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我们可能经常有一种感受，明朝的前期和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的中后期，两者的气象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的不同，主要有怎么样的表现呢？主要在于军事能力和实控疆域上。
明朝的疆域真的小吗？其实要看哪个时期了。明朝中后期是缩水了一整圈，但明朝原本并不是没有实控过这些地方。
明朝前期在东北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建立起在东北地区的羁縻统治，并且勤加管理，定期派官员（如亦失哈）巡视。并且留下了比较珍贵的文字资料，像亦失哈的永宁寺碑还有另外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大力打击北元残余势力，远征漠北，同时实控了蒙古的漠南地区，设立了九边重镇。
漠南蒙古就是如今的内蒙古。比起日常被打，反复无常的漠北，漠南历代都和中原王朝关系更紧密。
在西藏地区继承元朝遗产，东北和内蒙两个历代王朝的重要边境也再次实控。同时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朱棣着重筹谋的西南方向，让郑和带着军队下西洋掌控航道，拿下重要港口旧港宣慰司，成为明朝在苏门答腊的飞地，扼守马六甲海峡咽喉。同时收复交趾，建立三宣六慰。在明前期东南亚地区没有其他大帝国势力的情况下，差不多算是把东南亚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新疆方向，只是实控哈密，哈密以西还没来得及打。所以，这样来看，明朝前期的疆域实在不能算缩水。
但明朝中后期在东北、内蒙和东南亚都放弃了掌控。其中，东北地区兀良哈三卫被废弃，形成了名义上臣属，实际上不能实控的建州三卫，努尔哈赤一脉就是建州左卫。内蒙地区，北虏入套，形成了困扰明廷多年的“套寇”。
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明面上说的就是费钱，“经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顿兵日久，恐生他变。即黄河一冻，北虏入套，我军岂能久驻？”、“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使”、“徒耗国力，无益边备”。
所以，明朝中后期在边境的策略就是放弃实控，采取分而治之和经济把控的策略。只有在边患过于严重时，如成化年间出兵东北的成化犁廷。根据记载的战报来看，成化犁廷的目的也不在正式打仗，杀人数目很少，主要都是在摧毁据点销毁粮草，并不血腥。他们应该也没有杀敌之后故意瞒报的立场，所以报告的战报上的数目应该是可能多但不会少。
成化犁廷之后努尔哈赤起兵之前的东北，以及很长时间以来的“套寇”，明廷很长时间应该都是有占领并实控的可行性的。但都是以“省钱”“得不偿失”一类理由放弃。
说到这里，明朝中后期的“大号宋朝”气象已经尽情体现了。怎么样才算足够得“武德衰弱”呢？不是打不赢，是在甚至自己占有绝对优势的战略要地，也主动放弃不想要。
这里需要插入一点，虽然明朝中后期没有实控内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但当时盘踞蒙古高原的北元也是元，他们也是继承着元的中华认同的。而东北地区，虽然没有实控，但名义上建州三卫都是明廷的官员，是明朝属臣，双方都要认可，所以东北名义上一直是属于明朝一部分的。因此，人们才说努尔哈赤起兵之前是明朝官员，就像成吉思汗起兵之前他的家族几代都是金朝官员一样。
那么，为什么说明朝中后期这样要沦为“大号宋朝”是注定呢？
因为这涉及历史大势的变迁。放到更长的历史河流上看，中国在五代之后，军人的地位是下降的。在五代之前，大家都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因为战功可以升官封侯，大家都闻战则喜，派出去的使节动不动就要打仗灭国，武德充沛。五代之后开始中央集权的新阶段，开始控制兵权，开始以文制武。军人就成了“贼配军”“兵油子”“丘八”，军户和军籍是低等的象征。元朝是短暂的例外。
那么，要打仗就要有人掌兵，打仗打得好了，掌兵的人就有兵，有威望，有战功。这要怎么办呢？当时的人给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御驾亲征，让牛逼的皇帝自己拿最大的军功，当最大的军头。五代时的著名贤帝郭荣就是多次御驾亲征，并且屡战屡胜，北宋赵匡胤继承了他老大哥郭荣的遗风。但这是一种并不成熟的解决办法，非常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一旦皇帝的军事能力拉胯……就开始出现一些惨状，像高粱河车神赵光义。
五代之后皇帝御驾亲征的意义比较重要，所以明朝时出现“天子守国门”的现象有历史的必然性。包括朱厚照的御驾亲征也算，以及朱厚照为什么执念于亲自平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就算不能，也可以进一步测试王阳明的忠诚度。同样，出现赵光义的卧龙凤雏，土木堡战神也是难免的历史必然性。
明朝在仁宣之治的时候，虽然做了大幅度的战略收缩，但很多重大战略，如郑和下西洋，亦失哈巡视东北，仍然保留。要说好圣孙朱瞻基如果活的时间够长，他会不会继续起朱棣的进取之风呢？我认为比较可能。虽然他活的时间不够长，但他的儿子确实是转向了进取的路线。
朱祁镇除了打输了关键的一战外，别的做得其实还行。比如说，在地位不稳的时候提拔宦官来压制文官，整饬废弛的军备，他还保护并提拔了于谦，于谦留守北京城时就是以兵部二把手的官职留守的。西南方向三征麓川，东南方向有重启下西洋意图，北方知道要尽早出征瓦剌。不过出征瓦剌时玩嗨了，太想立战功，身为外行越级指挥搞微操。
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后，和宋朝的高梁河之战后，影响类似。皇权衰落，武德不振，文官地位过高，皇帝只能天天跟他们玩过家家。不过这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万历朝的朝廷权谋斗争饱满而精彩，后世就有了一些文艺作品表现，如《大明王朝1566》，把洋人的权力的游戏衬成了权力的斗殴。
宋明两朝，在皇权受挫衰落后的权力体系，就决定了它们的权力必然最终选择以守成为主。一旦涉及出征与对外开拓，文官通常都会以“耗费无度”为由极力反对。这是明面上的理由，以及暗地里的理由，遏制武将地位提升。这个时候一些皇帝认为很重要，必须打的战争，往往要由皇帝亲自一手推动。
所以宋明两朝有着相同的疴病，明朝进一步发展，解决了一些，所以明朝中后期形成了“大号宋朝”的情况。
清朝时中国古代王朝的皇帝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其实明朝时废除宰相其实已经是在压制文官了。清朝时在军事上，建立一套文武牵制，权力分散，兵力打乱，频繁调动的体系，防止军功膨胀，同时保持皇权对文官的压制，对外的征战依托强大的皇权来推动，以此维持了清朝较高的武功。不过权力分散，可以分散军功，但调动起来有动作缓慢的弊病，一旦局势动荡，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出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突出个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臣不喜对外征战，本质不过是喜欢维持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稳定现状，所以偏向守成。而一旦受到外部侵略，危害到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守起城来也是很卖力的。比如说南宋末期的上帝折鞭处钓鱼城之战，以及文天祥，陆秀夫之类的坚守。明朝有胡宗宪和徐渭主持的东南抗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筹谋辽东，以及南明的史可法，夏完淳之类。南明的抵抗其实是很激烈的，只是因为内部不团结而失败，入清之后许多拒绝降清的文人也是比较著名的。明清之际北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投得痛快，是因为李自成。北方经济差，平民过得不好，起义频繁，义军势力大。比起阶级敌人，民族上的敌对就不算事了，于是包括吴三桂在内的北方特权阶级集体投靠了清朝，坚决地选择站在人民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