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从粪便移植到AI药物发现:创立30+家公司,7家独角兽,如何把“被教错的科学”变成百亿估值?

ANGEL Guest

本期关键点

• David Berry，医学博士+博士，Averin Capital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创立30+家公司，7家估值超10亿美元

• 他的创业信条来自MIT导师Bob Langer："所有问题都一样难，为什么不去追最大的那个？"（All problems are equally hard, so why not go after the biggest ones?）

• Seres Therapeutics：全球首家微生物组疗法公司，从粪便移植研究中提炼核心细菌，首期临床治愈率97%，与雀巢达成20亿美元合作

• Valo Health：AI药物发现公司，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药物开发必须花10-15年、20亿美元？能否用人类数据替代动物实验？

• 企业家思维 vs 投资人思维：投资人是买期权，企业家是N=1——你无法回收的是时间，所以必须All In

• "Product-Investor Fit"：生物科技创业不仅要找产品市场匹配，还要找投资人匹配——大多数IPO发生在4-6亿美元估值区间

• BioLink：无针式连续血糖监测贴片，贴在手臂上，LED灯显示蓝色（正常）或黄色（异常），已获FDA批准

• Ozempic悖论：药效显著但月费550美元，保险不覆盖非必需用途，发型师由母亲代付——问题出在美国低效的支付体系，而非药企暴利

• 临床试验中的性别和种族偏见：直到1990年代FDA才要求纳入女性受试者，且措辞是"在可行的情况下"

• 他认为神经科学是下一个前沿，但更大的变革将发生在医疗体系架构层面——从药物递送到数据管理

编者按

David Berry在Flagship Pioneering做了18年合伙人，参与Moderna的早期开发，个人拥有200多项专利。2025年他自立门户，创立Averin Capital，专注于"技术驱动的健康变革"。

这期对话最动人的不是他创了多少家公司，而是他为什么选择创这些公司——9岁那年，最好的朋友死于脑癌。这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也塑造了他对"问题大小"的独特判断。

导语

Sarah Chen-Spellings的Billion Dollar Moves播客，这期请来了一位罕见的连续创业者+投资人——David Berry。他创立了30多家公司，其中7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覆盖微生物组疗法、AI药物发现、农业科技、长寿科技等多个领域。

对话从"真理与信念"的区别开始，穿过他创立Seres（微生物组）、Valo Health（AI制药）的具体案例，到Ozempic的伦理争议、女性健康研究的系统性偏见，最终落到他对医疗投资未来的判断。核心信息只有一个：好问题永远比容易的答案更有价值。

访谈正文

一、真理与信念：为什么"被教错的科学"反而是创业机会

Sarah：你提到"truth vs. belief"——在科学领域，真理和信念的区别是什么？

David：学术界的激励机制导致了"信念"被反复引用变成"真理"。一篇2000年的经典癌症论文被无数次引用，但很多后来被归因于它的观点，原文其实没说过。比如全世界幼儿园都在教"人只用了大脑的10%"——这来自1850年代德国科学家用钝器捅老鼠脑袋的实验，他们只观察到部分区域引发运动反应，就得出"人只用了部分大脑"的结论。但fMRI和PET扫描早就证明，人使用了100%的大脑。

Sarah：等等，我们现在确实使用了100%的大脑？

David：从进化角度看，大脑极其耗能，如果90%没在用，自然选择早就淘汰掉了。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所有部分的功能，但它们都在工作。

David：更大的例子是癌症。1970年代证明基因突变可以致癌，这没错，但后来被教成了"基因突变是癌症的唯一原因"。2010年MIT Whitehead研究所发现，仅靠表观遗传变化也能致癌。这意味着几十年来我们可能一直在错过另一类治疗方法。当你能在"真理"和"信念"之间找到裂缝，那里就有巨大的创业空间。

二、企业家 vs 投资人：N=1的赌注

Sarah：你跟典型投资人的思维有什么不同？大多数VC讲的是"撒网捕鱼、幂律分布"。

David：投资人可以同时打很多枪，每枪的信心不高——因为早期投资本质上是在买期权，成本接近于零，但上行空间巨大。但企业家不一样，企业家是N=1。你无法回收的是时间。所以企业家被激励去"不管怎样都要让它成功"。当你自己就是那个企业家时，你必须以那个标准要求自己。

Sarah：所以你不是在分散押注，而是在一个问题上All In？

David：没错。而且判断一个想法是否成熟的方法很简单：你能说服聪明人加入你吗？当你能招到人、让他们相信你的愿景跟你走的时候，说明想法真的成熟了。如果你很难说服别人加入，往往是因为想法还不够成熟，或者你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它。

三、Seres Therapeutics：从粪便移植到微生物组独角兽

David：2012年我创立了Seres，全球第一家做微生物组疗法的公司。当时"微生物组"还不是热词，益生菌还没铺天盖地。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在做的"粪便移植"——用健康人的粪便治疗艰难梭菌感染。听起来不性感，但数据证明它有效。

Sarah：他们试了很多种方式？

David：上下都试了，都有效。加热、冷却、装胶囊、插管——甚至混在麦片里。玉米片效果很好，米花不管用。但核心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提取出真正起作用的细菌子集，做成标准化药物？答案是可以。我们发现微生物组中有特定细菌是健康的"驱动者"，把它们分离出来装入胶囊，就能把疾病状态恢复为健康状态。这就是Seres的诞生。

David：一个关键决策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是人体内自然存在的细菌，不是全新化合物，所以我们向FDA申请了加速临床路径。FDA虽然以严格著称，但他们其实非常愿意和有深思熟虑方案的公司合作。我们创立几个月内就让首个产品进入了人体试验，A轮融资阶段就拿到了97%的临床治愈率。

四、Valo Health：为什么药物开发必须花10-15年？

David：后来我创立了Valo Health，做AI药物发现。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开发一个药要10-15年、花20亿美元？

Sarah：对，这不是行业常识吗？

David：常识不代表不可挑战。现有的流程是这样的：在小鼠身上发现靶点→细胞实验验证→再回到小鼠→然后狗、猪→5年后如果都成功了→最后才回到人体。问题是：老鼠、狗、猪都不是人，每一次跨越物种都会有信息损失。

David：我们的方案是：直接从人类获取高质量数据，用AI做设计-制造-测试-学习的快速循环。可以运行模拟临床试验，预测药物是否有效。把单个药物开发从"掷骰子"变成可预测的过程——因为传统药物开发的成功率只有10%，比掷硬币还差。我们不开发单一药物，而是把这个平台作为服务卖给其他药企。

Sarah：为什么这不是行业标配？

David：因为行业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演化的结果。大多数人接受"药物开发就是慢"这个前提。但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前提，就能看到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比如我们投了Halogen，他们开发了"超级协变量"技术，能降低晚期临床试验的方差，从而大幅缩短时间和成本——他们的目标不是开发一种药，而是做一个能服务整个行业的工具包。

五、Averin Capital：5万亿美元市场怎么投？

David：我在Flagship做了18年GP，2025年创立Averin Capital。我们的主题是"技术驱动的健康变革"。美国医疗是5万亿美元市场，占GDP的20%，正在经历巨变——AI、去中心化医疗、自动化、消费者主动关注健康（长寿经济）、政府政策变化。

Sarah：能举个投资案例吗？

David：BioLink——无针式连续血糖监测贴片。现在Dexcom和Abbott的CGM需要把一根细丝（基本就是针）扎进手臂后侧，1型糖尿病患者不得不做，但2型糖尿病患者和关注健康的人群不愿意。BioLink做的是贴在皮肤上的无针贴片，带LED灯——蓝色表示血糖正常，黄色表示偏高。甚至不用看手机。未来还可以测乳酸——所有关注Zone 2训练的人都想要这个。

David：另一个是Halogen，他们有一个针对帕金森病的三期就绪化合物，可能能在疾病早期就改变病程进展。如果帕金森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衰退"，能改变的不只是患者，还有他们整个家庭。

Sarah：单笔投资规模多大？

David：每家公司1000-2000万美元。我们覆盖从早期到后期的全生命周期，但核心是找到能和管理层深度合作的机会。我们团队有35个独角兽的经验，我们不只是给钱，而是在管理层看不到的地方提供视角。

六、Ozempic悖论：美国医疗的系统性困局

Sarah：我的发型师在用Ozempic，每月550美元，保险不覆盖，她妈妈替她付钱。这是美国医疗的现状吗？

David：Ozempic、Wegovy、Mounjaro这些药确实有效。对超重人群来说，它们能逆转脂肪肝、动脉脂肪堆积，从而降低肝病、心脏病、痴呆的风险。但消费端的"美容减重"使用把问题变复杂了——在什么程度应该允许使用药物？这触及了很棘手的伦理问题。

David：但更深层的问题是美国医疗的支付体系。这不是"药企贪婪"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极其低效的支付系统，层层叠加的复杂性导致了高药价。药企没有做好一件事：告诉公众他们到底做了多少好事。人们生病时很乐意去医院接受治疗，但保险公司的逻辑是"让患者有skin in the game"——会有人假装自己得了癌症来获取癌症治疗吗？不会。

Sarah：你怎么在有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投资？

David：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每个行业都有走捷径的人，你需要确保和那些有高道德标准、追求顶级科学、真正关心患者利益的人合作。然后在体系层面接受一个现实：这不可能覆盖所有人。真正让我兴奋的是那些既能想象下一代医疗、又有执行力让它变成现实、而且是以患者利益为导向的人。

七、女性健康与数据偏见：AI能改变什么？

Sarah：直到1990年代FDA才要求在临床试验中纳入女性，而且措辞是"在可行的情况下"。你怎么看？

David：不只是性别偏见，还有种族偏见。这些偏见存在的原因我不认为有正当性，它们必须被克服。女性不是"小号男性"——不同的遗传背景导致不同的生物学。除非你在试验中纳入了足够的多样性，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药物对谁有效、对谁无效。

David：但这里有个现实的张力：试验多样性越高，标准差越大，获批难度越大。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有人倾向于使用同质化的受试者群体。现在AI和新的统计方法正在改变这个局面——复杂的多样性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另外，所有数据本质上都是有偏见的——因为数据的收集本身就是一个采样过程。我们做的是：识别偏见在哪里，然后想办法克服它。

八、尾声：他最讨厌的词是"妥协"

Sarah：快问快答。作为企业家，你最被低估的隐藏特质是什么？

David：我妻子会说是"固执"，我更愿意叫它"坚持"。我认为任何想法在实现之前都是"不可能的"，你需要那种固执才能实现它。不只是公司濒死的时刻，还有那些"太难了，怎么办"的时刻。

Sarah：你最讨厌听到哪个词？

David："妥协"。如果你真的相信某条路是对的，为什么要退让？在创业公司里退让，往往意味着降低了公司的雄心。我犯过的最大错误都可以追溯到妥协。不过婚姻里不一样——在婚姻里，有时候"算了"是一个策略，不是一个妥协。

Sarah：对家族办公室的投资者，你会建议他们关注什么？

David：如果按疾病领域选，神经科学是下一个前沿。但我认为更大的变革会发生在医疗体系架构层面——从药物递送到数据管理，这些变革的规模远超大多数人的预期。找到好的合作伙伴，不管是其他家族办公室还是基金，一起做大影响。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dd4axLa1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