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块模板,把九份的水声引走了

杜笃之

九份，一栋三层的老房子。窗外有条水沟，水从一层楼高的坡上冲下来，砸进底下的水池。屋里要拍戏，要收对白，水声盖过一切。

剧组还没开拍，在打灯。录音师杜笃之去路边搬了一块灌浆用的模板，架上墙，让水顺着板子流。

水声立刻没了。

那天屋里的戏，总算能录了。

这是 1989 年，《悲情城市》。

在这之前，台湾电影的对白几乎都是事后配的。演员在片场张嘴，声音是别人的。我小时候看那些国语片，总觉得嘴和声音差半拍，像译制片，后来才知道，不是错觉，是配的。

配到八十年代，配不下去了。哭戏，演员眼泪一满，看不清银幕，没法配。场记记错一句词，配音员照着念，怎么都对不上。

1986 年，侯孝贤拍《恋恋风尘》，要录李天禄。老头不背台词，你告诉他讲什么，他自己编，每次编得不一样。场记记不住，他本人也没法重配。

只能现场录。可那时的摄影机一开就有马达声。

他们的办法是用棉被，把摄影机和摄影师一起包起来。

三年后拍《悲情城市》，全片同期录音。设备只有两支麦克风、一台录音机，两个人。

《悲情城市》，文清在照相馆

九份的水沟只是第一关。山里梯田在放水，到处是水声。他割一人高的芒草，扎成一束一束，塞在出水口，水顺着草走。近处几个口都塞上，远的不管。

九份

他后来总结：许多的「正常」，都是你花力气整理出来的。

片子拿到威尼斯金狮。侯孝贤让他开一套理想的录音设备，他开了，一百八十万台币。他后来说，那笔钱是侯孝贤去借的。

设备第一次派上用场，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运到他家那天早上，他组装好，推去片场，中午开机。推车的名字是余为彦取的，叫「快餐车」。

他拿过十二座金马，纪录到现在没人破。他说，安静是用听的，要把一个地方拍静，不是把声音拿掉，是放一点很小的声音进去，比如踩到一片树叶。你听见了，才知道这里静。

《悲情城市》里有一桌人谈米价。四个人，四种话，上海话翻成广东话，广东话再翻成普通话。

这种错位，配不出来。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