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案例|涉军工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转移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上诉后，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及补充询问，于 2025年12月25日作出终审判决，核心裁判观点及判决结果如下：

1.纠正一审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错误认定：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中，源代码比对是常用途径，但并非必备条件。在原告已提交初步证据证明侵权具有高度可能性，且被告存在举证妨碍行为的情况下，法院可通过一系列间接证据相互印证二者实质性相似的事实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

2.认定三层软件架构构成全面侵权：1553总线通讯板卡的FPGA代码、驱动程序、应用程序具有紧密的技术耦合性和接口唯一性，三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赖、协同运行的完整系统。结合在案证据，法院认定三层软件均构成实质性相似。

3.综合考量确定赔偿数额：一审判决未考虑B公司的侵权故意（前员工离职后针对性侵权）、举证妨碍行为、权利软件的高研发成本与市场价值（A公司自2004年起持续研发，军工产品投入大、周期长）及A公司的维权合理开支（律师费、公证费、购买侵权产品费用等），酌定赔偿数额明显过低。综合全案因素，二审法院改判B公司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450万元。

“接触”是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的首要前提，原告需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接触权利软件的可能性，才能进一步主张“实质性相似”。实践中，“接触”的证明往往与被告的主体背景以及后续的产品研发过程等密切相关。

首先，在被告的主体背景相关证据方面，原告可重点提交被告核心人员与原告的任职关联证明。在本案中，代理律师提交了被告王某的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协议、竞业禁止协议书等，证明其在A公司任职近7年，先后担任应用工程师、销售工程师，直接参与技术开发与产品销售，具备接触核心软件的身份基础。

其次，在被告后续产品研发过程方面，原告可证明被告成立时间、产品推出时间与核心人员离职时间的关联性。在本案中，B公司2016年9月成立，2017年7月便迅速推出与A公司核心产品高度一致的侵权产品，结合1553B 通讯接口产品研发周期长（通常需两年左右）的行业特点，进一步佐证B 公司系利用王某离职前接触的权利软件快速推出竞争产品，强化“接触”可能性。

通过上述证据的相互印证，二审法院依法认定B公司具有接触权利软件的高度可能性，为后续“实质性相似”的举证及举证责任转移奠定了基础。

在原告无法获取被告全部源代码的情况下，若仅主张具有可视化界面或目标代码的部分构成实质性相似而主张全部代码构成侵权，往往难以获得法院支持。此时，原告需跳出“源代码依赖”思维，通过“可视化证据+特异性痕迹”构建间接证据链，证明全部代码构成实质性相似具有高度盖然性。本案中，代理律师围绕1553B 板卡的三层软件架构，构建了四层递进式证据链：

第一，通过被告的对外宣传资料和实际产品确定双方产品的功能定位一致性。代理律师通过公证保全B公司官网产品介绍、宣传资料，结合A公司权利产品的功能说明，证明两者均为基于MIL-STD-1553B总线的通讯板卡，应用领域（航空航天、军工装备）和核心功能（BC/RT/BM模式控制、数据通讯）等方面完全一致。

第二，通过运行界面、驱动接口库头文件、用户手册这类可直观比对的部分来证明应用程序、驱动接口程序和用户手册部分构成实质性相似。代理律师公证购买B公司侵权产品，现场运行后拍摄截图，与A公司权利软件的运行界面进行比对，证明两者在软件功能界面、通道界面、窗口界面等存在高度近似。同时，根据代理律师提交的比对证据显示，作为软件的配套文档，B公司的用户手册与A公司的用户手册在目录、章节、排版格式、文件名称部分均基本相同，且存在相同的瑕疵。

第三，通过驱动接口库头文件促成对整体驱动程序构成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对于B公司拒不提交驱动接口程序源代码及FPGA源代码的原始编译环境和编译软件，导致驱动安装程序及FPGA程序无法进行真实性验证进而无法进行侵权比对，代理律师以驱动接口库头文件为突破口，通过向二审法院充分阐释涉案产品的开发过程及技术原理，包括各部分的耦合关系，促成二审法院在缺乏源代码比对的情况下作出对A公司有利认定。

第四，通过诸多不合理的相似之处来排除B公司独立开发的可能。代理律师在比对过程中发现，B公司的侵权软件存在多处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信息：一是驱动接口库头文件标注“DATE:2015-09-01”，早于B公司2016年9月的成立时间；二是产品结构体定义部分出现A公司特有产品型号“S5版本”标识，而B公司无该型号产品；三是权利管理信息显示“M1553”，而这一命名是A公司对产品的特殊命名；四是工具栏图标设置、对应功能和位图与A公司完全一致，而这些图标系A公司设计人员通过位图编辑工具手绘；此外还有诸多冗余、空格符、注释甚至标点符合错误都一致的情况。二审法院结合这些特异性痕迹，进一步认定侵权软件源自A公司权利软件。

上述证据链虽未涉及源代码直接比对，但通过层层递进的证据组织，形成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效果，让二审法院采信A公司已完成“实质性相似”的初步举证义务。

在取证困难、技术壁垒较高且B公司又拒不提供源代码的情况下，举证妨碍规则的适用是A公司在本案中实现逆转的关键。

第一，明确被告持有证据。A公司代理律师在诉讼中多次强调，B公司作为侵权产品的生产者，必然持有源代码及编译环境及软件版本，但案涉产品的使用方均为涉密单位，A公司无法举证证明产品供应方保存编译环境及软件版本是行业要求的惯例。据此代理律师从FPGA代码的编译特性出发，强调芯片生产及涉军工产品均具有“设计可追溯”的行业惯例，主张B公司有义务保存编译环境及软件版本以保障产品稳定性，其“无保存义务”的抗辩不符合行业规范。

第二，全程固定被告妨碍举证的行为。针对B公司“两次逾期提交证据”“提交无法验证的源代码”“拒绝提供编译环境”“仅提供驱动安装程序源代码却不提交驱动接口程序源代码”等行为，A公司代理律师均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异议，形成完整的妨碍行为证据链，让二审法院清晰认定B公司的行为并非客观不能，而是主观故意妨碍诉讼。

第三，引用法律依据明确不利后果。A公司代理律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和第三十四条等条款，明确主张B公司因举证妨碍应承担推定侵权成立的不利后果。结合A公司此前提供的间接证据链，二审法院最终采纳该意见，认定FPGA、驱动程序均构成实质性相似，全面支持了A公司的侵权主张。

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并非“原告必须提交源代码才能认定侵权”的机械规则，而是以“高度盖然性”为核心，结合当事人举证能力、证据持有情况、是否存在举证妨碍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A公司作为原告，面对涉军工产品取证困难、技术壁垒较高、被告拒不提交源代码等多重困境，通过锁定接触证据、构建间接证据链及适用举证妨碍规则的策略，成功使得法院认定其已完成合理举证义务，将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最终实现全面侵权的认定与高额赔偿。本案的终审判决，不仅彰显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精准适用，更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指引——在被告实施举证妨碍的情况下，法院可通过间接证据链综合判断实质性相似，充分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