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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9)



一 别让“舆情过敏症”成为民生绊脚石

一些本来正常的事,让群众越来越看不懂了。《人民日报》7月27日刊文《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其中提到,近日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西瓜滞销,通过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此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不料,有的村里的工作人员得知后,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此事迅即引发热议。
事情或许极端,但又似曾相识。仅在今年,就有某地村民在网上反映当地路灯损坏,干部上门威胁删视频;游客在景区外拍视频喊“门口要钱,一人100元”,被景区投诉侵权;网友反映演唱会现场座椅脏,被当地文旅部门官方账号拉黑。
一些常态的民生求助、民情反馈,被处置者当作负面舆情加以应对,认知落差形成的鸿沟,正在撕裂基层治理生态。如此对舆情过敏,暴露出基层治理的深层病灶,值得警惕,不能让“舆情过敏症”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绊脚石。
民情不等同于舆情
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群众表达诉求、传递民意最直接最便捷的渠道。但在患“舆情过敏症”的人眼中,群众的求助是抹黑,百姓的吐槽是挑刺,公众的监督是添乱,硬生生将朴素的民生诉求、正常的民意表达,异化为需要紧急扑灭的负面舆情。
民情不等同于舆情。群众主动发声,或求助或曝光或建议,不是刻意揭短抹黑,而是对解决问题抱有期待。本质上,这是一份对基层治理的信任。
瓜农因滞销求助,是希望广为告之打开销路,如果政府搭台纾困、助力增收当然更好;村民曝光路灯损坏,是期盼完善设施、保障出行安全;观众反映演唱会座位脏污,是希望有值回票价的消费体验。这些声音,首先是真实、鲜活的民生信号,是查漏补缺、改进民生的治理线索。怎么就成了需要“处置”的舆情?
错把所有的民情当舆情,是基层治理最大的认知差。“舆情过敏症”热衷于灭火思维,疏于解忧纾困,并用实际行动作出价值排序。声音可以被暂时压制,但民生难题不会自行消解。若习惯用遮丑代替整改,只会让小矛盾酿成大纠纷。表面上,管住了群众声音、压制了舆论热度,实则堵塞了民意、冷却了人心,最终透支的是政府公信力,动摇的是基层治理的群众根基。
究竟在怕什么?

当资讯传播进入热搜时代,舆情也会被集中“示众”,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爆发。舆情生态的变化,必然映射到舆情应对中。过好“互联网这一关”,非常重要的就是过好舆情关。对舆情麻木固然是失能失语,对舆情过敏也是过犹不及。
应对舆情,各地都有成熟的数字治理平台,但技术成熟不等于人有“治慧”。一些地方将“零舆情”作为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制定脱离实际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即是舆情过敏和舆情恐惧的体现。
体系运转,行为驱动的核心要素是评价体系。火石落脚,自然会唯恐避之不及。一些身负职责、身背考评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对舆情草木皆兵,无外乎有“三怕”。
一怕“丢丑”,忌惮问题被公开曝光。在部分治理单元及干部的认知里,笃信“家丑不可外扬”,将群众曝光的民生短板、治理漏洞视作工作污点,认为会影响形象口碑。首先想到的不是正视短板、主动整改,而是压制发声、掩盖问题。
二怕“追责”,担忧被上级严肃问责。面对群众反映、媒体报道,第一反应不是“我能帮什么”,而是“会不会影响考核”“会不会被上级问责”。相比于解决民生难题的耗时费力,把群众吐槽控制在最小范围,就成了逃避追责的最小成本。
三怕“丢官”,害怕影响仕途发展。有的干部秉持扭曲的官本位思想,把个人仕途、职位升迁看得过重,以不出事、保位子为己任。面对舆情,应激反应是紧急控评、删帖压事,千方百计消除舆论影响,处心积虑守护个人利益。
舆情“三怕”,遵从的是避险原则,凸显的是精致利己。政绩观的偏差,个人利益的盘算,让治理天平失衡、治理生态异化。“舆情过敏症”,于个体是以私心替公心、以避责代替履职的治理短视;于治理生态,换不来治理净土,追求一时的舆论清净,牺牲了长久的治理实效,反倒可能演变成顽疾。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不能悟透这一点,就不能真正通过舆情关。舆情处置本质上是“道”而非“术”。这个道,就是正确的政绩观。舆情从来不是要灭的“火”,而是需要用心用情服务民情、赢得民心的“活水”。
“脱敏”是一场大考
网络是民情民意的汇聚地,是基层治理的大考场。群众通过网络或媒体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建议,早已成为社会常态。唯有直面问题、化解矛盾,才能铲除舆情生成的土壤。破除舆情过敏,正视社情民意,回应群众呼声,化解民生矛盾,须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
认知上提高舆情“耐受力”。网络舆情是网络“伴生矿”,人声鼎沸是治理常态,万马齐喑才是治理危机。各级治理单元要提升舆情包容度,接得住吐槽、经得起批评,是治理能力自信的表现。摒弃“捂嘴”“遮丑”的治理惯性,把线上线下的吐槽与诉求,当作优化治理的宝贵线索。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回应社会关切,促进治理提升。
考评机制上遵从“事本位”。哪些情形纳入舆情治理考核?一个核心标准是坚持“事本位”而非“舆情本位”。甄别群众反映事项的性质,而不是以反映方式来区分合理诉求与逼宫渔利。舆情“三怕”、政绩观偏差之外,也有考核机制的倒逼,源头上的舆情洁癖会催生干部的控舆自保,化解舆论而非化解事情,必然堆积形成民生问题“堰塞湖”。
能力建设上锤炼精细化治理本领。不少舆情的根源,来自长期积压的民生问题和治理漏洞。矛盾化解宜从早从小,问题处置要从快从易。对于急事立行立办,对于难事多部门联办,统筹多方资源,细化解决措施。
舆情观,是政绩观的直接投射。破除“舆情过敏症”,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唯有以民生解忧为导向,以机制创新为保障,以技术赋能为支撑,才能在利益多元复杂的治理浪潮中站稳根基,让基层治理既有制度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温度”。
解民生难题,填治理鸿沟。不能再让视瓜农求助为负面舆情的荒诞,给群众闹心添堵了。
二 人心一旦有了猜忌,信任就会消失
信任心理学中,猜忌会侵蚀信任,因为它触发认知偏差,使人过度解读对方的中性行为。猜忌源于不安全感,所以在面对对方的行为时,总会带有不信任感,认为对方带有欺骗或特点的目的,从而产生抗拒。
猜忌就像信任的“慢性毒药”,它往往不需要确凿证据,仅靠内心的不安就能自我发酵,把中性的行为曲解成“证据”,甚至让一句普通的问候都显得别有用心。这种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上通常被称为“确认偏误”。
一旦怀疑的种子种下,人便会无意识地筛选信息,只关注能佐证猜忌的细节,而忽略所有有利的信息或合理化所有反面的信号。结果就是,信任的根基一点点被蛀空直至荡然无存,而修复起来比建立时难得多。
猜忌本身并不是关系的终点,而是未被言说的恐惧的投射。猜忌本身是怀疑、担忧与不安全感,让原本信任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一旦证实了猜忌的是真实的,那关系就会彻底破碎,信任也会随之彻底崩塌。
比如,结婚很久且没有激情的伴侣,当一个人怀疑伴侣晚归是去约会他人,是有对自己不忠的行为,导致这种猜忌的深层原因则可能是自己过去的创伤、当下的不安全感,或者双方长期缺乏坦诚沟通所致。
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在婚姻研究中发现,67%的信任危机源于“未表达的需求”,而不是实际背叛。人们常把猜忌当作“自我保护”,但其实它更像一堵墙,既挡住了可能的伤害,也挡住了修复的机会。
很多中年人面对家庭生活压力,不得不起早贪黑,全身心投入工作中,难免忽略家人的感受,特别是与伴侣很熟悉,缺少了激情。在伴侣看来,早出晚归,与自己缺乏沟通,有“外人”的猜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信任的消失往往路上瞬间的“断裂”,而是渐进式瓦解。一个需要解释,一个不去解释,误会越来越深,猜忌越来越重,最终在不可协调下走向崩溃。人心一旦有了猜忌,就很难用平常心去理解和判断对方的行为。
戴着有色眼镜看对方,自然会觉得越来越别扭,信任越来越低。就像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的:“怀疑是痛苦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任何关系,一旦种下了怀疑与猜忌的种子,想要回到过去就几乎不可能了。
反过来说,在猜忌和怀疑还没产生时,如果双方愿意主动打破沉默,比如用“我感到不安,是因为……”代替“你肯定有事瞒我”,双方进行坦诚、友好的沟通,信任仍有重建的可能。当然,这需要时间与诚意。
猜忌与怀疑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在某些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后才有的。面对不能理解或不愿意接受的事,不能选择默默承受,而是坦诚沟通,否则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受下,猜忌和怀疑就必然产生。
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难以修复。所以在出现怀疑和猜忌的时候,就必须开诚布公地沟通,这样才能让信任不被打破。告诉对方你猜忌的事件是什么,给对方澄清的机会,事情说开了,误会解除了,信任就回来了。
猜忌背后藏着的,往往是对“被伤害”的恐惧,承认这种脆弱,反而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因为“被伤害”过,所以害怕被再次伤害。只要有点风吹草动或与自己预计不一样,就会产生猜忌,怀疑对方别有目的。
被伤害过的人往往是脆弱的,他们往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担心再次被伤害,本质上是对自己的不够信任,觉得自己没有想象中好,对方会有更多选择,或者对方是三心二意的人,自己不是唯一选择。
信任在于多一些了解,彼此了解更多,信任也更深。如果本就是泛泛之交或者因利相交,基础不够牢固,再加上一些异于往常的行为或情感出现,猜忌与怀疑自然就出现了,关系便在猜忌与怀疑中走向溃散。
猜忌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所有的怀疑都是有原因的。不管是自己内心脆弱,还是对方行为或情感异常,猜忌都解决不了问题,坦诚沟通才能让事实完整呈现,并解决问题。猜忌,是信任的大忌,是关系破碎的元凶。
三 高铁喧哗被劝阻后叫嚣全家体制内,真正该警惕什么?

“女子高铁喧哗被劝阻后叫嚣全家体制内”一事迎来官方通报。据新京报报道,7月29日,辽宁北票市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视频中涉事女子(洪某,23岁)为朝阳北票市某乡镇居民,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均无公职人员身份和任职经历,相关言论系本人捏造,与事实不符。公安部门已对其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据媒体此前报道,近日一女子乘坐高铁大声讲话,被其他乘客提醒后叫嚣自己全家在体制内工作,在辽宁朝阳是“地头蛇”。
在高铁上喧哗被劝阻,非但不收敛还自鸣得意搬出“全家体制内”“地头蛇”等说辞压人。这一幕,实在是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的错愕感。到底是当事人“不上网”,还是沉溺于某种权力幻象中无法自拔,抑或是纯粹出于虚荣心和表演型人格的冲动,恐怕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了。
很显然,无论是怎样的原因,这样的“闹腾”都无异于哗众取宠,不仅舆论不会买账,更可能涉嫌违法。目前来看,当事人因此几乎沦为全网的笑柄,并被警方批评教育,也算是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代价。但这种叫嚣暴露出的某种心态,还是很值得琢磨。
一方面,类似动辄搬出“身份”来试图平事、压人的作派,之所以总能引爆舆论,就在于它精准地触动了社会对于以权“唬人”、装腔作势和权力本位等行为的普遍反感;另一方面,从相关报道来看,在告别“身份社会”的今天,权力崇拜和身份迷信的幽灵并未彻底消失,总还是有人会不自觉地、或暗或明地表露出来,以为凭借某种“特殊身份”——哪怕它是“捏造”的,就能有超脱于规则之上的“特权”。
这个案例也再次说明,虚张声势解决不了问题,“特殊身份”也不会息事宁人,反而可能让争议在网络传播中进一步被放大。法治社会认的是规则而不是身份,依法依规、坦诚担当才是平息争议的唯一正途。
更进一步看,这类看似“啼笑皆非”的闹剧,虽然很可能只是源于个人的无知与虚荣,却又很难说真的能够与某些社会心态完全割裂开来。近些年来,“体制内”所承载的某种吸引力和光环在某些层面得以强化,难免有人将“体制内”等同于高人一等的标签,甚至是可以绕开规则、享有特权的“护身符”。
所以,个体一时的失态没那么可怕,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在舆论一边倒公开批评嘲笑这种行为的同时,沉默声中是否有一些真实的行为在与这样的粗鄙叫嚣形成一种“合流”?对于这样的潜意识和心态,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四 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尊严还给人民
作家埃米尔·左拉说:“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了国家尊严,国家唯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
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民,而人民是国家繁荣和长治久安的关键。国家应提供公正法治环境和平等社会机会,确保人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保护每一位合法公民的个人利益。
所谓“国家”,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由公民、领土、主权和有效的政府组成。
国家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公民尊严的守护者,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政府是要代表国家来实现这个意义。
所以,政府的使命应当以人民的利益为导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是要确保每个公民个人尊严不受侵犯。
国家的尊严与公民的尊严并不相悖,相反,只有公民的尊严得以普遍保护、受到普遍尊重,人民自然会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尊严的义务,并主动与损害国家尊严的言行进行斗争。
所以,有学者就说,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他说,“政府应当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有重大的责任,政府对人民的幸福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就是实现善治。”
幸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便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是政府的责任,任何政府都不许逃避这个责任。
全球正义论倡导者托马斯·博格说,“在一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这是不可让渡的,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尊严是脆弱的,需要社会的保护。”
作为天然拥有的内在价值,人格尊严超越其他所有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性质。它表明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实现其他任何目的的手段。如果把人当作纯粹的工具使用,或把人当作被利用手段,本质上就是剥夺人的内在价值,侵犯人的尊严。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个人尊严不受侵犯呢?罗素说,“人们的幸福与社会制度和个人心理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改造社会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要改造成一个怎样的社会呢?那就是基于“尊重个人权利”的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善治社会应该在最基本的权利上尊重每个公民的起点平等机会,提供一个能让底层人向上流动的公平通道,同时把结果平等的要求也限制在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上。
所以,尊严若不是建立在权利本位上,则它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没有权利的保障,不可能有现实的人格尊严,最多只剩下依靠自己的抗争来维护的人格自尊。
那么,怎样才能改造出一个“公平正义”社会呢?那就是建立并完善正义的法制,只有在正义法治条件下,每个人的尊严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维护和保证。
亚当·斯密认为,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获得他应得的东西。让正义之人得到应得的尊严,让不义之人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是最基本的正义。其中的关键词是“应得的”,如果惩罚过重,那就背离了正义的原则。如果让没有什么过错的人遭受惩罚,那就毫无正义可言了。
公平、公正是正义最基本的内涵。而良善的法律则是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最有力武器。法律,归根到底是人的法律。它存在的目的,不是建立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而是让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有力的保障。真正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真正的自由,是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
西塞罗说:“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法”。法律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人格和尊严,维护社会的正义。而良善的法律,是让一切权力在规则下运行,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而且这个笼子必须科学有效,防止“牛栏关猫”“纸笼禁虎”,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方面,虽然健全的法律很重要,但解释法律的方式却更重要。埃德蒙·柏克认为,法律的基础只有两个,那就是“公平”和“实用”。要保障社会的正义,维护人民的尊严,仅有死板的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比法律本身更重要。
公正的法律条文,应当有明确的对象和范围,尽量避免在实际操作中产生过多的解释,“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越公正的法律”。如果一条罪名包含的范围过于宽泛和模糊,那么它就会成为“口袋罪”,“口袋罪”的最大特点是法条的文字表述上包含诸多异质的、不同类型的行为,因而形成了类推解释的契机,导致对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或者构成其他犯罪的行为也误用“口袋罪”的规定。
“口袋罪”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司法实践的滥用,任何事、任何人都可能被装进去,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格尊严也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首先得有正义的善法,正义的善法出自正义的政府。
五 电梯失控下坠30余层,比器件老化更可怕的是安全责任失效
据掌上春城报道,昆明海伦国际小区郎女士反映,7月27日晚,17岁的儿子乘电梯回家时,电梯突然从31楼下坠至负二楼,所幸最终停住,孩子惊魂未定冲了出去。据称,这已是郎女士及家人第三次遭遇电梯下坠。2024年她本人从28楼掉到10楼,2025年小儿子也从二十多楼掉到十多楼。

同一户居民,接连上演高空惊魂。所幸,郎女士一家每次都有惊无险,人没事。这已不是简单的运气好或不好,而是对电梯安全底线的一次次惊险试探。对当事人而言,是切切实实能够感受到生命威胁的可怕经历。事实上,这种“吓一跳但没出事”的电梯事件并不少见。带病运行的电梯,间歇性地发作,难免让人想起“狼来了”的故事。
只要人没出事,就不是事。大量电梯险情,都沿着相似轨迹循环:故障发生、短暂检修、恢复运行,只要没有出现伤亡,潜藏的安全隐患原地保留,直至下一次险情来临。
此次事件中最刺眼的细节,莫过于维保记录与事故发生的时间差。记录显示,电梯在7月20日刚刚进行过维保,7月27日便发生了从31楼直坠负二楼的故障。相隔仅7天,维保疗效何在?
电梯公司回应称,初步判断原因为电梯平层感应器件老化失效,造成楼层位置信号传输异常,电梯自动触发安全保护程序返回一楼。平层感应器件老化失效问题,何以未能识别和处置?纸面记录一应俱全,维保究竟是实打实排查隐患,还是走过场式的“纸上维保”?整齐的维保记录,不能成为履职到位的挡箭牌;合格的年检标签,不能充当电梯带病运行的护身符。
面对事故频发质疑,物业经理一句“我才来一年多,之前的事情没有接到过”,试图将责任轻轻推开。这种逻辑在安全管理领域极其危险且不负责任。物业公司作为电梯使用管理责任主体,不因管理人员更替而免除安全管理义务。物业受托承担日常管理,应当建立完整安全技术档案,持续跟踪隐患整改。人员更替是内部管理问题,不能用来割裂安全责任。对历史隐患的选择性失明,是严重的失职。
针对业主更换电梯的诉求,物业经理表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使用年限15年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而这部电梯目前使用年限在11年左右。但电梯使用年限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并非绝对红线。该更换的则必须更换,无需更换的也应给出专业理由,而不是简单依据所谓的年限。
高层住宅电梯,是居民每日必经的垂直通道,特种设备安全容不得半点敷衍。每一次有惊无险的下坠,都是一次严厉的预警,却最容易滋生“不出事就没事”的侥幸惯性。没有人员伤亡,问题便不被真正重视;非得酿成伤亡惨剧,才来紧急复盘全面追责,安全治理岂能靠运气兜底?倘若对反复出现的险情视而不见,虚惊一场终有概率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电梯隐患治理,必须赶在事故之前。相比平层感应器件老化失效,更可怕的是安全责任“老化失效”。
六 近1.5万元机票退票费全额退还,个案胜利能否倒逼规则透明?

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引发关注。据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仅退回432元,相当于退票费达14785元。事件经媒体曝光后,7月28日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两笔退款,15217元票款全额到账。
从稀里糊涂被扣费,到稀里糊涂获退费,林先生看似维权成功的结局,恰恰暴露了对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的漠视。解决天价退票费不该总靠“闹大”来解决,林先生“希望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胜利”的呼吁,指向的正是行业痛点。而依赖舆论倒逼的个案救济,要推动机票退改规则更透明,或许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央视财经记者曾在相关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这类机票退改问题的根源,在于航司和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将风险过度转嫁给消费者。据澎湃新闻报道,林先生称他是平台黑钻会员,他所购买的这张机票展示在App页面显眼的顶部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同页面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比他这张贵400元。
几毫秒内就能比对成百上千种价格的算法,偏偏无法将“多花400元可避免近1.5万元损失”的关键风险转化为普通人能看懂的提示。可以把复杂产品包装成简单按钮,却把精密复杂的扣费规则留给付款后的消费者独自面对,这种选择性信息提醒已涉嫌变相误导。
据澎湃新闻报道,面对质疑,平台以“退改费用由中国国际航空制定,平台只是执行”为由切割责任,国航客服则称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进行确认。双方盈利时各享收益,担责却相互甩锅置身事外,这显然有失公允。平台曾提出把用户30万积分折现3000元作为补偿,但这仍不过是用消费者自身权益弥补服务疏漏。如此将行业规则漏洞代价过度转嫁给消费者的做法,毫无责任担当可言。
早在2018年,民航局就明确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同时要求OTA平台、销售代理企业不得擅自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严禁在退改签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费用。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强制性法律约束,该政策在执行中大打折扣,航司依旧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万元机票仅退数百元”的荒诞事件上演。
要彻底治理天价退票费乱象,必须打破规则霸权。首先是强制信息公开透明,监管部门应要求平台在付款前以醒目字号、弹窗确认等方式展示退票可能产生的最大损失金额,杜绝关键信息“隐身”。对于扣费标准,有关部门更应主动介入,督促航司和平台严格落实退改签“阶梯费率”,设置扣费比例天花板,让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相匹配。
一张机票承载着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靠“算计”用户谋利或许能赚取一时之财,却永远无法赢得尊重。唯有让规则透明化、权责清晰化、监管常态化,把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才能打破行业潜规则,守住消费者权益底线,让航空票务市场回归公平有序。
七 看见菲尔兹奖背后的纯粹与热爱

连日来,中国籍数学家王虹、邓煜双双获菲尔兹奖一事,引发社会热烈的讨论。在主流声音之外,也掺杂不少杂音、噪音,有的声音偏离了主题,甚至有带偏节奏的冲动。杂音和噪音甚嚣尘上,就会遮蔽问题的本相,困扰公众认知,解构一个新闻事件本身具备的正向价值。在舆论场上,类似的现象绝不是孤例。
其实,由新闻热点引燃的舆论,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舆论是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表征,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舆论表情。
这次王虹、邓煜获奖,其新闻价值绝对是顶流的,虽然菲尔兹奖的专业性拒绝大多数人于殿门之外,但丝毫不影响舆论场的众声喧哗。围观者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中加戏,也掺杂了自己的情绪和立场,至于真相为何,似乎并不紧要了。
如果舆论事件所蕴含的情绪和价值偏向于消极或负面,舆论对社会就会产生反噬效应,不利于社会环境的良性发育。因此,需要媒体的积极作为,持有一双慧眼,将舆论导入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社会心态健康发育、社会情绪正常表达的方向上来。
媒体的舆论引导,一要:发掘尚未被公众目光看到的新闻事实,打开新闻的新视野、新角度,有新发现;二要:表达能引导公众意见、情绪和价值的观点、判断,面对热点、焦点事件,有立场,有主见。
除了这两天刷屏的那篇《王的猜想》,笔者还注意到,7月28日,有媒体刊发对柳智宇的独家专访,为王虹、邓煜获奖事件 “补台”,将这一新闻事件从跑偏的节奏中拨正过来。这是主流媒体应有的姿态和作为。
20年前,柳智宇、邓煜在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摘得金牌,彼时两人都是中国数学界最耀眼的少年天才;20年后,邓煜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柳智宇则从北大数学系毕业后,历经出家、还俗,如今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20年间,两位数学天才人生路径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其中柳智宇的人生剧情跨度极大。若以世俗眼光察之,柳智宇的心理落差应该很大,但柳智宇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坦言,自己也会羡慕,但“羡慕的不是那个奖,而是他们能够在一件事情上保持20年的纯粹”。
从这次专访中,不仅让人们获知新的信息增量,还让人们领悟数学和菲尔兹奖的要义:纯粹与热爱。
柳智宇对数学的领悟极其到位。柳智宇认为,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热爱是最重要的。“王虹和邓煜都是内心有热爱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活出的样子。” 众人关注的是极具稀缺性的菲尔兹奖,但柳智宇看到的是奖项以外的东西:热爱和专注。
柳智宇还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数学科学必然会崛起。他们获得菲尔兹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夺目的浪花。”这见识和格局,远远超出奖项本身了,远在众人之上。
在柳智宇看来,数学背后是清晰的逻辑和条理,反过来也可以借助数学学习帮助人养成流程思维、洞察力与推理能力,而这些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心灵品质。数学训练的是人与规律打交道的能力,培养独立思考、洞察本质的逻辑思维,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底蕴”。他对数学的本质和真谛理解,恰恰是这场关于中国数学家获得双菲奖舆论讨论中所稀缺的。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固定的剧本,重要的是跟随自己心中的热爱。”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无须求解“三维挂谷猜想”“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但数学难题之外的人生难题,人人都无法逃避。每人选择的人生道路可以不同,但殊途背后的道与理往往是相通的。
作为曾经的数学天才、今天的心理咨询师,柳智宇对数学和人生的理解是有启示性的。作为新闻事件的“配角”,柳智宇的戏份虽小,但其意义是不可或缺的。
八 “唐朝不存在”?伪史论的歪风一定要刹住

近日,网上出现了不少“唐朝根本不存在”的言论,让人大跌眼镜。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接触类似内容后,已经出现了历史认知混乱。

不少评论将此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这一判断是对的,但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来判断历史是真是假?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伪史论”,社会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认知能力?答案或许只有两个字:理性。
历史研究从来不是信仰,也不是立场,而是一门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学问。无论肯定一个历史事实,还是否定一个历史事实,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标准——证据。
唐朝是否存在,并不是因为《旧唐书》《新唐书》这样写了,而是因为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证据体系:文献记载、墓葬遗址、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书,以及来自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不同文明留下的大量域外记载,彼此能够相互印证。尽管任何一项证据都可能存在局限,但当众多来源相互独立、相互支持时,其可信度便不断提高。
科学哲学告诉我们,人类几乎无法获得绝对意义上的“百分之百证明”。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真正依赖的,不是绝对确定性,而是不断提高的概率确信(或然率)。一个命题拥有越丰富、越独立、越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它成立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也是现代科学和历史学共同遵循的一种基本原则。
在认识论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原则——奥卡姆剃刀原则。当两种解释都能够说明现象时,应优先接受假设更少、能够解释更多证据的方案,而不是不断增加新的假设去解释各种矛盾。
例如,要否认唐朝存在,就必须假定数千卷史籍被系统伪造,全国大量遗址、墓葬、碑刻均属后人制造,来自日本、阿拉伯、波斯等不同文明的历史记录也参与了同一场跨越千年的骗局才行。这种解释所需要成立的假设,数量远远超过承认唐朝真实存在所需要成立的假设,因此前者远不如后者具有解释力和可信度。
事实上,近年来中文互联网流行的一些“伪史论”,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历史。几年前,网络上曾广泛流传所谓“古希腊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不存在”“西方文明都是近代伪造”的各种说法。如今,又有人开始否认唐朝。
乍看之下,这两类观点立场完全相反:一种似乎是在否定西方文明,另一种似乎是在否定中国历史。但如果深入分析,它们其实遵循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非理性。
它们共同的特点,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是先预设结论,再不断挑选碎片化材料去支持自己的结论。凡是不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就一概解释为造假、阴谋或者集体欺骗。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封闭叙事,而不是鼓励开放讨论的学术研究。
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会停留在某一种立场上,而是不断游移变化。今天,它可以用来否定古希腊;明天,它同样可以用来否定唐朝;后天,它甚至可以否定任何历史事件、任何科学发现、任何公共事实。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质疑权威,这本身是一种文明进步。历史学也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新的考古发现、新的文献材料,确实可能修正既有认识。但是,独立思考和勇于质疑不是胡乱猜测,而是能够依据证据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如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只服膺于一个更好的论证”。
因此,我们反对“伪史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某一种具体观点(或否认唐朝,或否认古希腊),而是其背后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
今天,部分平台的算法正不断放大极端观点、情绪表达和猎奇叙事,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一种基本的公共理性。只有当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才会真正失去生长的土壤。
九 “唐朝不存在”,这股妖风从何而来?

最近,“唐朝不存在”突然成了一个舆论热点。据羊城晚报报道,近日,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伪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电话骚扰,对方的核心诉求,竟是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
这简直让人惊掉下巴,原本以为只是荒诞不经的玩笑,没想到真的有人信,还真的有人要“付诸行动”,甚至要拆除文物古迹,闹到文旅部门不得不出面回应的地步。
与此同时,有家长反馈,青少年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接触同类言论后,出现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既然如此,看来这股妖风真的有必要一辨了。
要相信常识
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所谓“唐朝不存在”论者,他们找出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主要包括一些古籍中唐朝作者的名字标记着“宋”,或其他字样,由此认为这些作者并不是唐朝人,唐朝人也并不存在,都是“篡改”的。
然而,这种东西实在是不值一提。有些网民缺乏古籍常识,看到唐朝的诗文集在其他朝代刊刻,就把刊刻时间的标记误解为是作者年代;有的流传网图则根本是修图软件改的,被网民一眼拆穿;还有些图片上受质疑的年代标记,则可能属于刊刻错误。
仅凭这些捕风捉影就断定“唐朝不存在”,这简直太荒唐了。因为唐朝的存在,载于典籍、见诸文物,这完全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旧唐书》《新唐书》卷帙俱在,大明宫遗址、昭陵、乾陵就矗立在那里,出土的墓志、碑刻、钱币不计其数,甚至不久前还发现狄仁杰的存世书法真迹《袁承嘉墓志》。恢宏的唐朝,人们到现在其实还没穷尽其堂奥,还在不断地带给人们惊喜。
而开放的唐朝,更是留下了太多的“间接证据”。比如日本的遣唐使,就留下了诸如《入唐求法目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等记录,遣唐使还带回来了不少唐代珍品,至今保存。
如果说“唐代不存在”,是篡改的,这恐怕都不是一朝一代的事,得是一个“全球性工程”。
必须在浩如烟海、不可穷尽的所有典籍中,把每一处提及唐朝的文字都改得天衣无缝;必须伪造出散落各地的出土文物,并要精准地埋进不同年代的地层里;更必须协调日本、朝鲜、中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史料记载,让千年前互不相识的各国史官口径一致地“配合演出”。
而这,符合常识吗?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文史知识并不专业,未必能看懂每一件文物的意涵,但也应当具备基本的常识,比如相信历史自有其严密的证据链条,相信一个绵延近三百年、疆域广阔的王朝被虚构的难度得有多么巨大。守住这份常识,才不至于被耸人听闻的内容牵着鼻子走。
流量逻辑催生的怪胎
那么为何“唐朝不存在”的奇谈怪论,在今天突然火了起来?这或许是流行多年的所谓“伪史论”出现了一个新变种。所谓“伪史论”,早年主要瞄准的是西方古文明:古希腊是伪造的、古埃及是虚构的、文艺复兴是编出来的……这类论调打着“质疑精神”的旗号,在网络上收割了大量流量。
只不过荒诞不经的伪史怪论,现在冲击到了唐朝,中华文明里光辉灿烂的一页,莫名其妙就这样躺枪了。
不可忽视的是,这背后也有流量逻辑的推动。很多人或许想的是,既然否定西方史有人看,那否定本国史岂不是更有冲击力、更能挑动神经?于是矛头一转,连唐朝也“不存在”了。
毕竟在注意力经济里,观点越惊悚越能博眼球,结论越颠覆越能涨粉变现,一句“唐朝不存在”的挑衅,可能超过许多篇严谨考据的传播量。这就是典型的网络“下钩子”。
而算法又天然偏爱争议——骂声也是互动,拆穿也是热度,造谣者稳赚不赔。至于历史真相、学术底线,在这套逻辑里根本不值一提。说到底,这不是什么“大胆质疑”“重大发现”,而是一门精心算计的流量生意。
这也是社交平台上同类言论大肆传播的重要原因。有利可图,便有人批量炮制。打开短视频平台,“颠覆认知”“史书不敢写”“课本骗了你”之类的标题俯拾皆是,一套话术、几张网图,换个朝代就能反复收割。
治理当发力
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正处于历史观形成的阶段,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长期浸泡在这类内容里,很容易把猎奇当学问、把谣言当真相。流量生意收割的是眼球,透支的却是下一代对历史的基本认知。
因此,对这类伪史内容,不能止于“一批了之”,治理必须跟上。平台理应扛起主体责任:对打着所谓“揭秘历史”旗号编造谣言、鼓励骚扰公共机构的账号,该限流的限流,该封禁的封禁。算法推荐也应有所校准,不能让越离谱越易被推送、越荒唐越有流量成为潜规则。
同时,监管部门则可将历史虚无主义类谣言纳入网络生态治理的重点,部署专项行动,重点筛查相关内容,对性质恶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账号和内容,依法依规处置,形成足够的震慑。
唯有让造谣者付出代价、让传谣者有所顾忌,才能斩断“伪史生意”的利益链条,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
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现在一些人的行为,可谓“自灭其史”。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却对本民族的脉络缺乏敬畏与珍视,将历史作为流量变现游戏的工具,实在是令人不齿。
不过也有可喜的现象,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也能看到相当多的网民自发下场辟谣,用翔实的证据和严谨的链条去打脸这种奇谈怪论。
某种程度上,这也促成了一场自发的历史科普:原本沉睡在博物馆展柜、专业论文里的历史文化知识,借着这场争论走进了大众视野,不少人由此第一次认真了解了史书、文献、墓志、碑刻等细节。
这也是好事,归根结底,民众历史素养的整体提高,才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最稳固的基础。
投诉机制不必“照单全收”
这件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是,如果只是网上“闹闹”,或许影响有限。但一些人利用投诉机制,试图通过骚扰、霸占行政资源的方式来表达奇葩诉求,这一现象也应该引起重视。
其实类似案例也有不少,比如此前也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的12345成了某些人的“许愿池”。机场凌晨航班影响睡眠,有人致电建议调整飞机航线;孩子高考成绩不佳情绪低落,有人希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家住6楼出行不便,有人希望政府收购房屋后置换较低楼层……
这也和“拆除文物”的逻辑差不多,把公共服务热线当成了包办一切的万能钥匙,把个人的异想天开当成了公共部门必须回应的“正当诉求”。
这类电话每占用一分钟,就意味着真正急需帮助的市民可能少一分钟的响应机会。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为民服务的诚意,不该被无理诉求消耗。
对此,相关部门不妨明确处置规则:对明显违背常识、于法无据的诉求,可以直接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对反复骚扰、影响正常工作秩序的,则可依法依规处理。
热线是为民服务的通道,不是荒诞诉求的舞台,划清这条界限,既是对工作人员的保护,也是对真正有需要的民众负责。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相关部门、行政资源对这类荒诞言论表达明确拒绝,也有利于舆论场的正本清源。
毕竟对一些人来说,能“惊动官方”本身就是流量素材、就是炫耀资本;而一旦相关部门不再接招,闹剧就失去了舞台,自然也就演不下去了。
最后,想引用唐朝“小学生”写的一首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这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纸质文书上,一位小孩子写下的稚嫩诗句,写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的一天。他和今天所有的小学生一样,被作业深深困扰着,恨不得早点儿放学。
这个诗句令人动容,正因为它太真实、太鲜活了——一千多年前那个盼着放学的孩子,隔着纸页仿佛就坐在我们身边。
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名词,而是一代代具体的人认真活过的痕迹,是无数古人的喜怒哀乐、笔墨心迹,穿越千年与我们心意相通。这样的唐朝,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十 “崩老头式”卖酒,坑了“老头”也毁了“老酒”

一句“叔叔,最近还好吗”,可能是关心,也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销售话术。近期,一种被称为“崩老头式”的卖酒乱象引发关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部分酒类经销商通过网络平台打造虚假情感场景,雇佣人员以所谓“年轻女性”(实多为男性冒充),通过嘘寒问暖、暧昧互动等方式,精准锁定中年男性群体,诱导其高价购买贴牌白酒。
这类披着“情感陪伴”外衣的营销模式,背后是惊人的利润空间。部分酒水成本仅二三十元,标价却高达698元至1999元,实际成交价在148元至822元之间,销售人员提成比例最高可达50%,有人单月收入达二三十万元。
表面上看,这是一套高标价、高提成的“商业操作”,但其根基,却建立在伪装成“丫头”的销售员对“大叔”的情感诱导与欺骗上。
此前记者暗访发现,这类销售链路已经高度程式化:先通过AI生成的“美女”短视频引流,锁定40岁以上、有一定经济基础且存在情感需求的中年男性;随后虚构“离异”“独自打拼”等苦情人设,以“丫头”“小老头”等亲密称呼拉近距离,制造情感假象,最终以“帮忙完成任务”“支持一下丫头”等话术,将低成本白酒高价兜售。
这套模式之所以屡试不爽,一方面在于它精准拿捏了目标群体对情感陪伴的渴望,利用他们的同情心与保护欲设局。受害者中,有人被骗数千元,更有80岁老人被反复纠缠购买100多箱酒。
另一方面,贴牌酒市场长期存在的价格不透明问题,也为暴利留出了空间。据报道,一瓶成本仅二三十元的茅台镇散酒,包装费用就可能达到八九十元,终端售价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元,利润不低。
从行业背景看,“崩老头式”卖酒乱象的出现,也与白酒行业此前产能无序扩张、渠道库存高企有关。面对市场周期变化和销售压力,部分企业不是选择提升品质、深耕品牌,而是试图通过营销包装短期套利。
只是,此类模式的代价并不止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它不仅直接坑害了广大中老年消费者的利益,也透支了白酒市场核心消费群体的信任,还可能损害贵州酱酒产区长期积累的品牌形象。
此前网上风靡一时的“卖茶女”骗局就是前车之鉴。部分商家通过虚构“卖茶女”的身份,将劣质假古树茶包装出售,坑惨了茶友,也坑害了茶农,扰乱了普洱茶市场的正常秩序。如今,“崩老头式”卖酒同样在消耗酱酒行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在灰色情感和虚假人设之上。白酒行业要实现良性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品质优化与诚信经营的初心。经营主体应当对市场规则怀有敬畏之心,而不是试图通过套路消费者获取短期利益。
监管部门也应主动作为,目前市场监管与公安部门已联合介入调查,这是必要的履职行动,但更需形成常态化监管,严查贴牌酒价格虚高、虚假宣传等问题,压缩灰色营销的生存空间。
线上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强化内容审核与账号管理责任,果断处置涉嫌虚构人设、诱导消费的账号,该下架的下架,该封禁的封禁。
不能总想着“崩”老头的钱,也不能让“老酒”的招牌被营销套路所毁。整治酒业乱象,既是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守护行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