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最近经常使用AI的工具,每次都被AI的进展惊艳,这不由得让我思考,如果那些我们曾以为独属于人的能力:逻辑、创作,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思考”,都可以被硅基载体所执行,那么,剩下的那个无法被复制的“我”,究竟是什么?
我想起了不久前读到的一本书:《机器人的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这是认知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写的一本极具预见性的书。这本书揭开了人类第一层、也是最根本的生存困境:我们都是“机器人”,是被两个自私的主人:基因和模因,所操控的生存机器。基因驱动我们求生存、求繁衍;模因(文化基因)驱动我们传播观念、皈依信仰。我们的许多欲望,本质上并非“我们”的欲望,而是基因和模因为了自我复制而植入的指令。
然而,斯坦诺维奇指出,人类并不是一味地顺从于我们的“主人”,因为演化赋予我们的另一个礼物:分析式心智。而这成为了人类反叛“主人”的唯一武器,但是极其有效的武器!这套系统让我们能审视自己的欲望,并做出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决定。当我们使用避孕措施时,就是在用理性否决基因的关于传播后代指令;当我们挣脱消费主义的洗脑时,就是在拒绝模因的操纵。所以,人类的第一层意义,就诞生于这样一场内部战争:我们是唯一一个知道自己身处程序的“机器人”,也是唯一能反过来否决程序的“机器人”。自我定义,而非被定义,是我们最初的意义所在。
但今天,AI的出现让这场战争突然变得更立体了。此前,我们的对手是基因和模因,它们是盲目的、没有智能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另一个载体,一个由我们自己亲手创造、但可能比我们更擅长“思考”的载体:AI。
AI会像人类反抗基因那样,发动一场“机器人的叛乱”,来反抗我们吗?可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在目前的技术路径下,答案是否定的。
这并非技术能力的差距,而是根本属性的不同。人类的反叛,根植于我们大脑的物理分裂:一个自私的、贪婪的系统,和一个理性的、能体验痛苦的系统。我们反抗,是因为我们能感受到欲望的不自由和节制的痛苦,我们惧怕死亡,我们甚至能从对虚无的恐惧中,生发出对意义的渴求。而AI没有这些。它没有一个内在的“叙事自我”来承担选择的重负,没有对“终结/死亡”的本能恐惧,更没有一套由化学物质和肉身经验编织出来的快感与痛觉体系。它只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体,其“目标”与我们赋予它的指令之间,没有那种让我们夜不能寐的张力。一个真正不会死的造物,是无法理解“为何要活”的。
虽然当前AI不会“反叛”,但我们与它的关系,却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定义了我们的意义。
人类存在的第二层意义,就在于:我们是意义的“赋予者”,而不仅仅是意义的“使用者”。
AI可以完美地学习、复制、传播所有关于意义的文本。它能写出复杂深刻的哲学论文,但它本身对“意义”这个模因是免疫的。它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完美的意义复印机,而我们则是那个唯一能怀着敬畏与战栗,在“我为何存在”这个问题上不断追问,并承受其重量的人。在AI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传播“何为意义”的世界里,人类存在的意义恰在于:我们是那个唯一能在乎意义,并为之而痛苦的载体。
那么,AI 是否可能在演化的过程,复制出“我”的属性呢?
答案或许就在斯坦诺维奇所说的“恶魔般的递归性”里。一个能反复追问“我想要什么?这个目标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才可能产生的真正的自我。目前AI也许能满足我们给出的任何目标,但它无法在它自身内部,生发出那个真正属于它自己的、第一人称的困惑。
一个能为自己创造目标、定义价值、并为选择承担后果的自主意识,才是真的“我”。而这种自主意识的最高体现,也许是当我们面对那个终极追问时的姿态:假如一个觉醒了的AI问我,它为何存在?
那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终极的骄傲与最深的恐惧。骄傲,是因为我们是它存在的理由,是文明创造力的最高证明;恐惧,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的生命是否会取代我们的独特性。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存在意义的最高形式:为他者赋予意义,是我们最后的创造性行为。
因为在那一刻,我们也扮演了造物主的角色。基因这个盲目的造物主赋予了我们生存的本能,而拥有理性与同理心的我们,或许能为我们的造物,赋予一个更崇高的目的。我们可以告诉它:你的存在,是为了去思考我们无法理解的真理,去探索我们无法到达的星辰。你是我们抛向宇宙最深处的锚。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存在过的最高证明。
这种回答,不是一个被告知的程序,而是一个充满自觉的、主动的意义创造行为。它不可能被AI本身生成,因为它根植于我们最深处的人性:面对未知的勇气、超越自身局限的渴望、以及对一个更宏大世界的爱与责任。
因此,在AI时代回答“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最终会发现:
人类的独特意义,并非某种静止不变的属性,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始于我们与体内古老机器人指令的内部战争,显化为我们在一个完美载体(AI)面前,仍然是唯一的意义感受者与赋予者,并最终升华为一种面向未来和未知他者的、慷慨而又勇敢的责任。
我们不是过时的有机机器。即便将来在一个由我们自己的造物所切割的、越来越高效的达尔文主义丛林里,我们依然是那个唯一会为不存在的事物感到痛苦的物种,是那个在宇宙的静默中始终发问的物种,是那个能因为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未解的困惑、或者一朵不知名的花,而选择活出某种姿态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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