此，马诺维奇在本书导言中所做的“软件理论将取代媒介理论”的大胆判断，并非只是在驱动研究对象上的转变，更是在呼唤传播与媒介研究思维方式与视野上的更新——走向一种不拘泥于具体“媒介物”，而聚焦于交流传播与社会文化互嵌互构的“媒介学”研究范式。

在这一点上，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优秀的范本，通过在计算机的技术原理、媒体工作者的实践转变与各类文化艺术理论之间的来回穿梭，马诺维奇成功建构起了在数字化转型中具有历史性与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结论部分，马诺维奇更试图将这些分析总结升华为指向未来的“软件认识论”，从而进一步追问在这个全球数字化越发加深的时代，一个处在软件技术环境中的“人”，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知识生产与环境认知。

图为列夫·马诺维奇肖像照与他使用AI工具创作的艺术作品《不可靠的记忆》（Unreliable Memories）。除了教职与研究工作，马诺维奇还十分热衷策展与新媒体艺术创作。《不可靠的记忆》主要表现了人工智能对现存艺术作品的介入请求，而马诺维奇也以艺术的方式对其加以回应。

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对于本书中文版的翻译情况，笔者还想对几处内容做一些澄清，以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思维顺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媒介/媒体”（media）是本书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不同于英文，在当前的中文文化实践与学术研究的语境中，“media”一词具有表意的双重性——在指向承载象征符号的技术载体或对象，或指向抽象的交流过程的中介物时，我们常将该词称为“媒介”；而在表达使用各类文化技术进行内容生产的行业，或是具体的文化作品时，我们则常使用“媒体”一词。在本书的英文版原文中，“media”一词的上述两种含义是交替使用的。为让译文更贴近当前中文语境中的使用习惯，笔者在翻译过程中结合上下文语境，交替地使用了“媒介/媒体”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

第二，马诺维奇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计算机科学发展史、媒介软件发展史中的软件案例、技术原理与人物名称，由于计算机软件发展历史中的命名存在许多由英语单词拼贴而成的专有名词，且在中文语境中尚无（也不应该有）与之对应的通行译名，因此，对于本书中出现的文化作品、人物名称与软件/硬件产品的翻译，笔者采取了二分的方法——如果某一对象已有通行的中文译名，则采用通行的名称，而对于那些没有通行译名的对象，则直接使用其英文原名，以避免在翻译过程中表意的偏差与混淆。

第三，在本书中，马诺维奇创造性地使用或提出了许多独属于他的概念术语，其中的一些迁移自其他相关的文化实践或学术谱系（如“深度混合性”“媒介物种”等）。对于这些术语，笔者在考证其原意后，结合其原概念与在《软件挂帅》中所表达的特殊意涵，做出了目前的翻译。在部分概念处，笔者还以译者注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读者可凭自己的知识积累，酌情对这些概念的指向作出自己的判断。

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自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我们便生活在一个由不同的技术媒介所包裹起来的交流环境之中。无论是对于历史、当下还是未来，“何以为人”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正是技术媒介的文化影响不断改变所引发的一个附带结果。站在2026年的当下，当智能媒介软件已逐步超越“文化形式的筛选与过滤”，转而以多模态、生成性、涌现性的特征，在语言与艺术创作、博弈与决策等过往被认为是“人类内在性与主体性证据”的领域显露自身的存在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急迫。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新一轮中东战争中，美军已正式开始与Palantir等科技公司合作，使用AI应用分析情报并对目标展开“精确打击”，然而“软件挂帅”的轰炸并未摧毁伊朗军队的指挥链条，相反，AI的错误分析导致了对一所女子小学的轰炸，至少165名师生失去了生命。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冰冷而残酷地展示着，那些对于海湾战争中各类媒介软件所编织（或掩盖）的“战争幻象”的批判，已经讽刺性地成为了一种过于乐观的分析。今天媒介软件所具有的惊人威力提示我们，在计算机所编织的“美丽新世界”之下，作为研究者与公民的我们应该具备怎样审慎与严肃的态度，我们是否注定在技术的崛起中迈向自己的毁灭？抑或如荷尔德林所写的一样，在危险中“升起救渡”？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结局正在我们的脑海、手中与脚下发生和将要发生，难道你没有听见那迫近的歌声吗：

“在这空间之外的天地，那完全协调的世界。所有人的梦想都能实现，在那里送出我的歌曲。”

——NCTU《BOSS》

*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