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露科举考题的唐代考官,临刑前却被免死

即将处斩的人名叫董思恭，官居右史，这一年兼管科举取士的事务。

罪名是泄露考题牟利。

临刑前，董思恭在堂上突然高声喊了一声。

行刑随即中止。

一

这一年初，朝廷议定贡举之事，特敕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共同主持。

唐初的贡举由吏部掌管，主持人称考功员外郎，品级从六品上，与上等县的县令相同。

董思恭并非庸碌之辈。《旧唐书》记载，他是苏州吴人，诗文出众，在当时很有声望。

他参与编修过《瑶山玉彩》与《芳林要览》两部大书，都由朝廷下令编纂。

同修者有许敬宗、上官仪、孟利贞，都是当时有名望的文士。

皇帝选中他「知考功举事」，以本官兼领贡举，可见当时对他的信任。

二

唐代科举自武德五年（622 年）开科，历经贞观、永徽两朝（627—655 年），取士的章程始终没有定下来。

进士科当时所考的，只有五道时务策。

与进士科同年举行的还有明经科，考的是背诵经书与讲解经义。经书只有数种，肯用功的人自己就能背下来，泄题并无多大用处。

策问则不同。题目紧扣时政，没有固定的经书可以背诵，全由知贡举自己拟定。

只要提前拿到题目，举子就能在场外把文章写好，进场誊抄一遍，登第的把握便大了许多。

从武德五年开科到董思恭这一案，四十一年。这四十一年里，史书上没有记下第二个泄题的考官。

董思恭既有才名，又握有出题之权，于是动了贪念。

史书没有写他泄露给谁、怎样泄露、收受多少钱财。《册府元龟》只留下一句：钱物「悉已搜获」。

当时的科场，试卷不糊名，考官也没有锁院隔离，考前与举子、朝臣往来，十分寻常。

行卷、公荐在当时风行。举子把平日所作的诗文事先送给权贵与考官，以求赏识，是士人之间通行的做法，时人并不视作作弊。

在唐人眼中，舞弊的界线与今天不同。

三

此案并没有适用的律令用来定罪。

《唐律疏议》中与贡举直接相关的只有一条，即卷九「职制」第九十二条：

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这一条针对的是举荐非人，不涉及泄题。同条后半另有「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一句，说的是阅卷判等不实。

泄题不在这范围之内；收钱之后再泄题，更不在其中。

唐律对官员受贿另有重条：主管官员收受当事人钱物，替他办事，赃物折成绢，十五匹即处绞刑。

科举是朝廷收揽天下人才的根本，也是寒门入仕的通道。考官泄露考题牟利，动摇了人才选拔的根基。

唐高宗震怒，命三司会审。结果以受贿按律判斩。

董思恭在临刑前喊的，其实只有两个字：告变。

告变，即告发谋反。

唐律把谋反列为一等大罪，重于一切。囚犯临刑呼冤，照例要停下来重审；告变牵涉谋反，案子要移交别处查办。

官司接到告发，须立即掩捕；半日之内不办，与不告同罪。

告的是谁，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董思恭确实保住了性命。

最后的处置是：免去董思恭死罪，除名，长流岭南梧州。

四

案发十八年后，永隆二年（681 年）八月，朝廷颁下一道敕书。

明经加试帖经，每经十道，须通六道；进士加试杂文两首，杂文须文律通顺，才准试策。

其实后世用来防作弊的糊名之法在唐代已有，只是没有用于科举。

《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吏部选官须试判，起初也糊名，由学士评定等第。

至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殿试才开始用糊名这个办法。

至于誊录，则更晚。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才设誊录院，募人将试卷重抄，考官所见只有抄本，无从辨认笔迹。

从董思恭流放，到誊录院设立，中间隔了三百五十余年。

回到行刑之前。

唐高宗当着百官对董思恭说过一段话。

他说，你出身寒微，右史本是挑选英才的职位，只因略通文章，才破格授以此职。你该自勉报恩，却毫无顾忌地收受钱物，终于触犯刑律。

董思恭到梧州之后，不久便死在流放之地，终究没能活着回到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