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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暮岁危途——天津教案:先作遗嘱,再赴津门

曾国藩的暮岁危途——天津教案:先作遗嘱,再赴津门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因眼盲、头晕、呕吐等症刚刚续假一个月的曾国藩收到圣旨,要他去天津查办教案:“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
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未决。”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府与吴挚甫(吴汝纶)一商。”三十日日记写道:“此生一无所成,无可挽救,而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
天津教案有多棘手呢,需要曾国藩亲自前去查办?

根据事件的亲历者、三口通商大臣兼兵部左侍郎崇厚向朝廷上的奏折信息:天津一带自从同治九年入夏以后,干旱十分严重,人心本就不稳,民间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有人用迷药拐骗小孩;有的说乱坟地里有很多孩童尸骨露在外面;还有的说这些暴露的尸体都是教堂扔出来的,进而又传出天主教挖人眼睛、剖人心脏的说法。这些传言到处流传,却全都没有真凭实据。

不久前天津府、县抓到两个拐骗孩童的匪徒张拴、郭拐,审讯清楚之后就把他们正法了。可这么一来,关于迷拐孩子的传闻反而越传越多,大街小巷都不得安宁。后来又有老百姓把在教堂教书的沈希宝抓起来送到官府,经天津知县刘杰审问查明,他其实只是送学生回家,并不是拐孩子,于是就把他放了。

五月二十日,桃花口的居民又抓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说他拐骗一个叫李所的孩子。天津县审讯武兰珍,供词里牵扯到一个叫王三的教民,跟教堂有关。这下民情更加激愤,民间到处都在酝酿闹事。天津道周家勋去见法国领事丰大业,查问王三的有关情况,丰大业当时也答应会查办。

崇厚约见丰大业,让他跟着地方官一起审问犯人、核对口供,把实情查清楚;同时告诉他,老百姓情绪激动,一定要查个明白,才能避免出大事。丰大业和传教士谢福音,约定在二十三日上午巳时,由天津道、府、县带着武兰珍去教堂现场对质。

到了约定时间,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着武兰珍到教堂和他们见面。谢福音当时态度还算较好,叫武兰珍辨认他说曾经到过的地方、房屋。武兰珍原先供词里提到有席棚、栅栏,教堂里根本没有,他也指认不出地方;把教堂里的人全都叫出来辨认,武兰珍一个都认不出,没有任何证据。道府一行人只好把犯人带回衙门。

没过多久,谢福音亲自到崇厚的衙门商量后续怎么处理,希望能让教民和百姓相安无事。崇厚建议:以后教堂如果有人死了,必须报给地方官查验,由官府一起监督掩埋;教堂里读书、被收养的人,也要报官登记,任凭官府查验,好打消大家心里的疑虑。谢福音当时全都答应照办。

谢福音走之后,午后未刻前,教堂那边有人跟围观百姓吵了起来,互相扔砖头打架。崇厚当即派武官带兵前去弹压。就在这时,丰大业跑到崇厚的衙门,只见他气势汹汹,腰上别着两支洋枪,后面跟着一个外国人,手里拿着刀,急匆匆冲进来。还没进屋子就满口恶言。崇厚劝他有话好好商量,他根本不听,直接掏出洋枪对着崇厚施放,幸好没有打中,被旁人拉住。崇厚只好暂时躲开。他冲进屋里乱砸东西,大吼大闹。过了一会崇厚出来见他,好好跟他说街上已经聚集了几千水火会的人,民情汹涌,劝他不要往外跑,怕会出事。可丰大业根本不怕,说 “我不怕中国老百姓”,气冲冲地走了。

尽管崇厚派弁兵一路跟着护送,哪知道路上碰到刚从教堂弹压回来的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又朝刘杰开枪,没打中,反倒把刘杰身边一个随从打成重伤。老百姓看见了,怒火一下子压不住,一拥而上把丰大业打死了。接着有人敲锣召集各处百姓,大家一把火烧掉天主堂,连东门外的仁慈堂也烧了,其他不少传教用的讲经堂也被拆毁,不少中外传教、信教的人也被打死。

事后,据清查各国在此次教案中伤毙人数:领事丰大业、翻译官席孟、传教士谢福音以及商人等法国人九名,英国人一名,比利时人二名,美国人一名,俄罗斯商人三名。另焚毁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误毁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

正如曾国藩在奏折中所说:“臣查各省打毁教堂之案层见迭出,而殴毙领事洋官则为从来未有之事。”他预料,法国公使从上海、香港等地调兵船来津恐怕为意料中事。

正因为此,即将去天津的曾国藩担心恐有不测,出发前于六月初三日开始写遗嘱:“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未、申间,写二三百字,”“夜又写四五百字,有似于遗令者。”初四日“又写遗令四百余字,至午刻写毕。”初五日,曾国藩为远在湘乡老家的四弟、九弟写完家信后,到幕府四处各谈了谈,因为明天他即将踏上赴天津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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