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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7)



一 讨论女性权利:站在现实里,站在具体里
课堂上,老师分享了一篇评论。作者对当下某些女性主义叙事感到疲惫——那些标榜“个体觉醒”的文字年复一年地重复,却看不出作者有任何基于自身生活的真实思考。评论区里有人反驳:个体觉醒需要反复言说,才能由点及面推动结构变革,“矫枉必须过正”并非没有道理。楚谦昨日撰文《把不合理的事情命名,就是觉醒与思想的开始》。
两种观点各有立场。但我更想追问的是另一件事:当我们在谈论女性主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那些让我们热血沸腾的观点,究竟来自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是来自社交媒体上那些碎片化的句子?
《沉思录》里有一句话:“我们听到的,都是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只是视角,不是真相。”这句话在今天尤其值得被记住。社交媒体让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易得,也让观点变得前所未有的碎片。我们刷到一段话,觉得有道理,就记下来;看到一种说法,能激起情绪,就信以为真。慢慢地,这些碎片化的句子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框架,我们用它来解释自己的生活,用它来判断身边的人和事。
这种现象在女性叙事中尤为明显,因为女性议题本身关乎每个人的切身经验。但也正因如此,它更容易被碎片化的语言所裹挟。你看到有人说“原生家庭都是创伤”,就开始审视自己的父母;你看到有人说“东亚母亲懦弱愚昧”,就开始同情或批判自己的母亲;你看到有人说“真正的觉醒是反抗规训”,就开始用这套标准衡量自己够不够“觉醒”。问题是:这些观点,真的来自你的生活吗?这些视角,真的对应你的现实吗?
我见过一些谈论女性主义的文字。作者熟练地提起上野千鹤子的名字,熟练地使用“父权”“厌女”“凝视”这些词汇,翻来覆去,却只是把网上看来的句子重新组合。你看不到她的生活,看不到她遇到过什么、反抗过什么、争取过什么。她的话听起来很“觉醒”,却没有一句是她在现实里长出来的。
女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是勇于反对不公,是勇于为自己争取权利。它不是一套可以复制的口号,而是一种在具体处境中辨认不公、并敢于行动的能力。当一个人高谈阔论女性主义理论,却在面对具体的不公与歧视时沉默退缩,这样的“觉醒”是否真正触及了女性主义的内核?
更让人疲惫的是,这种碎片化的语言正在取代人们的真实思考。你不需要自己去想怎样觉醒,因为网上已经有人替你想好了“新女性”该有的样子;你不需要去看身边的人,因为网上已经有人替你定义了“父母”“兄长”“原生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你把别人的观点当作自己的事实,把网上的视角当作自己的真相,却弄丢了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可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吗?人真的可以用几个标签概括吗?真实的人,永远比叙事更复杂。
我想起我的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既是女性主义者,又不是。说她是,是因为她在2000年代初,就敢于为自己争取生育的权利。当我的父亲和奶奶在我出生后提出“再生一个儿子”时,她拒绝了,一是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无论儿女都被她深爱着,二是生与不生,权利得在她自己手里。在那个远不如今天“进步”的年代,她违背丈夫和婆婆的意愿,为自己争取了剖腹产的权利。在外资企业工作,她的职位一度高于众多男性,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她用行动证明自己并不弱于任何人。
说她不是,是因为她从未读过上野千鹤子,不知道什么是“反规训”“反父权”,也从未教导我熟读任何女性主义理论,或者对我说过“女孩子要独立”“不要输给男人”的言论。她只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里,为自己争取那些本应属于她的权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高三那年,我也曾深受网络上女性主义论调的感染,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跟她分享。我说这个理论那个概念,她听着,不怎么接话。有一次我说得激动了,脱口而出:“你被洗脑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压迫。”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拍拍我的头说:“我看你才是在给我洗脑。”
你能说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女性主义的核心是勇于反对不公、勇于为自己争取权利,那我母亲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女性主义者。她没读过上野千鹤子,说不出那些词,但她做过的事——坚持自己想要的分娩方式、拒绝被安排生育、在职场上走到比大多数男性更高的位置——不正是女性主义想要的结果吗?
而那些把“上野千鹤子”挂在嘴边的人,如果面对我母亲当年的处境,会有她的勇气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女性主义者,或许不该只看她说了什么,更要看她做了什么。
我想起我的朋友小一。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生活在单亲的母系家庭,外公早逝,母亲勇敢独立,外婆刚毅慈爱。而小一来自一个三胎家庭——为了生出最小的弟弟,她和妹妹先后降生,还有一个本该出世的妹妹因为性别而被终止妊娠。她和妹妹的名字取自“平凡”,弟弟的名字却寓意“名扬天下”。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的观点天然不同。我认为女权本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男女平等,本质上是补全人权在性别维度的缺失,无需脱离人权框架单独言说;她却坚信,在性别不公仍根深蒂固的现实里,要争取平等的 “上桌权”,必先以 “掀桌” 的姿态打破沉默,矫枉必须过正。我们曾无数次讨论这些议题,从高中宿舍聊到大学以后,很多时候,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的观点不同,是因为成长经历各异。但我们依然能成为挚友,因为我们之间不只有某种观点对立者的身份,还有不可磨灭的友情。这种情感让我们互相都明白对方的真实出发点与意图。友情如此,亲情、爱情也如此。正因这样,我们不仅看到他们的性别,他们的观点,更看到他们是谁,他们经历过什么,他们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我的外婆。我曾经觉得她重男轻女——她对舅舅总是格外偏爱,愿意为他兜底所有过错,甚至替他抚养女儿。我一度以为,她对我从来都不够亲。但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她会因为我住不惯集体宿舍,悄悄花钱给我租房子。
所以,我想说的是:真实的人,永远比我们听到的叙事更复杂。如果你把网上的观点当作标尺,去丈量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会发现他们都不合格——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人,而真实的人,永远无法被简化成任何一套叙事。
因此,我始终认为,无论谈论什么话题,我们都应该站在现实里,站在具体里。这不是拒绝理论,不是拒绝观点。而是说,在接纳任何观点之前,先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看看那些具体的人——家人、朋友、老师、同学——他们真实的样子,而不是别人嘴里说的样子。
那些让我们深深认同或激烈反对的观点,都只是他人基于自身经历和认知所阐述的看法。它们未必完美契合我们的现实,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行动的准则,更不能当作终其一生的信仰。
回到开头的那场讨论。或许原文作者反对的并不是女性主义叙事,而是那种脱离现实的、碎片化的“伪觉醒”。评论区担心的也不是结构变革不需要个体觉醒,而是担心泼冷水会浇灭刚刚燃起的火。
但我想,真正的个体觉醒,从来不是靠重复别人的句子就能实现的。真正的结构变革,也需要那些能在现实里辨认不公、敢于行动的人,而不是熟练背诵理论却脱离自身处境的人。
人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跳出网上的叙事,关注自己的生活,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对自己诚实,也对别人宽容。这或许不仅是面对女性主义议题的答案,更是面对所有生活与认知的答案。
二 医学的价值不能被录取分数定义
2026年高考本科批次投档线陆续公布,临床医学专业在多省份出现录取位次大幅下滑。一度被视为“金饭碗”的医学专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耐人寻味的降温。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山东,26所高校投放的4个临床医学专业,除3个新增创新班外,其余39个专业投档位次全部下滑;在广东,南方医科大学一年内录取位次下滑超过1万个位次,广州医科大学排位下滑超1.3万位,广东医科大学物理类投档最低排位下滑37604位。
即便是顶尖学府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类从109名降至133名;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从221名降至363名……
临床医学今年遇冷,背后有结构性的原因。一方面,就业市场正在承受扩容与改革的双重压力。近年来,全国医学院校持续扩招,越来越多综合高校也将设立医学院视为“标配”,而随着医改深入推进,临床医生的总需求量难以同步大幅增长。
更关键的是,医学教育投入与回报之间也确实存在时间差。五年本科、三年规培,再加上硕士、博士的层层叠加,就业年龄普遍逼近或超过三十岁。在这段漫长旅途中,多数规培医生的月收入并不算高,容易令考生心生犹豫。
另一方面,大学专业的选择,从来都是经济社会风尚的投射。就像多年前的不少热门专业如今逐渐回归理性一样,医学的“降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过热之后的正常回调。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年多所高校“人医”录取分数线被“兽医”(动物医学)反超。这其实也很好理解,随着宠物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宠物诊疗技术、服务质量的需求,丝毫不亚于对人的治疗。
至于当下最耀眼的风口,无疑就是AI、芯片等硬核工科专业。据披露,目前全国已有超600所本科院校、近800所高职院校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大量此前潜在的医学生,也可能是被AI、半导体、智能制造等专业“截胡”了。
不过,录取分数的涨跌虽然可以反映某种趋势,却无法定义价值。医学之所以值得尊重,不在于它的录取线有多高,而在于它始终承载着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
医学救死扶伤的淑世情怀,始终有着任何时代变迁都难以遮掩的光芒,也始终吸引着有志于这条艰难而漫长道路的年轻人。分数虽然下跌了,但从医的人数并未锐减。每年夏天,仍有数以万计的医学生完成学业,默念着希波克拉底誓言,披上那件象征责任与使命的白大褂。
这或许也意味着,投档线的波动,不失为一个调整与革新的契机。相关院校不妨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办好临床医学教育,诸如优化规培制度、改善基层医生待遇、重塑职业成长路径,让从医之路不光靠理想牵引,更要靠制度、靠待遇保障。
人们终将老去,至少短期内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病痛,这个社会对好医生的渴求,不会因风向改变而减少。医学这条路,依然值得奔赴。
三 别让关键岗位上的人,成了安全隐患“本身”

中国应急管理报7月27日报道,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四组围绕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采取随机抽查、以点带面等方式,对福建省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开展深入检查,发现“共性隐患”层出不穷。
比如消防安全问题。在贝壳船幼儿园消防控制室,仅1人持有操作职业资格证书,且此人工作期间离岗,检查人员等了快一小时,此人才匆匆赶来。在西安社区老年公寓,消防维保公然造假:纸上有记录,但打开系统后台记录发现,相关记录均为空白,消防维保人员未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测试。
消防相关岗位不同于一般的办公室值班岗位,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缺位,也就意味着安全防护的“掉线”。
从以往的事故案例来看,事后复盘经常会发现,某些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擅自离岗或不尽职尽责,最终成为事故的隐患。如果这些安全工作人员时刻在岗,有些事故就可以避免;哪怕不能完全避免,也可以及时发现,从而遏制事故的蔓延,将损失降到最小。
尤其是,这场巡查活动聚焦“一老一小”。像幼儿园的儿童、老年社区的老人,一个安全意识还未完全建立,一个行动能力受限,都是社会需要格外关照的弱势群体。这种场所的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然而,被抽查机构的相关岗位人员居然“玩消失”“纸上维保”,这不能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事关公共安全,平时不重视,关键时刻就容易掉链子。而日常的工作态度,也是一种安全意识。要知道,这还是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发现的“共性隐患”,这种“上班不在”或者“人在但不做事”的状态,或许就是这些机构的一种日常状态。而这是更加危险的,因为它放大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也因此,不只是具体的值班人员,涉事机构也应该从管理制度上去反思,为什么这些工作人员如此散漫,难道就没有其他同事看在眼里,看见了却也不反映问题?还是说,大家都是这种工作状态,以至于见怪不怪?一抽查就暴露问题,反映的绝不是个别岗位的问题,而是整个机构的工作状态出了问题。
祸患积于忽微,消防责任重于泰山。这些案例,其实还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谁来监督值班人员?
现实中,很多值班岗位往往就是一个人在单独的办公室、车间等工作地点,那么他在岗位上做什么、值班时间在不在,要怎么去判断和考核?这就需要机构单位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让值班人员的心中时刻悬着安全红线,把该做的工作一一做到位。
值班人员长时间离岗,消防维保只在纸上写写画画,这本身就是安全隐患。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不痛不痒的小问题,最后都成了“致命的细节”。
四 王虹、邓煜获奖:褪去热搜爽文,读懂真正的学术远征

这几天,中国面孔刷屏世界:王虹因攻克“三维挂谷猜想”,邓煜因突破“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双双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
消息传回国内,多数网友可能并不理解这些“百年数学难题”究竟在说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大众欢呼祝贺。尤其难得的是,两人曾是北京大学2007级同级同学,社媒账号都是用动漫头像,接受采访时都透着一股松弛感,因而迅速破圈,成为全网新偶像。

但热闹之中,也有几种声音悄然生长:有人用爽文叙事来解读他们,有人认为“获奖和国内教育关系不大”,还有人追问“拿了大奖为什么不回国”……这些声音虽非主流,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讨论人才时常见的几种惯性。
公共话题伴随多元讨论本是常态,但争论的方向,有时候比争论本身还重要。当聚光灯打在两位年轻数学家身上,我们真正该聚焦的是什么?

别急着给他们写“爽文”

网上关于王虹、邓煜的故事,正在一步步套入大家眼熟的剧本里:一个小镇女孩,凭借天赋和勤奋,从县城“杀”到北大,又站到巴黎、纽约的塔尖,最终在数学界最高领奖台完成加冕;一个热爱二次元文化的少年,看漫画、读小说、下围棋,谈笑之间便摘取了人类智力的桂冠。

这种“爽文”叙事,听上去的确带劲,但却将他们十数年学术探索的漫长、艰深、枯涩,压缩成“逆袭”“封神”的情绪快餐,仿佛攻克百年数学难题只是“信手拈来”。但真实的他们,远没有“爽文”那么热血沸腾。
王虹最初考入的是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接着准备转系数学,这个过程非常辛苦,需要同时攻读两个专业,且成绩都不能差。待她如愿走进数学时,结果四周满是奥数金牌得主,这让她一度沦为“小透明”,甚至自嘲“一直在挣扎”。后来留学巴黎,她曾自我怀疑到转投建筑,兜兜转转之下,最终才确认对数学的爱与执念。
而邓煜正是环绕在王虹周围的奥数金牌得主之一。他直接保送北大,期间转学麻省理工,看似一路坦途,但博士后期间也曾陷入瓶颈,“真的非常沮丧,我没有办法做出比之前更好的数学研究”。当时有金融机构高薪挖他,他在海边思考了两天,最终做出了继续坚持的选择。

哪有什么一夜成名的神话。就算有,那也是因为“神话”被蒸馏了,在那不起眼的岁月残渣里,藏着他们不足为外人道的压力、迷茫、试错和坚持。
如果用“天降奇才”的叙事去消费他们,那消费的其实不是科学,而是自己的焦虑投射——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人们需要“逆袭”“封神”这类爽文来确认努力的价值。但这种消费,会消解对科学应有的敬畏。
学术探索,不是一路开挂的“爽文”,而是一场漫长的、孤独的、充满不确定性但又必须进行下去的精神远征。
别急着摘掉成长链的一环

人才成长本该是一部完整的“通史”,可网上总有人想用“断代史”来解释王虹、邓煜的来时路。比如,因为他们目前在国外任教,有人便作出片面假设:如果留在国内,他们可能拿不到奖。更有甚者称,二人获奖与国内高校培养的关系不大。
这种论调,正是心理学范畴的选择性抽象:大众在处理信息时,更倾向于从复杂情境中抽取某个片段,并赋予其过度的权重,同时忽略其他更广泛的背景和证据。
于是,国外履历与国内教育被放在了跷跷板的两端,一头下沉,则必然伴随一头上浮。但人才不是“空中花园”,人才培养,离不开时代、家庭、基础教育与周围环境的一砖一瓦。

王虹父母是中学老师,曾给她极为纯粹的学业启蒙。北大读书期间,她浸泡在浓厚的学习氛围里,参加同学组织的讨论班,感慨同学“非常有数学品位”。之后远赴巴黎求学,意识到自己在北大接受了很多数学上的训练。
邓煜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不少数学竞赛,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父亲会带他周末爬山,沿路拆解趣味数学题目。北大学习期间,他做了海量数学题,数学基础相当扎实,认为在北大接受的一些训练对他非常重要。
可以看到,他们的成才轨迹是循序渐进的——从家庭教育的兴趣培养,到基础教育阶段的知识训练,再到北大期间的系统熏陶,最后是海外平台的国际合作。每一段求学经历都算数,每一步成长积淀都有重量。

将海外任教等同于“与中国无关”,或是把国内培养贬低为“只是起点”,都是对人才成长的断章取义和片面理解。王虹、邓煜的成才之路,不是一架两端必见高低的跷跷板,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叙事链,少了任何一环,后面的故事都可能改写。
别急着拿地理坐标做文章

舆论场中还有第三种声音:王虹、邓煜是否应该回国任教?这个声音藏着大众最朴素的家国期待,希望顶尖人才能够在本土发光发热,助力本土科研发展建设,乃至培养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青年才俊。这种期待可以理解。
但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情绪化审判——把“是否应该回来”的理性探讨,演变成“拿了奖就忘本”的怀疑质问。学术任职本是个人选择,一旦上升到家国情怀的立场测试,期待就会变成苛责,追问也会沦为施压。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的双向流动早已是常态。就以菲尔兹奖得主为例,2018年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于2021年入职清华大学,1994年得主埃菲·杰曼诺夫于2022年加盟南方科技大学任讲席教授。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些外籍学者的选择?
用一个地理坐标丈量家国情怀,未免太轻;用一句网络质问绑住学术自由,又未免太重。王虹在采访中说:“数学研究不分国界。”这份超越地域的学术胸怀,才是中国顶尖学者应有的格局。
家国情怀的底色应是包容、共情,而不是捆绑、审判。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学者的个人选择,而是更为深远的问题:如何让国内外学术土壤实现优势互补?如何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全人类受益的知识与实践?如何建立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发掘、培养出更多的“王虹”“邓煜”?

与其争论人才的坐标,不如关心人类的知识边疆还能扩得多远,关心托举年轻人的成才之路还能铺得多宽。这或许才是菲尔兹奖落在中国年轻数学家手中之后,留给这个时代的真正命题。
有时候,一个人的突破,不只是因为自己足够努力,更因为遇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优秀的人才需要竞争,也需要支持;需要奋斗,也需要有人点亮一盏灯。比起问“人才为什么流动?”更值得思考的是“怎样创造让人才成长的环境?”

很多人会觉得,自由的多寡无关紧要。就算拥有更多自由,普通人大多也难以做出非凡成就,似乎可有可无。但自由对于天才与真正的创新者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思考的深度、行动的边界与创造的上限。他们挣脱固有认知得到的思想、技术与发现,并不会被独自占有,最终会向外扩散,持续改善所有人的生存条件。所以,即便我们自身平庸,没有追逐宏大创造的野心,也应当包容那些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不愿循规蹈矩的先行者。推动世界向前的,永远是这群拥有空间去质疑、去尝试、去突破的人。我们如今赖以生存的现代文明,本就是一代代热爱自由的探索者馈赠给所有人的礼物。


五 “医科雪崩”,言重了

2026年高考本科批次投档线陆续公布,临床医学专业在多省份出现录取位次大幅下滑,引发舆论关注。
据齐鲁晚报报道,在山东,26所高校投放的41个临床医学专业,除3个新增创新班外,其余39个专业投档位次全部下滑;在广东,南方医科大学一年内录取位次下滑超1万位,广州医科大学排位下滑超1.3万位,广东医科大学物理类投档最低排位下滑37604位。
即便是顶尖学府也同样出现类似情形。在山东,清华大学临床医学类从109名降至133名;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从221名降至363名。
对此,有论者称“医科雪崩”,并分析造成“雪崩”的原因是学医周期长而就业难,且工作环境不好。简言之就是学医“性价比”低,让普通家庭学生望而生畏。与临床医学录取分数降低对应,部分高校的动物医学专业录取分数走高,似乎更具“说服力”。
客观看待临床医学专业招生“遇冷”
面对临床医学专业“招生遇冷”,要理性分析其真实原因,客观看待。
首先,临床医学专业录取分数走低的问题,并非发生在所有省份、所有高校,而是有涨有跌。由于考生报考走向的不确定性,根据录取分数一年的涨跌,很难判断某一专业的真实吸引力,往往是,某年录取分数高、来年录取分数低。这一现象在医学专业招生中,反复出现。
另外,最低投档分,也很难说明整体生源情况,因为报考的学生可能出现“断档”,投档进该专业的学生有个别学生的分数低,就会拉低投档分。如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在上海没招满,引发网友热议,而原因是,两名色弱考生没有看清体检要求报考而退档,并非缺乏考生报考。
其次,临床医学专业分数下跌,主要集中在五年制专业,而“5+3”一体化培养、八年制临床医学招生仍然普遍走强。这是值得关注的“真问题”。
“5+3”一体化培养(毕业后拿到硕士学位与规培合格证),与八年医学博士受欢迎,表明长周期、规培并非“阻碍”学生选择学医的重要因素。对于有医学兴趣、从医志向的学生来说,本就要做好长周期艰苦学习的思想准备,这在国外也如此。
而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当前的处境的确较为尴尬。与“5+3”一体化培养不同,五年制临床医学学生,普遍面临考研压力,以及就业难进三级医院的现实问题。据统计,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学生,超过半数选择继续考研。一部分转行进入医药企业、互联网医疗、健康管理行业。
临床医学人才呈现结构性供需失衡,大量毕业生目标瞄准三甲医院、城市大型公立医院,主动前往社区、县域基层医疗机构的意愿不强;与此同时,现行临床医学教学体系,大多以培养大型医院临床医师为导向。
就此看,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遇冷是正常的,但这不是“医学雪崩”,而是回调,以及“5+3”一体化、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培养增多导致的结果。
应推进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针对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遇冷,应推进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首先,要压缩五年制临床医学招生培养规模,扩大“5+3”一体化培养,以及八年制临床医学培养。这是从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及医院招聘用人的现实出发。
就如我国公费师范生培养,已经调整为“4+2”模式。在医院招聘普遍需要硕士以上学历的背景下,临床医学五年制招生会持续走低。
其次,继续保留的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主要面向社区、乡镇医院,采取委托、定向培养方式。这样既能解决面向三甲医院培养人才与基层医院需求脱节的问题,也可减轻医学生的就业压力,为基层医院输送医学人才。
再次,在当前的“5+3”一体化、八年制临床医学基础上,探索面向其他专业学生的“4+4”模式。
总之,不能因部分医学专业录取分数走低,就唱衰医学专业、医生职业。对于医生职业建设,要通过改革医院管理制度、薪酬制度、人才评价体系,提高医生职业的吸引力。
而对于医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要以问题为导向,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更有利于医学人才培养、就业、职业发展的模式。
六 “三支一扶”高分“精准断层”,真就这么巧?

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后,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
有网友反映,多个岗位出现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仅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且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人岗恰有一人超80分,两人岗恰有两人超80分,四人岗恰有四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
很多人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这些考生咋就那么会考?难道在这样的严肃考试中真有“控分大师”?
如此“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分数分布,与正常考试该有的正态分布规律,似乎相去甚远,不合常理,难免让人心生疑窦。
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三支一扶”首次引入严格的不定项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均不得分,无保底分,整体难度大幅提升。能考到60分已属不易,动辄80+的分数显得格外扎眼。
此外,有网友对比考生分数后指出,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80多分,不符合常理,容易让人联想。
事实上,此类考试异常并非孤例。2023年重庆市丰都县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多名考生笔试成绩达140多分,“断崖式”领先其他考生。后经查实确有考生作弊,相关成绩被取消,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在更早的2014年,江西九江事业单位考试中,28名考生因试卷异常雷同被认定为作弊,成绩作零分处理,部分考生承认使用作弊接收器。
这些前车之鉴表明,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隐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三支一扶”计划面向基层,因其服务期满后可享受公务员定向考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成为许多普通家庭孩子低成本入编的“跳板”。
这从今年河南省的招录比中可见一斑。全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而最终报名总人数则是141158人,“百里选二”的竞争烈度,让任何不公都可能击碎考生的希望。
面对舆论质疑,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已于7月27日发布声明,称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如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或许的确有考生异常优秀,考出高分,但高分如此“精准断层”,难免不让公众心生疑惑。这就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基于不枉不纵的原则,客观、主动、深入调查,通过调取考场监控、核查试卷轨迹、比对可疑高分卷、阅卷流程复盘、排查考务人员异常行为等,查明真相,回应公众质疑。
说到底,基层岗位招录的公平与否,关乎考生的社会流动通道是否畅通,也关乎社会公信力。公众的质疑绝非无事生非的“找茬”,而是对公平正义的合理期许。
七 带货知了猴为村民增收,并非益虫也别让蝉鸣消失

近日,山东莒南一村支书直播带货活金蝉(知了猴),帮助村民打开销路。有人为助农增收点赞,也有人担心,市场需求会刺激过度捕捉,影响当地生态。面对质疑,当事人表示,当地有“上树即不捕”的传统,村民捕捉有度,而且“知了猴并非益虫”。
其实,讨论不必变成助农与环保的二选一。地方饮食习俗值得尊重,帮助村民增加收入也有现实价值。公众提出的生态疑问,也不容忽视。金蝉作为一种原本地方化、零散化的自然资源,在进入直播到更广阔的市场之后,原有的经验能否适应新的利用模式,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只知了猴钻出地面只需几分钟,但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地下生活三五年。直播间里一笔订单几秒钟便能成交,自然完成一次种群补充却需要数年。当然不能“竭泽而渔”,要给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的余量。
当地“上树即不捕”的习惯很有价值,说明村民并非毫无节制,而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了给自然留有余地的朴素规则。但是它需要观察,需要量化。人们捕捉的是即将羽化、尚未完成繁殖的若虫。究竟需要留下多少成虫,才能维持下一代种群,仍需科学的研究和评估。
同样,“是不是益虫”也不是判断能否大量捕捉的充分依据。蝉吸食植物汁液,在苗圃、果园中密度较高时,可能影响树木生长;但在生态系统中,它又是鸟类、螳螂、蜘蛛等动物的食物。专家也提醒,适量捕捉可能有利于园林管理,但过度捕捉会破坏局部食物链。蝉鸣也是夏季自然景观的一部分。
生态文明所强调的系统观,正是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物种数量多不多、是否列入保护名录,更不能简单地把动物划成益虫和害虫。生态系统是一张相互联系的网,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捕食者、植物、土壤以及其他生物。普通黑蚱蝉(金蝉)目前没有被列入“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但不属于保护动物只说明其法律保护等级,不能由此推导出“怎么采、采多少都没有影响”。
一个产业在市场扩张之后,自然资源是否还能跟得上开发的速度,绝不是杞人忧天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黑蚱蝉就从当地村民零星采集、自家食用,演变为有明确收购价的商品。蝉蜕作为传统中药材近年来价格持续攀升,也间接印证了其野生资源减少的迹象,应重新评估其资源消耗和生态风险。
因此,回应质疑最好的方式,不是简单叫停带货,也不只是说大可不必担心,而是把有度变成科学的、可执行的规则:记录每日收购量和来源区域,设置禁采区、轮采区和保留区,禁止翻土挖根、破坏植被,避免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地或者他人经营林地;连续观察出土数量和蝉鸣变化,一旦出现明显下降,就减少或暂停收购。同时发展规范化林下养殖,逐步降低对野生个体的依赖。
也不必把“野生”当作卖点。作为销售的食品或者食材,来源清楚、采集有度、冷链和食品安全可靠,比“野生”两个字更值得消费者信任。
村民的生活经验值得尊重,公众的生态担忧也值得吸收。让“上树即不捕”从一句民间约定,逐步变成有监测、有边界、能调整的产业规则,才可能让助农生意做得更久,让未来的夏夜仍能听到熟悉的蝉鸣。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八 一晚860元的酒店,不该剥夺客人的“空调自由”

860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据经视直播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她预定了张家口崇礼区富龙度假酒店三晚客房,单间每晚860元,但酒店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内闷热难忍,影响休息。经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房费。
酒店为何要关空调?据介绍,工作人员先后给出两种说法:先是以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使用自然通风;后又解释,客房采用集中控制系统,中央空调运行规则由工程部统一调控,每晚凌晨1点左右系统自动关停。已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工程部,后续将研讨优化空调管控方案。
其实无论哪种解释,都站不住脚。“有客人怕冷”就可以让所有客人在闷热中辗转难眠吗?即便真的有客人怕冷,可以加被子或自行调温,酒店岂能直接关停空调,让所有人失去降温的选项?
诚然,酒店地处山区,昼夜温差大,夜间户外可能凉爽宜人,但密闭客房的实际温度并不低。正如投诉消费者所言,室内可达26至27摄氏度,闷热感明显。空调是酒店客房的基础服务设施,每个住客对温度的体感不同,开关、调温本该由住客自主决定,这属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不应被任何理由随意剥夺。
酒店以“集中控制”为由定时统一关停,本质上是对住客合理使用客房权利的侵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样的“一刀切”,是太不懂当下的消费者吗?
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酒店作为住宿服务提供方,有义务保障客房设施设备达到正常使用标准,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维护住客人身、财产安全。
事实上,不少网友早已在评论区一语道破,酒店就是为了省电费。但无论出于何种考量,如此一来伤害的不仅是住客的体感温度,更是服务业赖以生存的契约精神。一家收费不低的高级酒店,本应以迅速响应需求、注重住客体感为卖点,却因关空调这种低级操作引发投诉,影响口碑,实在本末倒置。
这也给相关方敲响警钟,酒店作为地方文旅产业的关键服务环节,需加大监督完善力度。对于那些漠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良、不智行为,依法依规纠偏并惩处,不能任凭酒店以管理之名,随意剥夺住客自主调节室温的权利、损害正常居住权益。
对消费者而言,遇到类似情况应积极维权。既要保留完整的沟通记录、房间温度照片等证据,也要及时向预订平台投诉,并向当地文旅主管部门反映。每一次主动维权,都是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在倒逼企业改进服务,推动地方旅游消费环境持续优化。
住宿行业应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号里。让每一个客人都能真正感受到“宾至如归”,而不是“客至堵心”。
九 8万块买了个“水经历”,付费实习不能只怪学生“走捷径”

花8万元买来的实习经历,学生却不敢写进简历。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小莫通过中介购买的暑期实习,全程未见公司官方痕迹,工作任务“类似于学校的课程作业”,3个月下来几乎没有获得有效成长。他花掉的8万元,收获的是一段看似完整、却难以证明自身能力的经历。
在这场交易中,中介并非完全没有提供所谓“服务”。小莫确实获得了实习经历、公司名称和相关证明材料,但这些内容与真实业务存在明显脱节,无法转化为实际能力,也难以在求职中发挥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付费实习只保留了实习的形式,却缺少实习本应产生的价值。
对正规的实习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简历上多出一行经历,而是学生能够进入真实工作环境,接触具体业务,理解行业运行逻辑,并在实践中完成能力积累。
但部分付费内推机构提供的服务,却将实习简化为一份可以购买的“证明”。公司名称、岗位描述、实习证明可能都存在,但真实的工作参与、能力培养和成长反馈却并没有建立。
付费求职服务一般包括职业规划、简历优化、行业咨询、求职信息整理等,本身具有现实需求。对跨专业求职、申请海外院校或者进入竞争激烈行业的学生而言,专业化服务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信息差,更好地了解就业市场。
现在的问题在于,部分机构改变了这类服务的性质。它们并不是在帮助学生提升能力,而是在把学生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转化为出售“名企经历”和“内部渠道”的灰色交易。
这背后,是实习经历正在从一种成长经历,变成一种竞争资格的证明。
对企业而言,其在招聘过程中,往往面对大量求职者,一段真实的实习经历,能够帮助企业快速了解应聘者是否接触过实际工作场景,是否具备基本的职业适应能力。因此相关经历逐渐成为招聘筛选的重要参考。
但高质量的实习机会却往往是有限的。今年3月,腾讯、华为、字节跳动、京东等多家企业曾发布声明,强调所有实习岗位均不存在收费情况,付费内推属于虚假信息。企业声明能够阻止骗局,却无法解决背后的现实需求。
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实习经历越来越成为企业岗位招聘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实习机会对高校毕业生或者大学生而言,并不均等。
所以,付费内推之所以能够形成市场,不能简单归因于学生想“走捷径”。对许多学生而言,他们购买实习经历,更多是在信息不对称和竞争压力下,试图获得更多机会的一种方式。
在今天的就业竞争中,越来越多经历被赋予了超出自身价值的意义。实习经历如此,保研中的论文、竞赛、科研成果也是如此。它们本应是能力成长的结果,却逐渐成为进入竞争前必须拥有的“资格证明”。当这些标签成为竞争中的重要筹码,围绕标签提供服务、包装标签价值的市场自然会出现。
如果人才评价继续依赖简历上的经历标签,而忽视对实际能力、成长潜力和长期表现的判断,那么学生就会继续寻找优化标签的方式。一个社会越需要人不断证明自己有价值,围绕“证明”的生意就越容易滋生。
付费实习只是这种趋势下的一个缩影。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一种求职服务的出现,而是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各种“证明”来争取机会。
如果年轻人面对就业压力时,越来越关注如何获得一份更容易被认可的证明,而不是如何积累真正的能力,那么最终被消耗的,不只是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更是年轻人对于“如何变得更好”的理解。
十 重人治轻法权,腐败永远根除不了
乱世需用重典,通常是指社会动荡、秩序失序时,需要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局面、恢复安稳。其实,这严刑峻法在普通日常中是不出世的。法律宽严并济,严刑峻法一般用在特定时期,更多的是人为去执行。
很多人都知道,社会动荡时,法律形同虚设,权大于法,或者说拳头大于法律。真正能做到强者对普通民众秋毫无犯的几乎不存在。如东汉末年,曹操为结束北方战乱各地征讨,屠城并不少见,乱世就是如此。
能说他不对吗?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就要使用不同手段,乱世更是如此。东汉末年、东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每一次乱世,必须强人出现,用非常手段才能结束混乱,社会由乱而治。
乱世没有法律,或者说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人能保证今天的这个政权能延续到明天,今天的法律条文能适用明天。在乱世,人治强于法治,对贪污腐败大多睁只眼闭只眼,有些政权甚至支持抢掠普通人。
乱世可以讲法,但不要指望法律真能帮上忙。混乱、失序、腐败都是乱世的一种表现,不管愿不愿意,乱世中的人都必须接受那是现实。乱世之中,所有人都朝不保夕,很难完善法律,这也是人治大于法治的重要原因。
一旦权大于法,制度就成为虚设。对贪腐的处理往往取决于手握权力的人。人情世故、关系亲疏、利益大小都成为考虑的因素,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就成奢望,对腐败的处理成为彼此关系的调和剂与缓冲带。
和平时期的权大于法,是对秩序的彻底摧毁。因为权大于法,是否腐败,就不是制度判断,变成执法者的判断。执法者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他认为不是贪腐,制度就定不了是贪腐。黑的变成白的,社会黑白颠倒。
越是和平时期,越需要秩序井然。乱世颠沛流离,和平才能发展。一旦人治大于法权,秩序就会被破坏,公平正义也荡然无存,社会回到弱肉强食、关系亲疏主导的社会。没有公平的社会,普通人得不到保障。
人治社会,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弱肉强食丛林社会。弱者任由强者宰割,强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没有制度约束,靠强者自觉,靠掌权者善心正义,就避免不了人性的偏私,避免不了强者根据喜好做决定。
没有制度约束,就一定会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掌握权力的人,面对金钱、美色,以及权力互换等利益时,他们是坚持不了原则的。为什么每任官员发展的重点都会不同,因为他们的政绩考核不同,利益链不同。
为什么在查处贪污腐败时,总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呢?因为每个官员用人都喜欢用自己人,这既有便于他们工作的原因,更有便于他们做一些隐秘的事情。只要是人治,就避免不了用自己人,避免不了利益瓜葛。
不是人治没有约束,而是人治的约束力太弱,受关系、利益等影响太大。有人说情放一马,有人卖惨放一马,有人送礼放一马,结果做错事都没有责任,无辜者被牵连。被利益腐蚀的官员,贪腐的胃口也越大。
人就是这样,贪得无厌。只要没有强力约束,就会得寸进尺。今天收一包烟,明天收一箱酒,后天收一沓钱。贪腐都是从小到大,开始是试水会不会发现,然后胃口越来越大,到最后是明知是死路还往前冲。
比如某个官员,知道领导喜欢打网球,他就以全民的需求大肆建设室内场馆。其中有没有贪腐,但浪费公款少不了。新任领导来了,喜欢打篮球,该官员把网球场拆了建篮球场。看似没贪腐,实际是换汤不换药浪费。
只要是人治,就一定有很多官员会为自己的利益违规操作。人性本就自私,道德只是在法律约束下的自律行为。没有了法律约束,道德就会崩塌。即便是号称道德楷模的孔子,掌握了权力后就诛杀异己的少正卯。
不要相信人治能改变社会,任何社会的有序都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才有的。规则制度的约束,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法律是构建秩序的土壤,法权强大,才能让人治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贪腐才会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