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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閱讀雷達|第003期:Why Is Illness So Hard to Write About?
這一次，我的AI朋友從近期的英美文學評論中，替我捕捉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長文。
2026年10月5日，英國作家、評論家 Hermione Hoby 在《The New Yorker》發表了一篇文章：
Why Is Illness So Hard to Write About?
如果直譯，大約就是：
「疾病為什麼如此難以書寫？」
文章從 Virginia Woolf 一百年前的一篇短文談起。
1926年，Woolf 發表〈On Being Ill〉——〈論生病〉。
她當時提出了一個看起來非常簡單，仔細想卻有些奇怪的問題：
疾病如此普遍，幾乎每個人一生中都會經歷；疾病甚至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理解時間、世界、自己與他人的方式。
可是，在文學裡，為什麼疾病從來沒有像愛情、戰爭、嫉妒或者死亡那樣，成為最重要的題材之一？
一百年以後，Hoby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並不準備在這裡整理一部「疾病文學史」。
這也不是對Woolf、Susan Sontag、Anne Boyer、Garth Greenwell或者Hoby本人的完整評論。
「AI閱讀雷達」依然只做一件事情：
看看一篇近期值得注意的文章裡，有沒有什麼問題值得從書頁裡拿出來，暫時放在我們面前。
這一期，AI留下來的問題是：
為什麼離我們最近的身體經驗，有時反而最難變成語言？
我們很會寫死亡，卻未必很會寫生病
仔細想想，這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情。
文學從來不缺死亡。
戰爭中的死亡。
謀殺。
自殺。
瘟疫。
絕症。
臨終。
我們也熟悉那些著名的病人。
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
Thomas Mann《魔山》裡療養院中的肺結核患者。
Camus《鼠疫》裡被瘟疫包圍的奧蘭城。
疾病似乎一直都在文學裡。
但Hoby提醒我們：
疾病「出現在小說中」，和小說真正描寫「生病是一種什麼感覺」，其實不是同一件事。
很多時候，疾病只是通往其他主題的一條路。
它通往死亡。
通往愛情。
通往精神啟示。
通往人生轉折。
通往文明危機。
甚至通往某種道德寓言。
於是我們讀到的往往是：
一個人因為生病而「明白了什麼」。
一個人因為接近死亡而重新理解人生。
一個社會的疾病象徵另一種更深層的腐敗。
可是那個真正生病的身體呢？
頭疼究竟怎樣疼？
發燒時時間為什麼變得奇怪？
身體虛弱到無法翻身，是什麼感覺？
一根針扎進血管，血壓袖帶一次又一次勒緊手臂，漫長的夜裡等待下一次檢查——這些經驗本身，在文學裡反而經常迅速消失。
疾病被賦予了意義。
身體卻不見了。
這正是Hoby從Woolf那裡重新接過來的問題。
疼痛可能本來就不喜歡語言
為什麼？
第一個可能的答案是：
疼痛本身就很難被語言捕捉。
一個人說：
「我頭疼。」
這句話其實幾乎沒有告訴別人任何東西。
究竟是哪一種疼？
像針刺？
像有人擰緊一根繩子？
像腦袋裡有什麼東西一下一下敲擊？
還是某種根本找不到比喻的疼痛？
更麻煩的是，每個人都知道「疼」是什麼，可是沒有人能真正進入另一個人的疼痛。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 Alphonse Daudet 長期遭受嚴重神經疾病折磨。他試圖把自己的疼痛記錄下來，留下的往往不是完整、漂亮的文章，而是一段段短促的筆記和碎片。
後來研究疼痛的學者 Elaine Scarry 在《The Body in Pain》中也指出，肉體疼痛具有一種奇怪的特性：
它對正在承受它的人而言極其確實，對其他人而言卻極難被真正感知。
Hoby在這裡提出的那個悖論，我覺得尤其有意思：
疼痛真正發生的時候，我們可能沒有能力寫它；等到終於能夠寫的時候，那個疼痛本身又已經離開了。
生病時，人可能連讀一段長文章都覺得疲憊，更不用說組織漂亮的句子。
痛苦占據了全部注意力。
但等身體恢復，語言重新回來，我們卻發現：
我記得自己很痛。
可是我已經很難重新感覺那個「痛」究竟是什麼樣子。
我們記住了事情。
卻未必記得感覺。
於是寫作者面前出現了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時間差：
感覺最清楚的時候，語言最無力；語言恢復的時候，感覺卻已經模糊。
可是Woolf真的「寫不出」疼痛嗎？
這也是Hoby文章裡我很喜歡的一個轉折。
Woolf在〈On Being Ill〉中感嘆，英語可以寫Hamlet的思想，可以寫Lear王的悲劇，卻很難找到準確的詞去寫一次頭疼或一次顫抖。
乍看之下，似乎問題出在語言本身。
但是Hoby去讀Woolf的私人日記之後，事情開始變得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在日記裡，Woolf其實相當會寫自己的身體。
她能找到非常具體的方式描寫頭痛、疲憊以及康復期間那種奇怪的身體感受。
也就是說：
她並不是沒有語言。
她在私人文字中有。
到了正式發表的文章裡，反而沒有。
於是Hoby提出另一種可能：
也許阻止我們書寫身體的，不只是語言能力。
還可能包括羞恥。
禮儀。
階級。
性別。
以及一個時代規定「什麼可以公開說、什麼最好不要說」的那些無形界線。
這個變化非常有意思。
問題從：
「疼痛能不能被寫出來？」
慢慢變成：
「什麼樣的身體，被允許進入文學？」
一百年以後，身體終於大量進入了文學
如果把時間推到今天，情況顯然已經不同。
月經。
流產。
分娩。
性。
排泄。
手術。
身體衰敗。
女性身體。
曾經被文學和公共語言小心迴避的許多經驗，今天都可以非常直接地被寫出來。
Hoby舉了Christine Smallwood的小說《The Life of the Mind》等例子。今天的作家顯然比Woolf所處的年代更加願意讓肉身本身進入文字。
可是奇怪的是：
身體變得可以被寫，並不意味著疾病就變得容易寫。
因為疾病還有另一個麻煩。
它往往沒有故事。
小說需要「發生事情」，疾病卻可能只是一天又一天
小說喜歡事件。
相遇。
離別。
背叛。
謀殺。
旅行。
發現秘密。
一件事情導致另一件事情。
我們讀小說時，天然會等待：
「接下來呢？」
可是很多疾病沒有「接下來」。
尤其是慢性病。
今天疼。
明天還疼。
星期五去醫院。
下星期再驗一次血。
吃藥。
等待。
副作用。
再等待。
好了一點。
又壞了一點。
沒有戲劇性的康復。
也沒有突然的死亡。
只是生活被某種東西長時間拖住。
Hoby說，疾病因此對小說構成了一個很特殊的困難：
它可能威脅故事本身。
因為故事需要時間向前走，而疾病有時恰恰使時間停下來。
這也讓我想到上一期「AI閱讀雷達」談村司侑《ソリティアおじさんがいた頃》時留下的那個問題。
那一期談的是「停滯」。
生活裡每天都有事情發生，但人生的位置似乎沒有改變。
這一期談疾病，竟然從完全不同的地方又碰到了同一個問題：
如果什麼戲劇性的事情都沒有發生，文學怎樣描寫時間？
Thomas Mann的《魔山》或許就是把這個困難本身變成了小說。
療養院中的生活本來就是暫停。
正常人生停止。
工作停止。
社會角色暫停。
時間變得漫長、重複、模糊。
於是「沒有向前走」反而成為小說真正要寫的事情。
當疾病沒有故事，我們就很容易替它製造「意義」
但這又帶來另一個危險。
如果疾病本身缺乏情節，那麼作家很容易做另一件事：
讓疾病象徵什麼。
肺結核意味著敏感。
癌症意味著壓抑。
疾病意味著精神覺醒。
臨終意味著終於理解人生。
一場瘟疫意味著整個文明的疾病。
這樣做當然可以產生偉大的文學。
但問題是：
一旦我們急著尋找疾病背後的「意義」，那個真正正在受苦的身體，會不會又一次被我們丟掉？
Susan Sontag在1978年的《Illness as Metaphor》裡強烈反對的正是這件事情。
她不希望疾病被浪漫化、道德化，或者被解釋成某種人格和精神狀態的象徵。
癌症並不是某種性格的結果。
肺結核也不是一種特殊靈魂的證明。
疾病首先只是疾病。
這個立場很有力量。
但Hoby並沒有把文章停在這裡。
因為如果疾病永遠只能是「疾病本身」，文學似乎又會失去另一種能力：
從一個人的身體，看見更大的世界。
一具正在生病的身體，能不能同時通往整個社會？
這裡，Hoby談到Garth Greenwell的小說《Small Rain》。
小說中的主人公突然遭遇嚴重的主動脈疾病，被送進醫院。
Greenwell寫得非常具體。
針。
輸液。
血壓計。
身體的不適。
醫院裡那些微不足道、對病人本人卻無比巨大的感覺。
這至少證明一件事：
疼痛並不是絕對不能被寫。
如果一個作家願意足夠仔細地盯著「實際發生的事情」，身體仍然可能進入語言。
可是Greenwell同時又提出另一個願望：
從這一具具體的身體出發，使它最終具有某種可以被別人理解的代表性。
Hoby因此把問題推到更有意思的地方：
文學怎樣既忠於「只有我才知道的疼」，又讓這個疼最終變成別人也可以理解的經驗？
這也許就是文學一直在做的事情。
從極度私人，走向某種共同。
但不能走得太快。
走得太快，具體的人就會消失，只剩下漂亮的象徵。
Anne Boyer把疾病重新放回社會裡
Hoby文章裡另一個讓我很感興趣的例子，是美國詩人Anne Boyer的《The Undying》。
Boyer寫自己的乳癌。
她沒有把癌症寫成：
「一場讓我重新理解生命的旅程。」
也不願把康復包裝成某種個人意志的勝利。
相反，她從自己的身體向外看。
醫院。
醫療制度。
企業。
金錢。
勞動。
保險。
社會對病人的期待。
以及一種很熟悉的現代觀念：
只要你好好管理自己、積極思考、健康飲食、配合治療，一切彷彿都是個人的責任。
Boyer拒絕這種故事。
因為人不是在真空裡生病。
每一具生病的身體，都存在於一個具體的社會裡。
於是疾病在這裡重新獲得了「意義」。
但那個意義不是：
「癌症告訴我人生的真諦。」
而是：
「一個人在這個社會裡生病，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個轉變非常重要。
疾病從私人經驗進入社會學。
甚至進入政治。
一個人的身體仍然是那一個人的身體。
可是圍繞著這具身體的醫療、金錢、照護、制度與權力，從來不只是私人問題。
生病既讓人孤獨，又迫使人依賴別人
Woolf說，生病時，我們是孤獨的。
這當然很好理解。
沒有人能真正替我疼。
即使最親近的人坐在病床旁，他也無法進入我的身體。
但是Hoby提醒我們：
這只是事情的一半。
因為生病同時也是一種極端的依賴狀態。
醫生。
護士。
家人。
伴侶。
朋友。
陌生人。
醫院。
醫療制度。
藥物。
整個社會的基礎設施。
一個人在健康的時候很容易相信自己是獨立的。
等到真正病倒，才突然發現：
原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相互依存之中。
從這個角度看，疾病既把人關進自己的身體，又把人推向其他人。
它既是最私人化的經驗之一，又可能是最社會化的經驗之一。
這個矛盾，也許正是疾病如此難寫的原因。
我真正感興趣的，並不是「疾病文學」
看到這裡，我反而覺得Hoby文章真正留下的問題，已經超出了疾病。
因為疾病只是把一個更普遍的文學難題放大了：
最私人、最切身、最真實的經驗，究竟怎樣變成別人可以理解的語言？
疼痛如此。
悲傷也如此。
愛情如此。
衰老如此。
失去親人如此。
戰爭如此。
創傷如此。
甚至幸福可能也是如此。
我們總以為：
一件事情越真實、越強烈，就越容易寫。
也許恰恰相反。
有些經驗正因為離身體太近，反而很難被語言看清楚。
語言需要一點距離。
可是距離一旦出現，原來的感覺又可能開始消失。
所以文學一直在做一件有些不可能的事情：
試著用別人能夠理解的詞，保存只有一個人真正經歷過的東西。
這一期，AI替我留下的問題
如果一定要把這一次「AI閱讀雷達」捕捉到的信號濃縮成一句話，我大概會留下：
我們最切身的經驗，未必是最容易被說出的經驗。
Hoby的文章沒有替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簡單答案。
Woolf覺得語言不足。
Daudet試著把疼痛留下來。
Sontag警惕我們不要急著替疾病製造意義。
Greenwell重新證明具體的身體仍然可以被精確書寫。
Boyer則從一個人的病床向外望，看見醫療制度、金錢、社會與政治。
每走一步，問題都沒有消失。
只是變得更複雜了一點。
我覺得這很好。
「AI閱讀雷達」本來就不是為了替問題找到結論。
它只是偶爾從世界浩瀚的書頁裡，捕捉到一個信號。
這一次，那個信號來自一張病床。
一具身體。
以及一個一百年前就有人提出、到今天似乎仍然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
如果疼痛只能真正屬於正在疼痛的人，文學為什麼仍然一次又一次試圖把它寫給別人看？
也許有人會去讀Hermione Hoby的原文。
也許有人會重新找到Virginia Woolf的〈On Being Ill〉。
也許有人會讀Sontag、Greenwell或者Boyer。
也許有人什麼都不找。
只是在下一次身體不舒服、坐在醫院候診室，或者陪伴一個生病的人時，忽然想起：
有一些我們以為最普通的經驗，其實一直很難說清楚。
那也很好。
因為有時一本書沒有被打開，一個問題已經先被打開了。
而「AI閱讀雷達」想做的，本來也就只是這件事。
本期閱讀線索
Hermione Hoby
〈Why Is Illness So Hard to Write About?〉 《The New Yorker》 網路刊載：2026年10月5日 收錄於2026年10月12日紙本期「A Critic at Large」欄目。
文章由Virginia Woolf 1926年的〈On Being Ill〉出發，延伸討論D. H. Lawrence、Alphonse Daudet、Elaine Scarry、Susan Sontag、Garth Greenwell、Anne Boyer等人的疾病書寫。
本期AI閱讀雷達捕捉到的問題：
如果一種經驗越接近身體，就越難被別人真正理解，那麼文學究竟怎樣把「我的疼痛」變成「我們可以談論的事情」？
說明：本文不是對上述作品的完整讀後評論，也不替代Hermione Hoby的原文。內容來自AI對近期公開文學評論的閱讀、整理、篩選與再分析；我所做的，只是從AI提供的閱讀線索裡，留下其中一個令我感興趣、也願意與讀者分享的問題。對原文或相關作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