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衔视野|AI 赋能之下,要件式辩护的守正与实质解释的回归

各位前辈、各位同仁：

今天我想谈一句话：越是AI赋能的时代，我们越要守正——守的不是对某个技术的紧跟，而是刑事辩护的本体：要件式辩护。当下，如果控方指控脱离了构成要件要求，我们辩护人就要警惕掉进对方非构成要件式指控所设置的陷阱——越是如此，越要守正。

接下来十五分钟，我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以刑定罪"的反向构造。我们越来越熟悉这样的现象：先决定要严惩某一行为，再回过头找一个刑法条文去贴。表面上完成了"罪名—刑罚"的形式对应，实则把构成要件降格为事后标签——罪刑法定原则被软化为"事后惩罚合理化"。这正是周光权、张明楷教授批评的"刑罚目的前置"思维。

第二，兜底罪名的包治百病。侵财类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稍微复杂一点的，全往诈骗罪里装。行为是否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语境里被有意无意地绕过。罪名之间本应精细划定的边界，被一个"看上去都不太离谱"的兜底吸收。这一现象在诈骗罪认定中尤为典型——诉审实践越来越习惯从"造成损失"反推"欺骗—错误认识—处分"的完整链条，几乎不再关注个别行为样态的特定性；与此呼应，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在信息网络犯罪领域同样被工具化使用，构成同一兜底化思路的不同延伸。

第三，行为构造的失语。讲四要件的少了，讲阶层体系的就更少。庭上辩护要么从"危害性"立论，要么从"社会效果"展开，再进一步就是情绪表达与传统道义。构成要件这一刑辩最基本的语言，正在被技术性口号替代。

这三种现象彼此交叠，使要件辩护的根基被持续侵蚀。而更深一层的影响是：当控方指控越来越绕开构成要件，整个庭审的对话语言开始松动——辩护人若也跟着绕开要件，法庭上关于"罪与非罪"的对话就只剩控方一条线，"辩"这一极实际上被抽空了。

（一）要件式辩护的基本命题

什么是要件式辩护？一句话：把每一个罪名的成立条件，逐项地、客观地、可证据化地检视一遍。高铭暄教授主编的教科书同样明确：构成要件是定罪量刑的逻辑起点，离开要件讨论犯罪，无异于脱离法律谈道德。

任何一个罪名都跑不出三类要件：

——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方式、行为结果、因果关系；

——主观构成要件：故意或过失、目的与动机；

——排除要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承诺。

我们以诈骗罪为例。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构造，本来清晰得近乎教科书：

——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被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

——被害人在错误认识主导下处分财物；

——财物由此转移至行为人或第三人控制，被害人受有损失。

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上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往往要从资金流向、对款项的处置方式、与共犯的资金分流中去回推还原，不能从"造成损失"这一客观结果反推。两高近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反复确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要从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样态去识别。

每一个要件都对应一组事实与一组证据。这才是刑辩最基础的语言。

很多同行不愿讲了——觉得"老套""没用"。但要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不讲要件的辩护，正在把自己的职业根基交出去。当法官、公诉人都以构成要件语言去裁判时，辩护人若以"社会效果""个案公平"立论，等于在话语体系上自我边缘化。周光权教授《刑法总论》同样指出：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逻辑结构，任何一阶层失守则整体失守。

要件式辩护的"守正"，不是守旧，而是守住与控方对话的同一套语言——构成要件；也是守住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的最低要求。

（二）控方不守要件时，辩护人绝不能掉入的三种陷阱

这是今天最想与各位交流的一点。面对控方绕开要件的指控方式，辩护人面前摆着三种典型的陷阱。

陷阱一，情绪化对抗。既然控方不讲要件，我也不讲，用情绪、道义、社会效果去拼，结果把法庭拉成"谁更能打动人"的舆论场。可一旦离开规范语言，法庭辩论的胜负就取决于谁更擅长表演——而这从来不是辩护人的主场。

陷阱二，跟着跳进"实质入罪"的语境。控方用"实质上属于……"来扩张入罪，辩护人也照搬这套话语去辩，结果发现实质解释是控方的语言主场：对方比我们更熟悉"危害性""处罚必要性"这套论证，我们反而丢掉了自己最有力的主武器。

陷阱三，放弃要件语言转而博同情。要件语言在庭上被边缘化，那就讲"这个家庭怎么办""这个人还要不要活"，把法庭当成说情会。这等于承认了控方的构成要件指控无法反驳，只剩下在量刑上讨价还价的空间。

这三种姿态有一个共同点——把话语权彻底让渡给控方。当辩护人不再用构成要件说话，法庭关于"是否成立犯罪"的话语就只剩控方一条线，辩护就只剩下"量刑建议的反对者"这一种身份。

所以我一直主张：越是不规范的环境，辩护越要规范；越是控方不讲要件，辩护人越要把要件讲清楚、讲到位、讲出规范感。这不是策略选择，而是职业锚——你放弃了构成要件语言，等于放弃了与裁判者对话的同一套规则；而裁判者一旦发现你放弃，他也会顺势放弃对你的倾听。控方的失范，恰恰凸显辩方法律语言的专业价值：法庭终究需要一个用规范语言说话的人，这个人只能是辩护律师。

（一）双轨论及其失序

这是当下实务最严重的颠倒。

形式解释承担入罪侧的护栏功能——罪刑法定下，司法不能超越立法用语的可能含义范围。如果一个扩张解释落到了普通民众不能预测的语义之外，那就成了类推解释，应当禁止。张明楷教授《刑法学》同样主张：解释边界若不能为一般人预测到，便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

实质解释承担出罪侧的调节功能——当一个行为虽在文义范围之内，但从规范目的看处罚明显不当时，应当目的性限缩出罪。实质解释应当是出罪的工具，不应成为入罪的帮凶。曲新久教授也把二者概括为"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双轨结构：要式解释决定罚不罚、目的性解释决定该不该罚。

但当下实务的顺序被颠倒了：一方面，实质解释被用来扩张入罪——只要行为"看起来有危害性"，就被装进实质解释的口袋；另一方面，形式解释被错误地期待用于出罪——辩护人动辄以"超出日常含义"立论，结果连形式解释的传统入罪功能都不敢主张。结果两手都失灵：形式解释被弃用，实质解释被滥用。刘艳红教授提醒：实质解释应当受目的解释约束——当解释结论超出立法目的或者超出一般国民预测可能性时，应当反过来限制实质解释的扩张力。

（二）修正路径与实务操作

修正路径——一句话：形式解释把住入罪侧，实质解释守住出罪侧。这一路径与周光权教授"先审查文义射程、再进入目的审查"的方法论一脉相承。

具体而言：入罪时先做形式解释——行为是否落在刑法用语可能含义的射程之内？只有在内才进入下一步；在外则直接出罪。在射程之内，进一步以实质解释审查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与必要性，明显不必要时，应当出罪。这两步不能颠倒——颠倒后，实质解释成入罪帮凶、形式解释成出罪幌子，两手都空。

（三）实务例证：诈骗罪的因果链审查

举个实务例子。当下诈骗案里，起诉意见越来越呈现为这样的论证链："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被害人处分财物——被害人受到损失"。最关键的一环——"被害人是否真的因欺骗而陷入错误认识，并在错误认识主导下交付财物"——被整段跳过。在涉网络刷单、虚假投资、网购退款等案型里，对"欺骗性"的论证越来越倚重话术样本与脚本的发现，而不是还原个别被害人面对话术时真实的认知过程。这种论证形态本身，就是从一开始就跳过了"错误认识"这一环。

而这一环，恰恰应当由形式解释把住——因果链不立，"陷入错误认识"在文义射程内便不能成立。辩护人若不就此做事实与证据意义上的还原，就直接跳到"应否减轻处罚"，等于放弃了诈骗罪最基础的语言武器——而这种跳过，正是多年来学界批评的"以刑定罪"思维在诈骗罪认定上的最直观体现。

所以，正因为控方在"实质入罪"语境里越来越娴熟，辩护人反而要反向操作——把控方不用的"形式入罪"那一手重新捡起来：第一步，主张行为是否在"欺骗行为"概念的可能含义之内，划清商业夸张、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边界；第二步，对每个被害人是否真的因话术陷入错误认识做事实还原；第三步，才进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逐项攻击。三步中任一步不成立，结果都应当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种逐项退守，恰恰是构成要件范式给辩护人留出的语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