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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交附高三开学考——标签与认知,“全人理解”

发布时间：2026-10-17 13:00:00 最近访问：2026-10-17 13:00:02

借助标签认识并评判他人，可靠吗？2026交附高三开学考作文

题目：从“天才”“隐士”到“社恐”“码农”，从“乐观旷达”“多愁善感”到“情绪稳定”“人间清醒”，……人们常借助标签来认识并评判他人。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自拟题目，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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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鲁迅论陶渊明的“全人”

1935年12月，美学家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短文《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谈他心目中诗的最高境界“静穆”。他说这种境界“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同月十八、十九两日的夜里，鲁迅写下《“题未定”草（六至九）》，次年一月发表，其中专门谈到陶渊明。他说，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可是翻开陶集，除了“悠然见南山”，“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接着是一句很重的话：“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在《“题未定”草（七）》里，鲁迅把只取一两句来概括一个人的做法称为“摘句”，说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他的主张是：“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对朱光潜的那句话，他回了一句：“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隐士”正是这道题材料所举的第一组例子之一。鲁迅那句话的前后两半，又恰好对应着材料中的两个动词：“倘有取舍，即非全人”，说的是认识；“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说的是评判。一个标签，往往同时做了这两件事。

鲁迅的三处表述值得留意：一是“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对应材料中的“认识”与“评判”；二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三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后文的分析会不断回到这三句话。还要说明，朱光潜是现代中国重要的美学家，这场讨论争的是认识方法，即能否用一句诗、一个词概括一个人，不必把他写成反面人物。鲁迅引文中的“形天”，今天的选本多作“刑天”。

一、材料的层次与写作任务

这道题由一组例子、一句判断和一个开放的问题构成，可以分三层来看。

第一层是例子。材料用了两组“从……到……”：第一组是名词，说的是一个人属于哪一类人；第二组是描述性情的短语，说的是一个人的脾气和心性。每一组都由旧到新：“天才”“隐士”“乐观旷达”“多愁善感”是用了很多年的说法，语文课上评说古人时也常用；“社恐”“码农”“情绪稳定”“人间清醒”则是近些年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末尾的省略号表示，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一直列下去。

第二层是判断：“人们常借助标签来认识并评判他人。”这是材料的核心。它陈述的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本身没有表态。

第三层是问题：“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要求我们对这种做法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从题型看，这是一道现象题，写作任务是解释这一现象：人们为什么常借助标签？标签在“认识”他人时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借助标签“评判”他人，会带来什么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标签？

这里要先分清前提与判断。“人们常借助标签”是材料交代的事实，应当默认成立，不必去反驳。如果写“其实很多人并不贴标签”，再举几个不贴标签的人作反例，是驳不倒一个“常”字的。审题时要特别注意：材料用“大多”“常常”这一类说法时，举一两个反例是无效的。真正可以追问的，是这种做法里隐含的判断：借助标签，真的能认识一个人吗？借助标签作出的评判，可靠吗？

近几年上海考过不少与标签有关的题，如2022届奉贤区高三期中的“‘贴标签’可以提高认识复杂世界的效率，但也会忽略许多东西”，2020届徐汇二模的“对某个群体的固有印象，有时会影响我们对个体的评价”。与它们相比，这道题没有预先给出利弊，把“认识”和“评判”两个动词并列，例子又横跨古今，不少是人们用来称呼自己的。写过那几道题的同学，不能把旧文章直接搬过来。

此外，还要警惕几个相近的话题。最常见的是“做自己，不被标签定义”：材料说的是“认识并评判他人”，如果通篇写怎样摆脱别人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讨论的对象就从“他人”换成了“自己”。其次是网络流行语的利弊、性格测试是否科学、职业偏见与地域偏见、社交恐惧的心理调适。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例子出现，一旦成为文章的中心，题目就被换掉了。这道题真正要讨论的，是人怎样认识和评判他人，以及标签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二、关键词与比喻的辨析

先看“常”字。它说明借助标签是普遍的做法，并非少数人的毛病。理解得过重，会写成“人离开标签就无法认识他人”；理解得过轻，又会把文章写成对某些人“爱贴标签”的道德批评，忽略了这是人人都在做的事。恰当的理解是：既然是常态，就要先解释它为什么普遍，然后才谈得上反思。

再看“借助”。它说明标签是帮助认识的工具。理解得过重，会把工具等同于认识本身，好像知道一个人“社恐”，就算了解他了；理解得过轻，又会认为工具完全中性，用不用都无所谓。值得追问的是：这个工具在什么时候取代了认识本身？

最重要的是“认识并评判”。认识回答的是“他是怎样的人”，评判回答的是“他好不好”。按常理，应当先认识，后评判。可是标签把两者合在了一起。材料里的词，几乎都带着褒贬：“码农”和“程序员”指的是同一种职业，前者却多了几分自嘲；“人间清醒”是称赞，“多愁善感”则或多或少带着一点不以为然。说出一个标签的同时，评判已经作出了，而且是以描述的面目出现的，听的人不容易察觉。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取舍是认识上的，抑扬是评判上的，而一个标签往往在一个词里同时完成了取舍和抑扬。这正是这道题最值得深入的地方。

还要注意“他人”。例子里有不少是人们用来称呼自己的，比如“社恐”“码农”。这并不矛盾：一个人自称“社恐”，也就是递给别人一个认识自己的标签。所以，写自我标签是可以的，但要回到人与人怎样相互认识上来。

最后分析“标签”这个比喻。标签原指贴在商品上、写明名称和价格的小纸条，它有三个特点：从外面贴上去，被贴的东西自己不会说话；只能写下几个字；为了方便挑选、归类、定价。人却不同于商品：人会说话，会变化，标签却往往不随人一起变；商品的标签要如实标注，贴在人身上的标签却没有人核对。

三、对材料的三种理解

梳理完材料与关键词，可以进一步比较三种常见立场。

第一种是批判式的：标签是偏见，会以偏概全，我们应当撕掉标签，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人。这种理解看到了标签的片面性；但它没有解释材料中的“常”字。人要与无数人打交道，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全面了解，“撕掉标签”做不到，文章最后只剩下一句口号。

第二种是利弊并列式的：标签有好处，能帮助我们快速认识他人；也有坏处，容易片面武断；所以要合理使用、把握分寸。这种理解两面都看到了，但停留在罗列上，没有说明标签在什么条件下由帮助认识变成妨碍认识。“把握分寸”并没有说出分寸在哪里，这正是阅卷时所说的假思辨。

第三种是转向自身的：不要被别人的标签定义，要做真实的自己。这种理解注意到了被贴标签者的处境，近年人们也确实常给自己贴标签；但它把讨论的对象从“认识并评判他人”换成了“认识自己”，是第一部分所说的相近话题。

更稳妥的立意是：先承认标签是认识他人的必要工具，再逐层追问它在认识与评判中的限度，最后说明标签应在什么条件下使用。

四、标签的性质与李普曼的“刻板印象”说

理解标签为何不可避免，又为何可能失真，可以借助美国报人李普曼关于“刻板印象”的分析。

李普曼1889年生于纽约，是一个富裕的德裔犹太家庭的独子，不满十七岁进入哈佛大学，学的是哲学和语言。1914年，他与人合办了《新共和》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1918年6月被任命为陆军上尉，派往法国，在美国远征军总部的情报部门工作，是一支宣传小组的副手。这支小组印制了约五百万份传单，主要靠飞行员和氢气球撒到德军一侧。他还协助起草了威尔逊总统著名的“十四点”演说。1922年，他出版了《公众舆论》。此后他写了几十年报纸专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1974年去世。一个曾在战场上替敌方士兵制造“图像”的人，后来专门写书讨论人们头脑中的图像是怎样形成的。

《公众舆论》第一章的标题是“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图像”。书的开头讲了一个故事：1914年，大洋中的一座岛上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没有电报，英国邮船六十天才来一次。到了九月中旬，邮船终于靠岸，他们这才知道，英法两国和德国已经打了六个多星期的仗。在这六个星期里，他们彼此仍以朋友相待，而实际上已经是敌人了。李普曼由此指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多来自别人的转述，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未必与外部世界相符，却决定着我们的行动。

为了称呼这些图像，李普曼借用了一个印刷术语。英文中的“刻板印象”一词，十八世纪末出现时，指的是一种用整块铅版印刷的方法；1922年，李普曼在这本书里用它来指人们头脑中预先形成的、过于简化的看法，这个新义从此流行开来。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我们大多不是先看见，然后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然后才看见。我们见到一个陌生人，还没有了解他，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类别，接下来看到的东西，都会被放进这个类别里去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李普曼并不认为刻板印象可以或者应当完全去除。他说，注意力必须节省，如果抛弃一切刻板印象，毫无准备地去面对经验，人的生活反而会变得贫乏。

这就解释了材料中的“常”字。生活中我们要和无数人打交道，不可能每个人都从头了解。知道对方是“码农”，大致能想见他的工作节奏；听说一位同学“社恐”，聚会时就不会硬拉他上台表演。标签把大量经验压缩成一个词，使初次见面的人也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这一点必须先承认。

中国古人对名称的性质也有清醒的认识。荀子在《正名》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称本身没有天然合适与否，是人们约定的；约定之后成了习惯，就被认为是合适的。标签也是这样一种约定，它方便人们交流，却并不等于事物本身。

引用李普曼时，不要把他写成“反对一切标签”的人。“刻板印象”第一次出现时，需要用一句话说明含义。这部分适合放在文章前段，作为必要的承认，篇幅不宜过长。

由此可以把题目归结为两个问题：借助标签，我们能把一个人认识到什么程度？借助标签作出的评判，依据的又是谁的尺度？

五、标签造成的取舍与遗漏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元丰五年（1082年）寒食节，连日阴雨，他写了《寒食雨二首》，亲笔书写的墨迹流传至今，即书法史上有名的《寒食帖》。第一首开头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第二首后半写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宫门深隔九重，祖坟远在万里；想学阮籍走到路的尽头痛哭一场，心却像熄灭的灰烬，再也吹不起火来。

同一年三月七日，苏轼在去沙湖的路上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于是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同一个春天，同样是写雨，一首写到“死灰吹不起”，一首写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今天提起苏轼，人们几乎都会用材料里的那个词“乐观旷达”来形容他。这个标签留下了《定风波》，却把《寒食雨二首》放在了一边。

由此可以看出标签的第一个问题：它必然有所取舍。一个标签只有几个字，不可能装下一个人的全部，取舍本身是无法避免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取舍之后，标签是以整体的面目出现的。鲁迅说摘句“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以为这块绣花就是衣裳。标签也是如此，它不会告诉你，自己只是一部分。

还要注意，褒义的标签同样是取舍。“乐观旷达”是称赞，并没有说错苏轼，它只是说少了。不少同学容易以为只有“码农”“社恐”这类带点贬义的标签才有问题，其实“天才”“人间清醒”也一样。此外，标签不仅遗漏了它没有说到的部分，连它说到的部分也会因此变浅。一个只知道“乐观旷达”的读者，读“也无风雨也无晴”，会觉得这不过是一种豁达的性格；知道他不久前还写过“死灰吹不起”，才会明白这句话来得多么不容易。

这是第一层推进：标签提供的认识并不完整，它却不会主动提示自己的不完整。写作时，苏轼一例即可，两首作品各引一两句。重点说明“褒义标签同样有所取舍”和“局部信息会以整体面目出现”。若写成“标签都是错的”，便会与第四部分的承认相矛盾。

六、标签对后续观察的支配

标签说得不完整，是否多观察就能补足？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标签还会影响我们后来怎样观察，这正是李普曼所说的“先下定义，然后才看见”。

心理学家阿希在1946年做过一个实验。他给一组被试读一串描述某人的词：聪明、熟练、勤奋、热情、果断、实际、谨慎；给另一组读同样的一串词，只把“热情”换成“冷淡”。结果两组人想象出来的，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阿希又把“热情”“冷淡”换成“礼貌”“直率”，印象的变化就小得多。可见，有些词在印象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其余的特征都要围绕它来理解。1950年，凯利让被试与一位真实的人接触，事先分别介绍此人“热情”或“冷淡”，此人的表现完全相同，被试形成的印象仍然明显不同。

标签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处在中心的词。它先到，后来看到的事实都要经过它的解释。一个被认为“社恐”的同学，某天在班会上说了很多话，旁人可能会说他“今天是硬撑着的”；一个被称作“情绪稳定”的人有一天发了火，大家会说“连他都忍不住了，可见对方多过分”。与标签相合的事，被当作证据；与标签不合的事，被当作例外。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澹台灭明，字子羽，相貌很丑，孔子起初认为他才能浅薄；后来他南游到长江一带，追随他的弟子有三百人。孔子听说后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宰予能说会道，孔子起初相信了他的话，后来见他白天睡觉，才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孔子能够改正，是因为事实到了他面前，而他也愿意让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条件都不是自然具备的。阿希的实验说明，即使事实就在眼前，人也会按照标签去解释它；至于愿不愿意改变看法，就更难说了。

这是第二层。第一层说标签说得不全，似乎可以靠多看来补；第二层说明多看未必能补，因为“看”的方式已经被标签决定了。

写作时，阿希的实验说明“只换一个词，印象便明显不同”即可。应避免集中罗列“首因效应”“光环效应”“确认偏误”等名词，否则容易形成阅卷意见所批评的术语堆砌。

七、标签对被评判者的塑造

前两层都还假定，被贴标签的人自己并没有变化，只是我们看得不全、看得不准。更深的一层是：标签会改变被贴标签的人。

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在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中研究所谓“越轨”行为，得出的结论大意是：越轨并不是行为本身的性质，而是别人把规则和惩罚施加于“违规者”的结果；越轨者，就是被成功贴上了这个标签的人。他还借用老师休斯的说法，指出越轨者的身份会成为一个人的“主要身份”：人们先把他认作越轨者，然后才看到他的其他方面；把一个人当作在各个方面都有问题，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大意）。

“自我应验的预言”这个说法，出自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他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这种预言起初是对情境的错误判断，这个判断引发了新的行为，新的行为又使原本错误的判断变成了真的（大意）。他举过一个银行的例子：谣言说某家银行要倒闭，储户纷纷前去取款，银行应付不了，果然倒闭了。

放到学校里来看，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学生被看作“差生”，课堂上很少被提问，难一点的任务轮不到他，他自己也渐渐觉得努力无用；一年下来，成绩真的落在了后面，这又成了“差生”这个标签的证据。到最后，标签似乎说对了，可它说对的事实，正是它自己参与制造的。

褒义的标签也会这样。

王安石的《伤仲永》大家都读过：方仲永五岁就能作诗，乡里的人觉得他是奇才，渐渐请他父亲去做客，还有人花钱求他的诗；父亲觉得有利可图，便“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每天拉着他去拜访乡人，不让他学习。几年以后，方仲永便“泯然众人”了。“奇才”的名声本是赞美，却使周围的人只顾着享用这个名声，忘了一个孩子需要学习。

到了这一步，问题就不只在认识者一方了。即便我们照孔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看到的“行”也可能已经是标签的产物。这是第三层，也是三层中最深的一层：标签从认识他人的工具，变成了改变他人的力量。

这一层不宜写成“贴标签毁了一个人”的情绪化控诉。应说明完整过程：他人如何因标签改变对待方式，被贴标签者又如何在这种对待中改变自己。

八、标签的正当用途

论证推进到这里，还应承认标签的正当用途，为前面的批评划清边界。有些场合，标签恰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与照顾。

先看孔子。《论语·先进》把孔子的弟子按所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后人称为孔门四科。这种分类是为了教，着眼于每个人的长处。值得注意的是，与子贡并列“言语”一科的宰我，就是第六部分里那个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作“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同一个学生，孔子既批评过他，又肯定过他，在孔子那里，没有哪一个说法成了宰予的全部。

再看今天。一个人对新认识的朋友说“我有点社恐”，往往是在告诉对方怎样与自己相处更自在，这个标签是他自己选的，是一种自我说明；医院在病人的病历上醒目地标出“青霉素过敏”，这个标签关乎性命，越醒目越好。在这些场合，标签没有遮蔽人，反而保护了人。

那么，正当的标签与有问题的标签，分界在哪里？大致有三条：它为谁服务，是为了被贴标签的人，还是只为了贴标签的人自己方便；它用于什么范围，是说“他在这件事上如何”，还是说“他是怎样一个人”；它能不能修改，被贴的人有没有机会让它改变。孔门四科、病历上的过敏标记、朋友之间的自我说明，三条大体都能满足。

这样一对照，就能看出材料中“评判他人”的特殊之处。评判往往针对整个人，而且很少给被评判者留下修改的余地，所以最容易越过上面三条界线。承认标签的正当用途，最终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落实到文章中，这一部分用一段即可，置于三层追问之后，用来限定批评的范围。不要停在“标签有好有坏，我们要用好的标签”，而要给出可判断的分界：标签为谁服务，用于什么范围，能否修改。

九、标签中评判标准的来源

现在可以回答了：借助标签作出的评判，依据的是谁的尺度？

材料的例子本身提供了线索。第二组从“乐观旷达”“多愁善感”到“情绪稳定”“人间清醒”。前两个词描述的是情感的丰富与起伏，旷达是从困顿中超拔出来，多愁善感是对外物格外敏感；后两个词称赞的，却是控制与冷静：情绪不起波澜，看事情不被感情左右。一个时代爱用哪些词称赞人，反映的是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担心什么。“情绪稳定”之所以成为夸人的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人不给周围的人添麻烦。这个标签说的不只是被称赞的人，也说出了称赞者自己的需要。

鲁迅在1935年1月写过一篇《隐士》，开头一句是：“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同一个标签，是美名还是笑柄，取决于说话的人站在哪里、想要什么。贝克尔在《局外人》里也写到，他所研究的舞厅乐手，把乐手圈子以外的人称为“方块”（英文俚语，意思是古板、不入流的人）。被社会看作“局外人”的乐手，同样在用标签评判社会。可见，评判的尺度总是属于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时代的。

李普曼对此说得更透。他认为，刻板印象是我们自尊的保障，是我们把自己对自身价值、地位和权利的感觉投射到世界上（大意）。也就是说，我们用标签评判别人的时候，往往也在维护自己的位置。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检验的办法。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大家都厌恶一个人，要去考察；大家都喜欢一个人，也要去考察。子贡问他，一乡的人都喜欢或都厌恶某人，怎么样？孔子都说“未可也”，又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众人的好恶本身也要审察，还要看说好说坏的是什么样的人。

由此可以推进一步。材料说，人们借助标签来认识并评判他人；可是往深处看，标签在评判他人的同时，也说出了贴标签的人和他所处的时代。所以，要借助标签评判别人，先要看清标签里的尺度。

这一部分是对材料的深入追问。前几部分讨论的是标签对被贴者说得准不准，这一部分追问的是标签背后的标准从哪里来。能写出这一层，文章就从“标签片面”这一常见的认识，推进到了对评判本身的反思。

这一层要避免滑向对当代价值观的泛泛批评，例如“现代人太功利，所以推崇情绪稳定”。这里要说明的是，评判标准并非天然正确，论述仍应回到我们怎样认识和评判他人。

十、标签在当下的新形态

联系现实，应避免只写“网络上标签很多，我们要理性看待”，而要具体说明今天的标签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第一，标签越来越多地由人们自己选择。近几年流行的十六型人格测试就是一例。它源于美国的MBTI人格类型测试，设计者之一伊莎贝尔·迈尔斯在大学读的是政治学，还写过一部获奖的推理小说；网上流传的许多免费测试，只是它的近似版本。即便是正式的测试，相隔五周重测，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分到不同的类型，不同研究得出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十九到七十六之间。可是在日常交往中，四个字母常被当作自我介绍，别人也据此决定怎样对待你。

第二，有些标签来自专业领域，在流行中改变了意思。“社恐”原指社交恐惧症，医学上称为社交焦虑障碍，需要专业诊断；如今却常被用来指不爱寒暄、怕打电话。一个人用久了这个词，可能真的会按它来安排自己，推掉本可以参加的活动。加拿大哲学家哈金把这种现象称为“循环效应”：对人的分类会改变被分类的人，被分类的人的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分类本身（大意）。

第三，标签常被用来结束讨论。网络争论中，给对方安上“杠精”“键盘侠”之类的称呼，就可以不必回应他的理由。这时评判完全取代了认识，对方说了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属于哪一类人。

这一部分还能帮助我们区分“标签”与“关于标签的知识”。能说出“刻板印象”“标签化”这些词，并不等于自己就不贴标签了，批评别人“爱贴标签”，有时也是在给别人贴标签。在作文里写“不应该给别人贴标签”的同学很多，能写出自己怎样修正过一个标签的，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