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AI 出海 英国留学

从上海飞往伦敦的那天，我并没有太多激动。过去几年，我频繁往返于不同国家，最忙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要经过国际及港澳台出发口。

曾经在南北半球之间追逐盛夏，竟真的实现了儿时那个愿望：一年只过夏天，不过冬天。

这次来英国，虽然是为了学习AI，但我也把它当作二十多岁的一段「人生暑假」。

老师劝我，不必太在意绩点，应该趁机多去欧洲走走。可去年已经在欧洲自驾旅行了两个月，如今反而没有继续探索的兴致。

年轻的时候，总想知道世界有多大。走过一些地方之后，却开始好奇，世界为什么是如今的模样。

过去，我习惯通过旅行、工作和创业认识世界。但渐渐发现，经历并不会自动变成理解。

我们可以身处时代的变化之中，却未必真正理解变化为何发生。

01｜AI不只是技术革命

最初，我认为AI不过是另一场互联网革命。2026年的人工智能产业，或许就像1997年的互联网，充满想象，也充满泡沫。

但随着了解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仅仅用互联网来类比AI，可能低估了它的影响。

互联网解决的是信息如何流动的问题，而AI开始触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的智力劳动，能否像工业时代的体力劳动一样，被大规模地自动化？

工业革命通过机器替代部分体力劳动，改变了生产效率，也改变了工厂、城市与社会组织方式。电力的普及，则让生产活动不再受限于蒸汽动力的集中布局。

每一次通用技术的出现，都不仅仅创造了新产品，还改变了生产和协作的成本。

AI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第一次让大量非程序化的认知任务具备了被自动化的可能。从编程、分析、设计，到客服、营销和研究，过去需要由人来完成的部分工作，正在被重新拆解和分配。

当然，技术能力的出现，并不等于生产率会立即提高。企业需要重新设计工作流程，组织需要调整管理方式，劳动者也需要重新学习。技术革命到生产力革命之间，可能存在漫长的适应期。

但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AI的影响不应该只用它能替代多少岗位来衡量，而应该观察它能否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

当生产工具发生根本变化，生产关系也将面临重新调整。

这让我首先想到教育。

今天的现代学校制度，很大程度上形成并普及于工业化和大众教育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标准化课程、统一的教学进度、按年龄分班，以及通过考试筛选人才，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这种模式曾经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普及率，也为工业社会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但如果未来获取知识的成本持续下降，AI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信息检索、基础分析乃至部分专业工作，那么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能力？

过去，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多，往往意味着他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而未来，知识储备是否仍然是最重要的竞争力？判断力、创造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协作的能力，会不会变得更加稀缺？

我还没有答案。

但至少可以确定，AI正在迫使我们重新讨论教育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讨论如何把AI工具引入课堂。

这也是我接下来最想研究的问题之一。

02｜出海：中国年轻人的全球化机会

如果说AI改变的是生产方式，那么出海所反映的，则是中国企业正在经历的市场与竞争结构变化。

大约五年前，我就开始向身边的人表达一个判断：

Z世代年轻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创业一代。

这个判断首先来自我对中国制造业和跨境贸易的观察。

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中国已经建立起规模庞大、产业门类齐全的制造体系。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成品生产，很多行业都具备成熟的供应链和快速交付能力。

然而，制造能力的扩张并不必然意味着利润同步增长。

当供给增长快于有效需求，同质化竞争便会加剧。企业可以生产更多商品，却未必能够从中获得更高的利润。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房地产调整、消费信心不足、人口结构变化等问题。国内需求能否持续吸收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全球市场对中国企业的重要性还会继续提高。

但出海并不只是生产过剩后的被动选择。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部分产业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能够从过去承接海外订单，逐渐走向自主开拓市场、建立品牌、配置全球资源。

202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达到16万亿元，同比增长9.2%。与此同时，对东盟、拉丁美洲、非洲等市场的贸易联系也在不断深化。

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已经不再局限于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低成本商品。

市场正在变得更加多元，竞争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的外贸企业，核心能力可能是拿订单、控制成本、组织生产和及时交付。

未来，这些能力仍然重要，但仅靠它们可能越来越难以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

谁更理解海外消费者？谁能更快发现细分市场需求？谁拥有本地化渠道？谁能够利用技术改善供应链效率？

这些问题可能决定下一代跨境企业的利润分配。

不过，我也不认为出海是一张保证盈利的船票。

关税、合规成本、地缘政治、汇率波动，以及海外市场本身的竞争，都可能侵蚀利润。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意味着可以把国内的竞争问题简单转移到国外。

日本的历史也值得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在汇率变化、国内经济调整和全球竞争的共同作用下，加速了海外投资和国际化布局。一批汽车、电子和工业企业由此建立起全球化经营体系。

但日本的经验不能简单归纳为：国内经济不好，出海就一定赚钱。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完成从本土制造商到跨国公司的转变，而另一些企业却逐渐失去竞争力。

我更关心的，其实是这个问题：

中国企业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转型，会为新一代创业者创造什么样的机会？

我倾向于认为，未来十年仍然是值得重点观察的阶段。但所谓窗口期究竟有多长，不能仅凭行业热度下判断。

如果说上一代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机会来自国内城市化、工业化和互联网普及，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机会，可能更多出现在中国供应链、人工智能与全球市场的交汇处。

03｜分化：增长不会平均地发生

理解出海之后，我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

即使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全球，为什么不同产业、不同城市、不同人群，感受到的经济环境却如此不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增长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以出口为例。

2025年，中国以服装等为代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面临压力，而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相关产品则表现出较强增长。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26.8%，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传统“老三样”出口则出现下降。

但新兴行业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能赚到钱。

以光伏产业为例，即使技术不断进步、全球装机需求持续扩大，激烈的价格竞争和产能扩张，仍然可能使部分企业陷入利润困境。

所以，行业增长与企业盈利，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从行业内部看，利润可能越来越集中于具备技术、品牌、渠道或其他竞争壁垒的企业。

从劳动市场看，不同技能的价值也可能被重新定价。

而从地理空间看，人口、资本、产业和公共资源的流动，同样会带来城市之间的分化。

这让我重新思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房地产在很多家庭的财富积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化、人口迁移、信贷扩张、土地供给制度，以及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共同支撑了住房需求。

在这一阶段，买房不仅意味着获得居住空间，也往往被视为分享城市增长红利的一种方式。

但当人口增长放缓、住房存量增加，房地产的定价逻辑可能发生改变。

未来，一套房子的价值，将越来越依赖它所在地区的真实居住需求、就业机会、人口流入和公共服务。

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很难再用全国普涨或普跌来概括。

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与人口持续流出的中小城市，可能逐渐形成截然不同的市场。

但我也不认为，只有上海中心城区的房产才有价值。交通改善、都市圈融合、产业转移，都可能重新改变区域之间的吸引力。城市等级并不能直接决定每一套房子的未来。

真正需要研究的是：哪些城市拥有持续创造就业和吸引人口的能力？哪些住房需求是真实而长期存在的？

过去，房地产市场给很多家庭带来过资产升值收益。而在未来，住房可能更多回归居住属性，投资回报将更加依赖具体城市与资产质量。

我认为，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比房价涨跌更值得讨论的问题：

当经济增长不再均匀地转化为家庭财富增长，普通人应该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

这里的位置，不仅是地理位置，也包括行业位置、职业位置，以及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位置。

04｜谁会成为下一个财富蓄水池？

如果房地产不再是中国家庭普遍信赖的财富增值工具，那么新的财富会流向哪里？

有人认为是股票市场。

我对这个判断保持谨慎，尤其是A股。

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承担着服务企业融资、推动产业发展的功能。但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看，资本市场不仅应该帮助企业筹集资金，也应该让承担风险的股东有机会获得合理回报。

两者并不天然矛盾。

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本来就应该同时具备融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投资回报功能。

我对A股的疑问在于，这几种功能之间是否形成了足够良性的平衡？

例如，上市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如何？分红、回购与股东回报是否稳定？企业融资之后，究竟创造了多少可持续的经营价值？

这些问题，远比讨论某个指数能否上涨更重要。

不过，我也意识到，把A股简单定义为融资市场，而非股票市场，并不严谨。市场内部存在很大的企业差异，近年来制度和股东回报机制也在调整，需要用长期数据来评价。

而且，财富的下一个蓄水池，未必会是某一种单一资产。

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结构性增长，可能不再存在一种能够让大多数人轻松分享增长红利的投资工具。

股票、债券、房地产、企业股权乃至个人职业能力，都有不同的风险和收益来源。

对年轻人而言，也许比寻找下一轮资产暴涨更加重要的，是理解财富究竟从哪里产生。

资产价格上涨，可能来自货币环境、供求变化和市场预期；但长期、可持续的财富增长，最终仍需要企业盈利、生产效率提高和真实经济价值的支撑。

在这个意义上，我越来越关心的不是下一个热门资产，而是下一个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生产系统。

AI是否会显著提高企业利润率？全球化企业如何在不同市场之间分配利润？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最终会流向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还是劳动者？

这些问题之间，其实存在着共同的线索。

技术决定新的生产可能性，制度与竞争结构影响利益分配，而个人的选择，决定了自己能够参与其中的哪一部分。

这或许才是我真正想弄清楚的事情。

05｜重新理解自己的位置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关心的这些话题，表面上非常分散。

AI、教育、出海、经济周期、城市分化、资产配置，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

但它们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当一个时代的增长逻辑发生改变，个人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机会？

过去几年，我很习惯用行动解决问题。

想了解一个国家，就去那里生活；想理解一个行业，就尝试参与其中；想学习新技术，就重新回到大学课堂。

但走过更多地方、接触更多行业之后，我逐渐意识到，经历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理解。

如果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思考，经历可能只会变成一段段零散的记忆，观察也可能停留在个人经验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不断穿梭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之间，却始终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变化。

所以，我决定重新开始写作。

不再急于对每一个社会热点发表判断，也不急于为复杂的问题寻找简单答案。

我想学习如何提出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何用数据检验自己的直觉，如何区分事实、推论和预测，也学习如何坦然承认自己还不知道答案。

或许很多判断最终会被证明是错的。

但比预测正确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不断修正自身认知的方法。

28岁这一年，我来到英国。

窗外开始下雨，漫长的冬天即将到来。

过去，我曾经很喜欢追着夏天旅行。如今，我开始愿意停下来，认真地度过一个冬天。

比起继续探索世界，我更想先学会理解它。

2026年10月23日

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