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学习资料网

ARTICLE · 1360495

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5)

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5)

一 把大象装进冰箱容易,把权力关进笼子难

有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把大象装进冰箱里,一共分几步?答案是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只不过大象那么大,冰箱那么小,能关得进去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常规的解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造一个比大象还大的冰箱,自然就能把大象装进去;另一种是把大象切割分成小块,然后一块一块装进去,自然也能装进去,只不过大象死了。

很多看似完成不了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真的解决不了,而是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去做。不管是造大冰箱,还是把大象宰了分割成小块,都是解决的方式之一。只是愿不愿意这么做,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推而广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共要几步?原则上跟把大象装进冰箱里是一样的,三步能解决。即第一步,把制度的门打开;第二步,把权力关进去;第三步,把制度的大门关上,就完成了对权力的约束。

初看起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与把大象装进冰箱里是一样的,本质并不是很复杂、很艰难,应该很容易能够实现,看似这只是对权力约束的一个调侃,实际上却藏着对权力运行与制度建设的深层思考。

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真正做起来却是很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说易行难的典范。建立制度不难,但执行起来不容易;拥有权力不容易,放弃权力或切割权力难上加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比登天还难。

第一步,把制度的门打开。这是所有步骤中最简单的。制度建立起来了,设置的合规合理,是开放、明确、可进入的,并不是虚假的。这就算完成了吗?只能说这是最基础的,能不能严格、持续地进行,才是关键。

一项制度设置得再好,如果没有执行人或执行人马虎了事、睁只眼闭只眼,那制度就会形同虚设。这就像把制度的大门画在墙上或者隐藏起来,权力就会看不到、找不到制度的门,自然也关不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二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是制度的执行者必须秉公办事,把制度的大门按严格程序明确打开,让权力看到有门可入,并监督到位,让权力在阳光运行,不徇私枉法,这样权力就只能进去了。

权力天生具有扩张的冲动,让它乖乖进入笼子里,靠的不是自觉,而是制度的设计要有刚性约束力,制度的执行者要有严格执法的精神。权力不会主动接受束缚,只有通过边界划定、程序控制,才能把权力装进去。

就像大象一样,体格越大,越不容易关进去,权力越大,越难约束,越不会束手就缚自觉关进去。这就需要将权力进行切割,将大权力分化为小权力,阻止公权力被私化。权力做不到为所欲为,关进去就简单多了。

第三步,把制度的大门关上,让权力只做规定的,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关门意味着执行到位,锁好意味着监督有效,而钥匙的放置则暗示:制度的约束力不应由被约束者自己掌控。权力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监督权必须独立、外部化,让权力无法自己开锁。权力越大,越容易不受制约;权力越集中,越容易一意孤行。权力分置与切割,可以降低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性,也更容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船大不好掉头,权力大不好控制。权力必须分设与被切割,彼此之间有约束,相互监督,这样权力才不敢肆无忌惮。权力必须运行在阳光下,少些幕后操作,这样权力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正义,为民谋福利。

任何东西都可能物极必反,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制度的笼子关不住,自然会走向规划权力初衷的反面。权力是好东西,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怀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侥幸心理,徇私枉法为自己私利。

制度建设不是墙上挂画、嘴上说说,而是一套可操作、可监督、不可逆的闭环。如果制度是虚设的、象征性的,那笼子就会变成一件冠冕堂皇的装饰品。真正的制度之笼,应当让权力进得去、出不来,让民众看得见、管得住。

二 “口头吹风”追刑责,铲除内幕交易套利空间

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

这是该司法解释施行14年来首次系统性修改,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一次证券刑事司法规则的技术性修订,同时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治理逻辑的重要变化。在近期A股市场剧烈波动的背景下,这也向社会传递了国家层面打击信息套利、净化市场生态的坚定决心。尤其是新规将监管防线整体前移,明确“口头吹风”阶段向相关人员透露消息形成内幕交易、收割散户,也可追究刑责,给广大中小投资者送上一颗定心丸。

修订前的司法解释出台于2012年。当时,我国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大多处于粗放阶段,监管手段在技术上也存在局限性,加之当时证券法尚未修订,期货和衍生品法也未问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叠加立法平衡以及避免束缚正常经济活动的考量,立法层以相对审慎的标准,出台了承接当时国情的司法解释。

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逐步繁荣与成熟,不法分子的违法手段也快速迭代翻新,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也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原有司法解释已不足以应对新情况;另一方面,相关上位法在近年来已完成系统性大修,行政监管工具箱也不断丰富,这使得两高的刑事司法解释具备了坚实的法律授权和配套支撑,于是在资本市场深化法治建设的大形势下,得到全方位升级的新规出炉。

此次新规的重要变化,首先是堵住控股股东、实控人的时间差漏洞,将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大幅提前。

比如,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判断标准之一,是相关重大事项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新规将敏感期向前延伸至“口头吹风”阶段透露“初步意向”或“据此初步意向交易”之时,强化了对内幕信息源头的精准打击和源头治理。

此次新规还扎紧了制度网眼,收紧“合法交易”抗辩空间,使采取各种理由抗辩甚至脱罪更难。而法治体系的协同升级,也实现了与证券法及期货和衍生品法的无缝衔接,并最大程度对齐公安刑事立案的追诉标准。如此,便保证了刑事司法标准与行政监管、上位法立法的有效衔接和体系化统一,消除了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地带,为主管机关依法从严惩治证券期货犯罪提供了更坚实的法律武器。

严查内幕交易是法治进程中的必然,而在全力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当下,两高选择在此时重磅更新司法解释并在极短时间内(次工作日)付诸实施,更释放了超出法律范畴的更多强烈信号,在震慑不法之徒的同时,给广大中小投资者送上信心与呵护,具有重塑市场信任、优化资本市场中长期生态的现实意义。

内幕交易治理,本质上是治理资本市场中的信息特权阶层,这也是在资本市场实现真正公平的必由之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如何维系投资者长期持股的信心成为重要问题。A股要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型,要摆脱“牛短熊长”,就必须补上诚信短板,拆掉信息特权的围墙,让投资者相信这是个公平的市场。

所以,严打内幕交易并非简单的惩治非法牟利,而是保护价值发现机制,是让投资者相信能够真正凭自己的价值发现能力获得收益,他们才敢于长线投资。反之,人们则更倾向于投机。

一个市场的真正成熟,不但要看上市公司数量,也要看普通投资者是否相信自己和大股东站在同一条信息起跑线上。此次新规正式施行,无疑给了广大普通投资者更多信心。

三 李权哲“高铁占座”实锤,推诿和傲慢比占座更难让人原谅

艺人李权哲被曝高铁占座一事,实锤了。此前,主办方“鹰之娱乐”发布声明,试图将李权哲“高铁占座”责任归咎于“第三方票务预订环节的意外状况”,但铁路方面的最新回应,直接拆穿了这套说辞。

据新京报报道,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经调查确认,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这意味着,艺人李权哲“高铁占座”已经实锤,所谓“票务环节意外”纯属无稽之谈。

事发于7月25日,有网友发帖称,同行朋友购买的高铁一等座(15车04A)被艺人李权哲占据。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后上前沟通,李权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让座。直至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但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

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谁坐哪个位置,清清楚楚,不存在什么“意外”。坐错了位置,道个歉,还给人家,没什么丢人的,也不复杂,至多是生活中的一段谈资、一个小插曲。

然而,遗憾的是,这位艺人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座位,反而全程冷漠以对,既不沟通,也不解释;助理非但不补位道歉,反倒要求被占座者“将就”;而公司则把锅甩给票务系统和铁路部门。

一连串操作下来,本可以一句“抱歉”化解的小插曲,硬生生被演成了“拒不认错”的连续剧。如此行为,已不仅仅是“耍大牌”,更是对社会基本规则和公共道德的公然漠视。

我们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完人,但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着社会关注和流量红利,就更应该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厘清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决不能把“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当成信条。

让人深思的还有,明明艺人助理现场已经承认“坐错”了,而公司在声明中却还要模糊事实、推卸责任,这才是真正让公众反感的地方。推诿和傲慢,比占座本身更难让人原谅。

错了就错了,本来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大的事情,认错、道歉,真的就那么难吗?艺人沉默应对在前,助理继而要求乘客自行换座,公司则甩锅铁路在后,一连串的推拒,让人难以理解、不能接受。

近年来,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场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私德有亏等事件频发,这也使得很多人刻意维持的光鲜形象一次次“塌房”。究其根本,不是舆论过苛,而是个别从业者早已忘记了德行的底线。

是非有公论,规则无例外。越是身处聚光灯下,越是要守住自身的德行。这不仅关乎自身的星途,也关乎这个社会的道德和规则的水位。希望这起事件能成为一次警示, 让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学会“让座”。

四 成都中考体考“难度过高”,体考不是为了考倒学生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成都中考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15个,标准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正常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集训冲刺提分,催生体育培训内卷。

就此,成都市教育局日前答复称,成都市现行的体考标准符合国家部委相关要求,目前成都市已启动优化中考体考评价办法相关工作,认真研究相关城市中考体考情况,逐步优化完善体考政策,推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确实如成都市教育局回应,符合国家部委有关要求。但网友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即这一满分标准“偏高”。把体育纳入中考,目的不是考倒学生,强化选拔作用,而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

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其确定的初三男生立定跳远满分为2.5米,引体向上满分为15个。

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满分标准偏高。如北京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25米、11个。对标的是良好标准。简言之,“良好即满分”。

上海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49米、11个,也都低于国家的满分标准。

地方实施的满分标准低于国家标准,这与近年来推进弱化中考体育选拔功能有关。随着把体育纳入中考,且测试难度、分值提高,初中体育教学出现了应试体育倾向。

一些学校上体育课就围绕体育测试项目进行训练,枯燥的跑跳训练,让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部分学生在初三中考前采取突击训练方式,应对中考,出现运动损伤;还有家长为提高中考体育分数、“考满分”,送孩子参加校外体育培训,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也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吸引学生。

对此,2022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提出,改进体育、艺术中考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注重对学生运动习惯和艺术素养的培养。随后,北京等地推进体育中考评分改革,提出“良好即满分”的评价标准。

这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也能让体育教学逐渐摆脱应试倾向。培养学生体育兴趣、提升学生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评价,而在于学生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此次成都中考体考被质疑标准过高,也提醒,一些地方的相关改革有必要将家长的关切和政策要求及时纳入。

对成都而言,可分析学生体质情况,结合当地实际,借鉴其他地区已经实施的“良好即满分”的做法,适当降低体育中考满分难度,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

五 “罗永浩怒斥电视机厂商”戳中了多少人的痛点?

7月25日晚,罗永浩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据都市快报报道,罗永浩表示,他为家中老人换了两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辈模式”。最终只能加装老人至少会用的IPTV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她看传统电视频道……”相关言论迅速引发网友讨论,词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网友共鸣。

“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看传统电视频道”,究其根源,或在于部分网络资源需要付费。罗永浩在回复“开机先看一段广告,还总弹出付费窗口”的留言时也称:“包括内容服务商,SSSSSSSVIP会员也得看广告和假4K,不毁灭是没天理的。”

这些其实都不是新问题。2023年8月21日,国家多部门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开展专项整治。如今看来,这项整治工作还应巩固阶段治理成果,避免“一抓就灵,一放就乱”。

从跟帖看,有操作困扰的并不止罗永浩一人。“别说老太太了,小伙儿有时候也开不了机”“奶奶生前每次看电视也是小心翼翼,因为一旦按错,她就永远按不回来了”……

这些吐槽表明,智能电视若不听老人话,或比收费问题更恼人。老人若连开机、选台等最基本操作都费劲,久而久之,电视难免成几千元的昂贵摆设,这对行业发展足够致命。所谓“长辈模式”,若多是些换汤不换药,仅调整字体、更换底色,而无操作逻辑和模式的深度简化,恐怕只是某种形式的自欺欺人。

2024年,国家广电总局提出“要全面实现一个遥控器看电视”。其实,只要聚焦用户核心使用场景,落实精准化、刚性化的操作规范,技术层面并不难解决。比如软件上,统一简化开机与直播流程,强制推行“一键直达”标准,不管家用还是酒店场景,智能电视开机默认播放内容。硬件上,开机和选台功能集中于一个遥控器,主页、返回加方向键,或增设语音控制,满足功能并简化设计,才是对老人最友好的操作模式。

无论老幼,电视就应该做到“打开就看”。要清理开机路障,就要深挖利益症结。事实上,复杂的遥控迷宫背后,是运营商、厂商和内容平台水面下的复杂利益交织。各自都想从用户手里多分一杯羹,或许才是久治难愈的根本原因。但在商言商,收费是建立在用户停留的基础上,若产品本身不站在用户角度让电视变得更好用,老想着将使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只会被消费者抛弃,加速电视机“吃灰”。

老人是电视的忠实用户,善待他们也是帮助行业发展健康向上。罗永浩的发文是一时激愤之言,而由此引发的探讨也是提醒。所以,有关方面需推动建立行业统一规范,平衡商业盈利与用户体验,摒弃短视逐利,回归服务本质。以极简操作界面适配老人使用习惯,让智能电视真正“智能”服务。

六 艺人李权哲高铁占座,沉默甩锅的特权幻觉从何而来?

7月25日,乐华旗下艺人李权哲被指“高铁占座”,引发热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网友发帖称,同行朋友购买的高铁一等座(15车04A)被艺人李权哲占据。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后上前沟通,李权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让座。直至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但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

事件曝光后,“小牌大耍”的批评迅速发酵,大量网友涌入李权哲社交账号评论区表达不满。

随后,活动主办方鹰之娱乐发布声明,将座位冲突归因于“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订环节出现意外状况”,并称“对于刻意歪曲事实、恶意散播不实言论的行为,我方将视情况保留相应追责权利”。

然而没过多久,该说法就被铁路部门“打脸”。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称,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7月24日的G1043次,由石家庄客运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这一下更是让舆情进一步发酵。

这件事,可谓是一件小事引发的一错再错。本来只是一次高铁占错座位的普通纠纷,只要发现后道个歉、让个座,事情很可能当场就结束了。但现实却是,本人沉默不回应,助理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换座,自己占了座结果还要赶走乘客。“只剩一站”的言外之意是“你忍一下,我们快下车了”,可惜,舆论这班车,他们一时半会儿都下不去了。

本来试图以“座位变更”进行澄清,却又被铁路部门公开澄清并不存在所谓“座位调整”。以铁路部门的通报来看,这就是撒谎了。错了就错了,何必甩锅给系统呢?这更显得滑稽,似乎“票务环节”不会说话,就可以随便拿来挡枪了。

也正因为这种一错再错,导致了一件生活场景的普通纠纷持续霸榜热搜。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事件中当事人的公众人物身份才是这起事件的导火索。

如今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言行可谓敏感,人们担心他们凭借身份享受特权、破坏规则。也正因为如此,公众才会对这种事件如此关注,人们与其说是对哪个艺人反感,倒毋宁说是对公平共识可能遭受破坏侵蚀的警惕。

其实类似事情并不少,曾经就有明星被曝室内吸烟,有艺人大闹机场安检,也有女演员因携带违禁品被查在高铁站撒泼……这些事件性质不一,情节轻重有别,但内在逻辑却高度一致:当事人都在公共规则面前选择了无视,引发轩然大波,结果导致公众形象一时甚至长期的剧烈垮塌。

这些事都是提醒,走出了片场、剧组、录音棚的公众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更应该小心谨慎,对规则多一分敬畏,对公众多一分诚恳。就像此次占座事件,一句及时的“对不起,我坐错了”,远比事后精心措辞却又甩锅的声明更有分量。公众人物也应该明白,规则面前没有明星与素人之分,能守住这一点,才是守住自己真正的体面。

7月27日上午,李权哲在社交账号发布道歉,称“本次事件所有问题,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这才是回应该有的态度。占座或许不是大事,但诚实一定是,这个分量无论是艺人还是团队,都应该掂量明白。

七 李权哲道歉,“小牌大耍”的底气到底何来?

这两天,“艺人李权哲乘高铁占座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该艺人参加的活动主办方曾发布声明,试图将此事的责任归咎于“第三方票务预订环节的意外状况”。7月26日,铁路部门在回应此事时明确表示,该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

到底是怎么回事,相信公众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实,之前就有很多网友质疑活动主办方的说法,表示“没听说过高铁列车出票后还会调整座位”的情况。现在铁路部门在调查后给出的结论,也是狠狠打了艺人方面的脸。

7月27日,李权哲发文就“高铁占座”事件道歉,承认出行前没有仔细核实座位信息,“本次事件所有问题,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

按说,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大事。在高铁列车上坐错了位置,不管是什么原因,打声招呼,及时让座,事情也就过去了。但这个艺人的反应很耐人寻味:根据媒体报道,他先是“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让座”,而后让“助理出面认错”,还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不仅如此,事情过去之后,还煞有介事地发布了一长段声明,把锅全部甩给票务系统和铁路部门。

从公开信息看,李权哲是某男子演唱组合的成员,参加过不少综艺节目和演出活动,但至少在当下,并没有什么出圈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是这样一个“咖位”并不算大的艺人,竟然在自己做错了事之后,用十分“高冷”的态度让助理出面解决,让主办方甩锅全部给铁路部门和票务系统。

或许,舞台上的灯光、粉丝们的追捧显然已经让这个艺人“认不清自己”了,他可能真的早就已经被“宠坏了”。当下,个别明星、偶像靠着粉丝经济、饭圈文化赚取流量、热度,自身业务能力却让人不敢恭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经有不少网友讽刺涉事艺人的行为属于“小牌大耍”。

其实,在公共场所,人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持票入座是基本规则,不管是普通乘客还是“咖位”多大的艺人,都不能例外。这不光和艺人的公众形象有关,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和文明水平。

作为一个年轻的艺人,更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给粉丝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而不是在做错事情后还展现出傲慢冷漠和推卸责任的态度。希望当事艺人,包括相关公司、主办方都能认清是非,并且从此事中汲取教训,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次发生。

八 公共正义与私人伦理之间的冲突:如果亲人犯了罪,你会选择举报吗?

在多数人的道德想象中,“正义”似乎是一个无需怀疑的词。它光明、正当,甚至带着某种道德优越感。然而,当正义不再抽象,而是落在具体处境之中——比如,当违法的人是你的父母、伴侣、子女时——正义便不再是一个可以轻易站队的概念,而成为一场撕裂个体的伦理困局。

我们习惯在旁观他人时坚定地支持“依法处理”,但当情境转为“你自己”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举报与隐瞒,不再只是法律行为,而成为两套伦理体系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公共正义,一边是私人情感。

从公共角度看,举报亲人似乎是一种道德上的“更高选择”。现代社会建立在法治之上,法律的普遍性要求不因身份、关系而有所例外。正义的核心之一,正是其非人格化特征——它不问你是谁,只问你做了什么。如果每个人都因私人关系而选择包庇,那么法律将不可避免地沦为选择性执行的工具,最终侵蚀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举报亲人往往被赋予一种“道德英雄主义”的色彩。它象征着对规则的忠诚,对公共利益的优先排序,以及对“情大于法”传统观念的某种超越。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类似案例时,或许会下意识地给予肯定,甚至带有赞许。但问题在于,这种肯定往往忽略了个体层面的伦理代价。

家庭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关系,它承载着长期的情感投入、责任绑定与身份认同。亲情之所以成为伦理问题的难点,正因为它不是可以随时抽离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深度嵌入个体生活的存在。举报亲人,意味着不仅要承认对方的罪行,还要亲手切断一部分自身的情感结构。

换句话说,这并不是“选择正义”那么简单,而是要付出“失去亲情”的代价。更复杂的是,私人情感本身并不天然等同于不正当。关心亲人、保护亲人,是几乎所有文化中的基本伦理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家庭伦理早于国家法治而存在。一个人若在亲人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站在法律一边”,反而可能在情感上被视为冷酷甚至背叛。

于是,一个深层的张力就会显现出来:公共正义要求我们超越私人关系,而私人伦理则要求我们优先考虑关系本身。两者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而是两种不同层级的价值体系。

这种冲突可以被理解为“角色伦理”的分裂。作为公民,你应当遵守法律、维护秩序;作为子女或配偶,你又承担着情感与责任的义务。这两种角色在多数时候可以并行不悖,但在极端情境下,它们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正确答案”?某些观点试图通过“罪行轻重”来划分答案。例如,面对严重暴力犯罪,举报似乎更具正当性;而在轻微违法行为中,包庇则更容易被理解。这种判断在实践中确实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法律本身也区分不同程度的责任。

但这种划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只是将冲突转移到了另一个维度:谁来界定“严重”?界定标准是否稳定?在情感参与的情况下,人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劝其自首”来实现折中。这种路径看似兼顾了正义与情感,但其前提是对方愿意承担责任。一旦亲人拒绝,自首路径便会失效,个体仍然需要在举报与隐瞒之间做出选择。

事实上,这个问题之所以持续引发讨论,恰恰在于它没有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答案。它暴露的不是个人道德的缺陷,而是现代社会伦理结构中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反映了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个体从传统关系网络中部分抽离,转而嵌入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时,不同伦理逻辑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明显。我们既是“关系中的人”,也是“制度中的人”。在很多情境下,这两种身份无法同时被满足。

因此,与其急于给出支持“公共正义”或是“私人论理”的结论,不如承认: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一种损失和伤害。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对他人的选择保持更大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用“冷血”或“纵容”去评判。因为外部观察者所看到的,是一个行为;而当事人所经历的,是一整套关系、记忆与责任的崩塌或重构。

或许更重要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你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在考验你是否“正义”,而是在迫使你面对:当两种同样重要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你愿意成为怎样的人。

在一个理想社会中,我们希望法律足够公正,以至于不需要个体承担过多的道德撕裂;我们也希望家庭关系足够健康,不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庇护所。但现实往往介于两者之间,而个体只能在不完美的结构中作出选择。

正义与情感,并非天生敌对。但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没有一种选择是“无痛”的。承认这一点,也许比给出一个简单答案,更接近问题的本质。

九 王虹:法国是我在数学上建立自信的地方

新晋菲尔兹奖得主王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法国是我在数学上建立自信的地方,这里对我有着特殊意义,所以我想回来。法国是学习数学的最佳地点之一。我大学时的成绩并不是最优秀的,但当得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会派教授到北京举行笔试和面试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且重要的机会。于是我努力备考,最终通过考试来到这里。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出色的教授。我曾跟随伊万·马泰尔教授做阅读课程。他告诉我,阅读中遇到的困难可以先记下来,下次见面时再问他。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必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有人愿意帮助我。这让我安心了许多,也变得更有耐心、不再那么紧张。最终,大多数数学问题我还是能够自己想明白。我在数学上的榜样是我的导师拉里·古斯。在我研究数学时,我经历过很多挣扎,因为我的看法常常与周围的人不同。他通常会认真倾听,并试着顺着我的思路理解问题,这帮助我建立了信心。我始终认为数学训练非常有用,即使有一天选择做别的事,它也能帮助你保持冷静,设法找到出路。

王虹这句话的意思是:法国给了她"我能做数学研究"的底气。她在北大时其实挺自卑。16 岁进北大,却进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转数学系后发现自己"一直在挣扎",身边又全是奥赛金牌得主,几乎是个"小透明"。

转折在法国。2011 年本科毕业后她去巴黎综合理工读研。有意思的是,她中途还迷茫过——有半年干脆没碰数学,跑去学建筑、去建筑事务所实习,后来发现建筑也不容易,才又回来。

真正让她缓过来的是导师和那里的学术氛围。她的导师从不急着否定她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而是耐心听完,顺着她的思路一步步帮她理清楚。她后来才明白:做数学不是一个人闭门死磕,可以交流、探讨、借力。

所以她说的"自信",不是"我什么都会"。更像是: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在数学里慢慢想出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后来又选择回法国工作——那里是她找回热爱、建立底气的地方。

十 秦制两千年,看制度如何规训人性

从恐惧到信念,制度如何把恐惧变成信念

制度对人性的塑造,是第一因。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文化不重要,个人品格不重要,更不是说人在任何处境下都没有选择。它真正要说的是:当一个社会长期、大规模地出现顺从、冷漠、告密、犬儒、趋炎附势和对公共事务的回避时,首先该追问的,不是谁的民族“天生如此”,而是这个制度让什么行为获利,让什么行为付出代价。

制度决定不了每一个人会不会成为勇士,却决定了勇士是被保护,还是被孤立;决定了说真话的人能不能活下去,也决定了迎合权力的人会不会一路上升。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常让人困惑,甚至愤怒。

有些人明明被不公平对待,为什么不但不要求改变,反而会攻击那些提出改变的人?明明知道权力越界,为什么还会说:“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有秩序”“你行你上”“不要添乱”“没有它你会更惨”?如果只是出于恐惧,这还容易理解。可许多人的维护,看上去似乎相当真诚。

答案恰恰在这里:一种深厚且制度化的权力机制,仅依靠制造恐惧很难长期维系。制度设计常常还会通过规范激励和社会机制,促使民众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和解释框架。当这种机制长期存在时,个体有时会在社交实践中无意识地维持既有秩序,或对不愿接受现状的少数人持保守甚至批评态度。

在这样的机制长期运作下,个人行为与制度框架形成互动:有人可能会 为既有秩序提供合理化解释,有人可能会在维持规则的过程中参与执行, 这些都是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的复杂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人性堕落"。

不要先骂“奴性”,先看一个人面对的账本

设想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说错一句话,可能失去工作;拒绝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可能连累家人;帮助一个被排斥的人,可能让自己也被排斥;而只要保持沉默、表明态度、配合规则,日子至少还能过下去。他会怎么选择?

我们当然可以要求他勇敢。但对多数普通人而言,勇敢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笔极重的账。勇敢的代价:失去工作、连累家人、被排斥、失去自由。服从的收益:避开风险、保住工作、保护孩子、生活可预测。

于是,一个在外人看来卑微甚至可笑的选择,在当事人看来,可能是最稳妥的自保。这正是很多“国民性批评”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它站在结果后面,指责人为什么不够勇敢,却不问:这个社会把不勇敢的收益抬到了多高,又把勇敢的代价抬到了多高。

一个人长期在这样的账本里生活,会逐渐形成一种看似消极、其实相当理性的生存哲学:生存哲学:六不要:不要出头,不要相信陌生人,不要谈公共事务,不要把真心话说出来,不要替别人承担风险,不要相信规则会保护你。

久而久之,这不再只是他在某个危险时刻的临时选择,而会变成性格、习惯和对子女的教育:少说话,别惹事,关系比道理可靠,安全比尊严重要。外人把它叫作“奴性”,当事人却把它叫作“懂事”。而这恰恰说明:制度已经不只改变了人的行为,也开始改变人理解行为的方式。

秦制真正厉害的地方,把人变成彼此的看守

秦制作为中国专制制度的开端,其基本框架在两千多年中几乎未曾彻底改变,这一现象既是政治演化的现实结果,也是权力结构优化的选择。这种制度的演化是建立在既定制度基础上的渐进性变化,受到初始条件的高度约束。历史选择一旦做出,后续发展便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历史上的选择会影响后续的发展路径,使得某些制度安排一旦确立,就较难以改变,形成制度的惯性。制度的演化受到历史轨迹的制约,早期选择在后续发展中被不断自我维持和强化,进而形成锁定效应。这种锁定效应体现在,一旦某种制度建立,便会通过规则、规范和资源配置不断强化自身。

例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一旦成形,就会通过选拔机制筛选出认同其价值观的精英,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同时,制度的初始设计决定了资源分配和权力格局,改变既有制度会面临高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即使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决策者仍倾向于维护现状。此外,制度的演化与社会的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和农业税收制度的稳固性使中央集权成为最经济有效的治理方式,这进一步强化了路径依赖。

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制度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惯性的作用。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秦朝很快灭亡,但这一制度框架却被后续朝代继承和强化,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历代王朝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吸收、调整和再造,延续了秦制的核心逻辑,形成了从汉到清两千多年的制度路径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治理模式的持续性上,还深刻塑造了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即使是在中央权威最为削弱的分裂时期,秦制的逻辑依然主导着地方小共同体和割据政权的治理实践,最终通过隋唐时期的统一得到全面复兴。

从秦建立高度集中的郡县官僚体系开始,后世王朝虽有兴亡更替,却长期延续了权力向上集中、社会向下原子化、国家强力穿透基层的治理逻辑。我们得从商鞅变法说起,它并不只是重农、军功爵和严刑峻法,而是它重新安排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推行什伍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彼此负有监督和告发的义务;不告发者受重罚,告发者则得到奖赏。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设计。

从前,一个人面对的是遥远的官府;现在,他首先要面对的,是隔壁的邻居、同伍的人、熟悉的亲属。你不知道谁会告发你,也不知道自己若不告发别人,会不会被一起追责。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个人的风险规避策略会发生改变,更加倾向于保守和谨慎,这对社会信任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于是,原本横向的社会信任被改造成了纵向的权力依附。连坐之前:“邻居遇到麻烦,我该不该帮?”连坐之后:“这件事会不会牵连我?”这就是连坐制度最深的伤害。它并不只是制造了恐惧,更是把恐惧变成一种社会关系。它让共同体不再是人们彼此支持的地方,而变成彼此监视、彼此试探的场域。

一个社会一旦缺少安全的横向联系,个人就只能直接面对庞大的权力。没有独立的社团,没有可信赖的同行,没有能够共同承担风险的人,人自然会变得孤立。孤立的人,最容易服从。

权力不只靠“法”,还要靠让人猜不透

法家讲“法、术、势”。法:公开的规则。势:权力和强制能力。术:驾驭、制衡、侦察、操控。公开而稳定的规则,至少还能让人预期后果。最令人无所适从的,往往不是规则严,而是规则可以随时变化,边界可以随时移动,今天被赞许的事明天可能成为错误,今天的沉默明天也可能被追问。

当人猜不透权力真正的意图时,最安全的策略是什么?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在权力意图不透明且规则常变的情境里,个体往往会发展出若干常见的应对策略,比如更注重揣摩掌权者意图、通过观察风向判断言行安全、或在公开场合谨慎发言

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适应策略呈现多样化特征。有些人可能倾向于通过更敏锐地感知权力意图来寻求安全;有些人可能选择保持沉默以规避风险;更多人则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通常会强化个体的风险规避心理,而非"生产"出固定的人格类型。。

从外面看,这可能像是“人情社会”“圆滑世故”或者“传统文化”;但从制度内部看,它首先是对不确定权力的一种适应。于是,表面上的一致,逐渐替代了真实的共识;人们嘴上说着同样的话,心里却未必相信。再往后,为了减轻这种言行不一带来的痛苦,有些人会开始说服自己:既然所有人都这么说,大概它真的是对的。恐惧,便慢慢变成了信念。

为什么受损的人会替制度辩护?系统合理化理论

这听起来最反常,其实很符合人性。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叫作“系统合理化理论”。它指出,人们不仅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常常会维护自己所处的社会系统,即使这个系统对自己并不公平。为什么?

因为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正、无法预测、又无力逃离的环境里,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必须依赖某套秩序才能活下去,那么他若承认这套秩序荒谬、冷酷、随时可能伤害自己,就意味着他每天都要面对巨大的焦虑:我努力还有意义吗?我受的苦究竟为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谁能保护我?

这种持续的无力感太难承受。于是,大脑会寻找一种较容易活下去的解释:个体应对现实的认知调适方式可能包括:“强硬总比混乱好。”“上面肯定有上面的难处。”“受惩罚的人一定也有问题。”“现实本来就是这样。”“至少没有更糟。”这些话未必完全出自恶意。很多时候,它们是一种精神止痛剂。

承认系统有道理,哪怕自己受了委屈,至少还能保留一个幻觉:世界是可理解的,付出会有回报,忍耐总有价值。反过来,若承认一切可能只是任意和不公,人会陷入更深的失控感。所以,不少人维护伤害自己的制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伤;恰恰可能意味着他受伤太久,以至于不得不把伤口解释成命运。

这不是对他的选择免除责任。一个成年人当然仍要为自己伤害他人、替不义辩护的行为负责。但理解机制,不等于取消判断。理解是为了看清:如果我们只辱骂“奴性”,却不改变制造恐惧、孤立和无力感的制度条件,那么下一批人还会重复同样的选择。

最稳固的控制,让人觉得服从有道德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说明,人面对被认为“合法”的权威时,可能将判断和责任交给权威。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来的档案研究则进一步提醒我们:人不会仅仅因为穿上制服,就自发变成施暴者;真正危险的是,有人替他界定角色、提供目标、鼓励强硬,并把伤害包装成一项正当任务。

这放到现实制度中,道理也是一样。“为了秩序。”“为了安全。”“为了大局。”“为了稳定。”“为了共同体。”秩序、安全、稳定等价值目标本身是正当的,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过程同样重要。当这些目标被用来正当化程序缺失、责任模糊、声音压制等做法时,就偏离了初衷。

真正高明的规训,不只让人害怕不服从,还让人羞于不服从。它把批评者定义为“破坏秩序的人”,把沉默者定义为“成熟理性的人”,把告密解释为“负责任”,把迎合包装成“顾全大局”。到最后,拒绝不合理命令的人反而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执行不合理命令的人却觉得自己只是在尽责。

阿伦特谈“平庸之恶”时,强调的并不是人天生邪恶,而是人可能停止思考。一个人在制度链条中只负责自己那一小段流程,便容易说:“我只是传达命令”“我只是按规定办”“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做。”

每一句单独听都似乎有道理。可当所有人都这样说,完整的伤害就发生了。因此,一个制度最需要警惕的信号,不只是它有没有暴力,还包括它是否在不断训练人们放弃独立判断,把服从当作最高道德。

从被迫服从到主动维护中间隔着什么

一个人通常不会在第一天就真心相信一套伤害自己的规则。从恐惧到信念的心理过程:1害怕:最开始,他可能只是害怕。2沉默:后来,他学会沉默。3安全:再后来,他发现沉默可以换来安全。4好处:然后,他发现配合还能得到一点好处。5攻击拒绝者:最后,他开始怀疑那些不配合的人:他们为什么非要惹麻烦?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心理过程。

因为只要身边有人拒绝顺从,就会让自己的顺从显得不那么体面。一个还敢说“不”的人,会提醒所有人:原来并非没有别的选择。这会让已经适应的人感到不安。这种承认太痛苦。

所以,最受压迫的人,有时反而最急于替压迫寻找理由;最习惯沉默的人,有时最讨厌发出声音的人;最深信“不要惹事”的人,常常会把坚持原则的人看成不懂现实。这不只发生在政治领域。在一个压抑异议的单位、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校、一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家庭中,类似逻辑同样存在。

改变不是先改“人心”,而是先给人退路

说到这里,总有人会问:那怎么办?难道只能等所有人先变得勇敢、清醒、有尊严?恰恰相反。如果一种制度必须假设每个人都是英雄,才不会作恶,那它本身就是失败的制度。好的制度,不是靠道德完人维持,而是让普通人在不需要牺牲一切的情况下,也能做一个正常、诚实、有同情心的人。

因此,真正的改变,不应先从“改造国民性”开始,而应从改变制度激励开始。改变制度激励的四件事:1让说“不”的人有退路:拒绝不当命令的人,应当有申诉、救济和职业保护。2让权力的边界可见:规则必须稳定、公开,执行必须可以被追问。3让责任不能层层蒸发:发布命令、执行命令、监督失职的人,都应承担与其权力相匹配的责任。4让人重新拥有横向的支持:独立的职业共同体、互相信任的社会组织、真实的公共讨论。

米尔格拉姆实验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是:当参与者身边出现拒绝继续的同伴时,服从率会显著下降。一个人面对权威,也许会害怕;两个人彼此确认,就可能获得勇气。这就是共同体的意义。它不是用来要求每个人牺牲自己,而是让每个人不必孤身承担全部代价。

不要把伤口当成胎记,人性可以被压弯,也可以重新站直

所谓“国民性”,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长期制度压力留下的伤痕,当成某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胎记。人们在连坐与监视中学会防范,在不确定的规则中学会揣摩,在惩罚异议的环境中学会沉默,在长期无力改变的处境中学会替现实辩护。这些当然会沉淀为习惯,甚至通过家庭教育传给下一代。

但习惯不是天性,伤痕也不是宿命。制度之所以是塑造人性的第一因,不是因为它能彻底抹杀人的良知,而是因为它决定了良知要付出多少代价;不是因为它能让所有人变坏,而是因为它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活下来、被看见、被奖励和被模仿。

坏制度把恐惧变成常识,把依附变成理性,把沉默变成美德,最后把人训练得彼此隔绝、彼此防范,并真心相信这就是现实本来的样子。好的制度则应当反过来:让诚实不必冒险,让合作不必吃亏,让拒绝不义不必成为孤胆英雄。因此,真正该被疗救的,不是抽象的“国民性”,而是那些不断把普通人推向恐惧、孤立和自我否定的制度结构。人性可以被压弯。

回首页,搜索你想要的文档

在首页搜索框输入关键词,快速定位资料

文库首页搜索指引 立即搜索

相关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