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卖出700万副AI眼镜后，1108名肯尼亚数据工人收到了裁员通知

2026年2月，瑞典《每日新闻》和《哥德堡邮报》发了一篇调查报道。

报道说的是，肯尼亚内罗毕一批受雇于Sama公司的数据标注员，每天的工作是观看Meta Ray-Ban智能眼镜拍摄的视频片段，然后给它们打标签：这是厨房，那是卧室，这是握手，那是拥抱。他们的劳动，直接喂给了Meta的AI视觉模型。

问题是，这些片段里有很多并不是"生活场景"。

工人们看到有人在如厕、有人在发生性关系、有人露出银行账号和身份证件。画面没有被匿名处理，他们能看到被拍摄者的脸、身体和私人文件。他们无法联系画面里的人，也无法拒绝标注，除非丢掉这份工作。

报道发出不到七周，2026年4月16日，Sama向肯尼亚办事处的1108名员工发出裁员通知。Meta给出的理由是：Sama"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Sama说自己"惊讶且失望"，因为在裁员前从未收到任何绩效不达标的通知。

这就是智能眼镜的"智能"真相：你的眼睛看向世界，另一个半球的人替AI解释你看到的东西。

整个链条里，最吸引眼球的数字属于Meta。据Ray-Ban母公司EssilorLuxottica 2026年2月发布的财报，2025年Meta Ray-Ban系列AI眼镜销量超过700万副，是2023与2024两年总和的三倍多。最便宜的一款299美元，带显示屏的版本799美元。2026年，Meta还在和EssilorLuxottica谈产能翻倍，目标是年产2000万副。

另一个数字属于肯尼亚工人： reportedly 时薪约2美元，月薪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元。

这两个数字并不在同一个世界。

这不是第一次

早在2023年1月，《时代》周刊记者Billy Perrigo就披露，OpenAI为了训练ChatGPT的安全过滤器，把数万条文本片段外包给肯尼亚Sama公司的工人。这些片段来自互联网最黑暗的角落：儿童性虐待、兽行、谋杀、自杀、酷刑、自残、乱伦。

工人的税后时薪最低只有1.32美元，最高也不过1.44美元。OpenAI向Sama支付的价格是每小时12.50美元，但落在工人手里的不到十分之一。

2022年2月，Sama提前八个月终止了与OpenAI的合同。直接导火索，据说是OpenAI在一个图像标注项目中发送了包含儿童性虐待内容的图片。

工人不是被机器替代了。

他们是在机器最脆弱、最肮脏、最需要人的地方，被廉价地租用了。

信息增量：据内罗毕Kenya National Hospital精神科主任Ian Kanyanya 2024年向法院提交的医学报告，144名接受心理评估的Sama前内容审核员中，81%被诊断为重度或极重度PTSD；超过140人同时患有重度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障碍。报告显示，这些症状在他们离职一年后仍然持续。

马克思说的"异化"，不是比喻

1844年，26岁的马克思在巴黎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有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概念：异化劳动。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干着干着，东西就不是你的了"的处境。工人生产出产品，产品却反过来支配工人；工人参与了整个过程，却无法决定怎么干、干什么；最后，工人连自己是什么样的存在都被工作重新定义。

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旧，但放在今天的AI数据劳工身上，几乎严丝合缝。

第一，产品与生产者分离。肯尼亚工人标注的数据，喂养出了估值数千亿美元的AI模型。模型不属于他们，专利和利润也不属于他们。他们甚至没有署名权——多数人签过保密协议，不能透露自己在为谁工作。

第二，劳动过程被外部控制。他们不是"创作者"，而是被AHT（平均处理时间）和NHT（非处理时间）指标驱动的节点。据《卫报》2024年看到的法庭文件，Sama要求审核员在70秒内完成一个视频的判断，后来压缩到50秒。每50秒，要识别、分类、贴标、执行。一个工人说："我不再是一个人，只是一台每50秒完成一个任务的机器。"

第三，劳动成果反过来压迫劳动者。他们训练的AI视觉系统越精准，眼镜越能自动识别世界，未来需要的人工标注就越少。4月16日的裁员通知，本质上就是这个逻辑的兑现：你教AI看见，AI学会之后，你就不需要被看见了。

第四，人与人的关系被撕裂。工人们来自肯尼亚、乌干达、南非、尼日利亚，被外包合同和保密协议切割成孤立的个体。他们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也无法联合议价。Daniel Motaung曾试图组织工会，随后被Sama解雇。185名被解雇的审核员直到2024年9月才在内罗毕上诉法院赢得诉讼资格，而他们寻求的赔偿是16亿美元。

Marxist学者Tiziana Terranova在2000年提出"免费劳动"概念时，讨论的是早期网民自愿为网站生产内容。今天的AI数据劳动比她描述的更进一步：不是"免费"，而是"低价"；不是自愿，而是没有选择；不是发生在硅谷的客厅，而是发生在内罗毕的BPO园区。

"看不见"不是bug，是商业模式

科技叙事喜欢说：AI让机器取代了重复劳动。

但ChatGPT的安全过滤器、Meta眼镜的视觉识别、自动驾驶的路况标注、医疗影像的病灶标记，都需要人先做一遍。AI不是无中生有，它是把人的判断压缩成参数，再把参数卖给更多的人。

这个过程必须让劳动者隐形，否则产品的"智能感"就会破产。

想想看：如果每一副Ray-Ban眼镜的包装盒上都印着"本产品由肯尼亚内罗毕Sama公司编号XXXX的工人标注训练"，Meta还能不能卖出700万副？

 visibility 会摧毁利润空间。所以劳动者被外包、被保密协议、被"供应链"这个词稀释掉。他们不是员工，是"承包商"、"标注员"、"影响采购"（impact sourcing）的对象。Sama的官网曾自称是"道德AI"公司，口号是给低收入人群带来"有尊严的数字工作"。但当工人们真的组织起来争取尊严时，合同就被终止了。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最残酷的地方：连"反抗"都会被系统重新吸收成成本，然后用裁员来结清。

数据补充：据Grand View Research 2024年报告，全球数据标注市场规模约为37.7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171亿美元。而据牛津互联网研究所对Remotasks（Scale AI子公司）的评估，该公司在公平劳动实践维度上的得分是1分（满分10分）。

问题不是远程工作，是权力

有人会说：这些工作至少给了肯尼亚年轻人收入，比没有强。

这是"影响采购"叙事最常用的辩护。它把结构性剥削翻译成个人机会：你穷，所以我给你工作，你应该感激。

但这个叙事漏掉了最关键的一问：为什么同样的工作，在美国是每小时30到45美元的内容安全分析师，在肯尼亚就只能拿到1.32美元？

差异不是能力，是议价权。

美国的内容审核员可以起诉、可以组建工会、可以向媒体爆料。2020年，Facebook与美国内容审核员达成5200万美元和解，补偿他们因观看极端内容造成的心理创伤。肯尼亚工人直到2024年才获得在本地法院起诉Meta的资格，而Sama已经准备结束合同。

AI的全球供应链，把高利润留在了加州，把心理创伤、低工资和失业风险转移到了内罗毕。

这不是"远程工作的未来"，这是殖民式劳动分工的数字升级版。

马克思还说，人区别于动物的，是"类本质"——人应该按照自由自觉的方式改造世界。但在Sama的审核车间里，工人的"类本质"被压缩成"识别、分类、下一条"。他们不是在改造世界，是在替世界承受它最不堪的部分。

AI的"智能"越高，隐藏在它背后的人就越低。

我们能做什么？

我不是说应该停用所有AI眼镜或聊天机器人。技术发展不可能靠道德洁癖来刹车。

但至少要承认：每一句"AI帮你看见世界"的广告语后面，都有一群真实的人替它先看过。

企业可以做三件事：公开训练数据的人权审计，披露主要数据供应商和劳工保护标准，为高风险内容标注员提供与硅谷总部相当的心理健康支持。欧盟的《AI法案》已经开始要求高风险AI系统具有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但劳工保护仍然是空白地带。

用户也可以做一件事：下次看到"AI自动生成"的标注时，停下来想一想——这个"自动"里，有多少小时的人力被藏起来了？

马克思在1844年写道，异化的扬弃需要劳动者重新占有自己的产品。今天的AI数据工人无法占有模型，但他们至少可以要求被看见。

如果每一副智能眼镜的说明书上都必须列出训练它的工人的平均时薪、心理支持预算和解雇记录，这个世界或许会公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