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效率的馈赠，与不断抬高的及格线

这半年，AI能力的跃迁已不再令人意外。感受最深的倒不是它又会了多少本事，而是“差不多就行”越来越行不通了。

上半年，AI短视频里的人物偶有错位、场景突然穿帮，人们还愿意驻足，惊叹于它“已经能做到这一步”；下半年，同样的瑕疵却足以让人一眼出戏。方案和文档亦然；以前客户对明显的AI痕迹尚可容忍，现在往往直接退回重写。软件体验更是如此，过去受限于开发成本，不得不接受的卡顿、bug、交互缺陷，如今越来越难以忍受。

AI把生产和修改的成本压低了，市场的及格线也跟着抬高。更要命的是，反馈的窗口越来越短。过去一种工具、一套方法也许能领先几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成了标配。劳动产出转化得更快，淘汰得也更快。人们觉得越来越卷，恐怕不只是工作多了，而是刚刚获得的优势，转眼就不算优势。AI大幅提高了劳动转化为成果的效率，同时也缩短了市场反馈。客户不再按照你使用了什么技术来评价工作，而是按照他认为你现在应该达到的水平来评价。一个人刚刚借助AI取得的优势，可能很快就成为行业的及格线。会敲提示词、会一键生成东西，越来越普通；但能不能判断什么值得做，能不能把东西做到符合不断变化的标准，能不能做到不像AI生成的而是专家的手稿，这仍然有门槛。只不过这道门槛也在移动。

因此，我对社会广泛传播的“AI使用技能的稀缺性必然下降”、“只要学的晚就可以不用学”等观点不屑一顾。操作工具的门槛当然会降低，但能否理解真实需求、识别结果中的瑕疵，并把成果打磨到符合不断变化的标准，仍然考验人。这个机制可以借用经济学和进化论中的“红皇后效应”来理解：你必须不断向前跑，才能维持原来的相对位置。

这种迁移，也许会改变就业结构。过去以庞大中间层为主体的纺锤形，逐渐向沙漏倾斜：上端是少数能定义问题、驾驭AI并承担结果责任的“超级员工”，向下兼容许多传统岗位；下端是那些必须进入复杂现实环境、依赖人的适应性，且暂时由人来做更经济的工作（人类的历史反复证明过人对苦难的适应力）。被挤压的，就是曾经纺锤形中间部分大量标准化的中间岗位。

AI降低的是生产成果的成本，但同时抬高了市场对成果的要求。人类没有因为生产力进步而退出竞争，而是被推入了一个质量标准不断上升、技能保鲜期不断缩短的竞争环境。

生产资本和劳动者终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企业利用AI压缩用工成本，短期内改善了利润；倘若多数人的收入因此承压，生产出来的更多商品与服务，又由谁来消费？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不意味着社会购买力也会同步增长。

二、资本的拥挤，与科技板块的茫然

带着这些疑问再看近期科技板块的回撤，资本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从容。

过去，资本尚能在不同产业找到相对稳定的价值锚点：软件依靠技术积累，内容依靠生产门槛，平台依靠规模和渠道。如今AI使这些判断同时受到挑战。传统企业的护城河还剩多少？

于是资金拥挤在少数看起来确定的赛道，极限抱团，又惶恐因为投入和收入的背离疯狂退潮。

而现在拔剑四顾，依然茫然，一边痛骂AI泡沫，一边不敢真正离场，这几天又找上了AI医药、AI安全等曾经边缘的“新鲜”方向。这里当然有真实的产业需求，更多还是二级市场反复轮动的预期炒作。

资本的困境，和劳动者何其相似。劳动者追赶不断提高的质量标准，资本追赶不断迁移的利润预期。一个担心技能过时，一个担心资产过时。AI或许让社会获得了更便宜的软件、更丰富的内容和更高效的服务，却未必保证每个参与创造价值的人，都能得到相称的回报。

三、把前面两者的随想串起来，会出现一个共同规律

AI提升了供给能力，消费者随即提高标准，导致劳动者必须不断升级。

AI改变了产业利润预期，资金随即重新寻找价值，导致投资者必须不断调整判断。

两者有一个共同点：

AI正在加快经济体系对“稀缺性”的重新定价。劳动者过去拥有的稀缺技能，可能迅速普及。企业过去拥有的技术壁垒，可能迅速降低。资本过去认可的长期增长故事，可能因为一轮技术升级而发生改变。但新的稀缺性又在不断产生，比如更好的产品体验、真实客户需求、可靠的基础设施、能源供给，以及能够持续兑现利润的商业模式。

当社会越来越容易创造价值时，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谁有资格持续获得利润？

这个疑问无法用技术驱动和经济学原理来简单的解释。可能需要放到社会学乃至政治学框架去看待。

我有一个隐约的想法，在中美高速博弈竞争快速发展的当下，是否我们瞧不起的欧洲大陆，那些看似有些迂腐、甚至带着虚伪色彩的人文主义，这里面可能藏着一种被技术乐观主义低估的制度逻辑。市场价格是一种协调结果，不等于社会价值的全部；而社会共识如果不能形成可以执行的权利和制度，也很难改变真实的分配格局。

我们在各类媒体习惯于从技术竞争的角度比较中美欧，谁的模型更强，谁的资本投入更大，谁的产品迭代更快。欧洲看似迟缓的人文主义，可能是一种社会缓冲机制。其近期《欧洲社会权利支柱》、《人工智能法案》等看似脱裤子放屁抑制AI竞争力的行为，结合目前中美可以想见的困境，使我想到：即便某种技术应用能够提高效率，社会是否仍然有理由拒绝它的某些使用方式？部分看起来反的制度约束，也可能承担着维护社会信任和分配秩序的功能。

价值的核心还是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否需要一次新的“人本主意”和“文艺复兴”？

婴儿潮的一代还没有过去。AI的红利，可能在少子化一代才能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