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近日，兰德公司发布《未来中美AI安全与保障合作的应急框架》（Contingency Frameworks for Future U.S.-China Cooperation on AI Assurance and Security）报告。报告以务实的视角剖析中美AI竞争格局、现有国际机制的短板，并提出一套兼顾风险管控与战略弹性的合作路径。
中美AI主导地位与竞合基础
报告指出，中美关系是影响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两国汇聚了全球绝大多数AI研究人员，部署了近乎全部的高端算力，吸纳了全球大部分AI投资；两国企业推出的基础模型与主流AI系统深度渗透全球技术体系，形成世界对中美技术的广泛依赖。
这种双重主导地位，既让中美具备定义AI安全、可靠性与技术标准的能力，也使双方的政策选择直接影响全球AI发展方向。
不同于中国致力于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全球的发展目标。美国特朗普政府的AI战略核心是通过单边管制与盟友协作，确立美国AI技术的全球主导地位，推动全球AI体系从芯片到应用全面采用美国技术栈，服务于美国的价值取向与战略利益。
在此背景下，技术管控、出口限制、标准输出成为常态，中美AI竞争呈现技术封锁、规则博弈、生态对抗的多重特征。但即便竞争如此激烈，中美AI领域并未完全脱钩，学术合作、商业技术往来、非官方对话依然存在，构成未来合作的潜在基础。
报告提出“保留战略选择权”的观点。在当前地缘对立、互信薄弱的环境中，全面深入的双边AI合作并不现实。但提前规划合作框架、建立应急沟通机制，能够避免两国在技术竞赛中走向完全对抗，降低误判与风险外溢。这种“竞争不脱钩、对立不破裂”的思路，构成报告对中美AI关系的基本判断。
多边共识与规则短板
目前，中美共同参与了多项AI领域的多边政治宣言与决议，构成全球AI治理的基本框架。但这些机制约束力不足、操作性不强，难以应对快速演进的技术风险。报告重点梳理了三份关键文件：布莱奇利宣言、美国主导的联合国AI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决议草案、中国推动的联合国AI能力建设决议。
布莱奇利宣言聚焦前沿AI风险，旨在通过风险沟通增强公众信任；美国主导的决议强调以安全可靠的AI推动可持续发展，管控AI对人权与发展的风险；中国推动的决议侧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提升全球AI发展的均衡性。
三份文件均为非约束性政治宣示，共同确认AI发展应尊重人类尊严、推动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和平安全，这是中美在AI治理层面的基本共识。
但报告直言，现有多边机制存在明显局限：既无强制约束条款，也无针对高速AI研发的限制措施。文件仅呼吁对话与风险防控，实施依靠各国自愿。这意味着现有国际框架只能解决理念认同问题，无法应对真实的技术安全挑战。原则性共识与实操性规则之间的缺口，使中美探索双边沟通协作变得尤为必要。
合作前提：立足现实的八大基本判断
为避免理想化设计，报告结合中美战略利益、政治现实与技术生态，提出八项基本判断作为合作框架的出发点，确保方案具备现实可行性。
其一，中美及各国均将AI视为实现经济利益的关键工具，技术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其二，全球普遍认为AI领先者将获得不对称收益，“AI竞赛”的竞争心态广泛存在。
其三，私营部门掌握AI技术主导权，政府难以对研发与部署实施全面管控。
其四，各国对AI风险多采取被动应对，主动政策更侧重收益最大化而非前置性风险管控。
其五，中美战略互信基础相对薄弱，美方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中方则认为美国对自身发展存在遏制意图。
其六，两国国内政治环境均不支持签订强约束性双边条约，合作需从非约束性原则与技术协作层面起步。
其七，中美AI供应链高度交织，全球产业链难以实现完全脱钩。
其八，两国治理逻辑存在差异：中国侧重务实发展，美国则更注重市场收益与行业定向监管。
这八项判断剥离了AI治理的理想主义色彩，回归大国博弈的真实逻辑。报告强调，脱离现实利益、政治约束与技术规律的合作设计均难以落地，只有承认竞争、管控风险、保留沟通，才能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互动框架。
实施路径：五大行动方向搭建合作框架
在现实约束下，报告提出五大递进式行动方向，从风险认知、叙事转变、管控抓手、窄域合作到能力平衡，逐步建立信任、降低风险、形成规则，构成可逐步推进的应急合作框架。
第一，形成AI风险国际共同认知。报告认为，唯有通过可验证的风险展示，才能推动实质管控。具体路径包括建立由多国联合运营的国际AI测试场，在安全环境下对AI系统开展压力测试、对抗测试与边界场景验证，以独立数据凝聚风险共识；在重大AI安全事件发生后，推动联合技术调查，以事故教训为基础建立全球最低安全标准，涵盖事故上报、安全评估、高危训练约束等内容。
第二，转变AI治理的政治叙事。当前中美双方均从经济等视角看待AI，竞争已成为主流叙事。报告建议构建以科技合作、共同发展为核心的新叙事，开展全球协同观测、系统测试与数据共享，建立AI影响监测网络；搭建包容性全球AI联盟，吸纳多方主体参与，推动技术普惠与安全扩散，淡化零和博弈思维。
第三，确立有效且可执行的治理抓手。现有方案多以芯片与半导体设备为管控重点，但这类要素流动性强、迭代速度快，难以实现稳定管控。报告提出，设立专业化监管机构：参照FDA模式建立AI安全与效能管理局，负责AI系统上市前的安全评估；参照FAA模式建立联邦AI管理局，负责AI运营许可、实时监管、事故上报与风险处置，实现精细化安全管理。
第四，在细分领域开展合作。鉴于全面合作的条件尚不具备，可从低敏感、高共识领域切入，以小范围合作积累互信。报告建议优先推进三类合作：核安全领域，承诺不将AI应用于核指挥控制、不授权AI发起核打击；生物安全领域，禁止AI用于高危病原体设计，建立联合防护与预警机制；签署中美AI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立战略稳定、危机管控、避免误判的基本规则，明确不利用AI干扰关键基础设施、管控自主武器系统风险等底线。
第五，构建并维护能力平衡。全球AI能力分布不均是阻碍合作的重要因素。报告提出两条路径：一是推动“AI普惠”，由技术强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建立全球基本能力基准，共享技术红利；二是维持合理的能力差异，由少数领先国家共同管控核心技术扩散，类似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在能力分配与战略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保留选择权才是长期理性选择
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战略分量最重的议题，两国的选择均围绕国家利益、国内政治与战略认知展开。短期来看，中美开展全面AI合作的条件尚不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沟通与规划。
在全球AI技术快速迭代、大国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兰德报告提供了新的视角：完全对抗会放大安全风险、破坏全球产业链，而盲目合作也不符合现实战略利益。在竞争中保留合作通道、在博弈中预留沟通选项，才是中美双方共同的长期理性选择。
对全球AI治理而言，中美“斗而不破、竞中求合”，不仅关乎两国安全，更关系到AI能否朝着安全、稳定、普惠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技术竞赛滑向失控与危机。
参考来源｜RAND，互联网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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