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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高中历史纲要上|第14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逐字稿|高中历史纲要上|第14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闭关锁国，就会完全和世界断绝联系吗？当然不可能啦，毕竟中国陆地海岸线就有接近两万公里。哪怕官方层面实施了海禁，但是这么长的海岸线，你是没办法保证民间走私他不出现的，你总不能每隔100米，就放一个人在那边盯着吧？事实上海禁越严格的时候，就是走私越猖獗的时候。 明清的中国是没办法完全和世界断绝联系的，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只要有一丁点缝隙存在，阳光就一定会射进来。 另外，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也不是说一直都大门紧锁的，时而开放，时而关闭才是闭关锁国的常态。比如明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执行海禁，但是到了隆庆年间又有了隆庆开关，重新打开大门。 清朝初期执行海禁，是为了防备南明的残余力量，比如说郑成功，他就让清朝统治者非常头疼，但是在统一台湾之后，清朝又在1685年做了部分开放。 只是部分开放，不是全部开放，毕竟清朝的统治根本还是在传统的农业上，并不会想着去做远洋拓展，所以不管外贸的港口数量，还是出海的船只，都做了非常多的限制。比如康熙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规定：许用载五百石以下船出海贸易，如有双桅八桨五百石以上出洋，从重治罪。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闭关锁国并不是密不透风的，中国从来都没有和世界，彻底断绝过联系。玉米、番薯、土豆都是明清时期从国外传到中国来的，美洲的白银也通过海外贸易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中国。 虽然说明清的统治者为了秩序的稳定，并不是很希望老百姓和外界接触太多。但是这些从国外传进来的东西，却实实在在地对明清两朝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也被缝隙里射进来的这束光，一直推动向前。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马历史课堂，我是马老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纲要上第14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我们首先来感受，从美洲传进来的玉米和番薯，对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局限 玉米原产于美洲，1494年哥伦布第二次航海归来的时候，把它带到了欧洲。后来葡萄牙人开通了绕过好望角和亚洲做生意的新航线，玉米就这样到了亚洲的印度，最后从印度传入了中国。 不过在明朝末年玉米也仅仅是刚引入而已，还没有大范围地种植。因为种得少嘛，所以就物以稀为贵了，在明末的小说里面就有了对玉米的记载：一盘子烧鹅肉，一碟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 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时候的玉米啊，还是拿来招待贵客的好东西，可见那个时候还是很珍贵的。现在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再掏出个玉米面饼子的话，就有点打这个客人的脸了。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玉米的种植就比较普遍了，我们可以看《辰州府志》里面的记载：居民相率垦山为垄，争种之以代米。。。山家岁倚之，以供半年粮。。。数十年来种之者日益多。 从材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来，玉米对于老百姓已经很重要了，可以当粮食吃上半年，所以种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不过在明代从美洲传入的这些农作物里面，番薯在当时比玉米更重要。番薯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有的地方叫地瓜、有的地方叫红苕、还有的地方叫山芋，大家可以在弹幕中把自己家乡的叫法打出来。 为什么番薯更重要呢？首先，番薯的亩产特别的高，比方说一块地种小麦的话，一茬小麦收个五六百斤，但是同样的一块地拿来种番薯，就会有四五千斤的收获，直接差出十倍来了。 第二，番薯的适应性特别的强，山地、坡地、砂地这些贫瘠的土地都可以种。这样的话原来那些种不了水稻和小麦的土地，就可以完全利用上了，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也在番薯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第三，番薯既可以拿来吃，也可以拿来酿酒，以前农民喝的那个地瓜烧，就是拿番薯酿造的。番薯的叶子也可以吃，现在超市里很容易就能买到，回到家小火在炒锅里焖熟，然后浇上蚝油转大火炒几下，就是一盘好菜。 在玉米和番薯的加持下，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增长迅速，康乾盛世的时候人口增长迅速而且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饥荒，可以说这哥俩功不可没。 但是番薯这个东西有非常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容易保存，吃不完那就只能烂掉了。另外这个东西也确实不能多吃，刚吃的前几口还挺过瘾的，但是吃多了胃就容易反酸。所以在今天我们已经实现温饱的情况下，番薯的种植面积就减少了很多。 粮食的问题不用担心之后，那么很多土地就可以拿来种植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这一点在咱们这边，也就是江南地区格外明显。 比如沿海沿江地势相对比较高的地方，像太仓和嘉定北部，在当时就开始种植棉花，而太湖周围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比如苏州南边的震泽和盛泽，就在种植桑树。桑树是干嘛用的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养蚕缫丝，最后就是用来做丝绸的，所以盛泽一直到今天都有中国绸都这个美称。 此外，赋税制度的改革，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经济作物最开始的种植面积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以前交税要交粮食嘛，就不得不拿出很多土地来种粮食，好去完成交税的任务。 但是随着赋税征收里面货币的比重越来越高，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越来越多了，不需要考虑腾出一大片地去种粮食了，所有的土地都可以拿来种植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 除了棉花和桑树之外，油菜也是咱们熟悉的经济作物，每年春天的时候，学校周围都是黄色的油菜花，一片一片的特别出片。油菜花最早是在桑树下面的空地上种植的，可见咱们中国人啊，真是一片土地也不会浪费，现在很多小区外面的河边，但凡有一丁点空地，都会种上东西，种地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 这些经济作物为什么利润很高，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棉花和桑树都是纺织业的原材料，而油菜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纺织和榨油都是非常传统的手工业了，从这里我们就能感受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联系，有了足够多的原材料，手工业在明清时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工业领域，制瓷业，在明清时期因为技术的突破，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明代已经开始出现了五彩瓷这样的彩绘瓷器，而清朝的制瓷技术则是发展到了巅峰。 手工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新的生产关系出现，这就是工场。什么是工场呢？其实就是手工业中出现的，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生产的经营方式，明朝后期在南方出现，到了清朝继续发展。 我们可以构想一下，怎样才能从手工业中获取更高的利润呢？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说，要有更多廉价的原材料，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呢，则是要有更多廉价的劳动力。 基于利润的考虑，很多地主开始大规模收购土地，专门用来种植自己需要的经济作物，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呢，为了生计，就只能向地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是工场制度形成的逻辑。 这一转变在纺织行业里尤为典型，我们看这段材料，《明神宗实录》里记载：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尤其是这句话里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就是对自由雇佣制度很好的解释。 这个时候就有的同学会问，工场制度是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但是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这些老板不还是赚不到钱吗？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就能反映出来我们还是用现在人的眼光看历史，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生产力过剩这个词，而生产力过剩主要是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才普遍出现的问题。 但是在古代啊，最大的问题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生产力不足。生产力的不足意味着供不应求，那么手工业的繁荣，就可以推动商业的繁荣，明朝后期开始，商品经济进入了新的繁荣期。 而美洲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的大量流入，又进一步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尤其是长途和大额贸易的发展，这又是为什么呢？ 做生意这个词，我们一般也称之为做买卖，买和卖。打个比方，我来苏州进货，我肯定是要带着钱来进货的，在白银没有大规模流行的时候，我要带的是铜钱。 但是铜钱他有一个问题，同等重量的铜钱肯定是不如白银更值钱的，那么我来苏州进货的话，来买那种昂贵的丝绸，那么我的船上至少有半条船，是要用来放铜钱的。放了铜钱的话，我的船上就不能再放别的货物了，那么我就只能来苏州买东西，而不能把东西卖到苏州来，因为船上没地儿放东西了嘛。 但是白银开始流行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来苏州买一船的货物，可能一个箱子的白银就足够了，那么我的船上空间就多了，就可以装上很多苏州百姓需要的东西，把他们卖过来，这样一来一回贸易的频次不就增加了嘛。所以说长途和大额贸易，在有了白银加持后，发展就非常迅速了。 这个案例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金融创新，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案例进一步的去思考，我可不可以连这箱子白银都不带，就出来做生意呢？可以的，因为钱庄也在明代中叶之后出现了，他们就有相对应的业务。 钱庄的出现是商业资本集聚的一个产物，很多有钱的商人到了最后，就不再满足于通过实业来赚钱的路子了，而是玩起了钱生钱。存款、放款、货币兑换，这些业务在明清两朝就已经出现了，钱庄可以说就是现代银行的前身。 而在当时经营钱庄最典型的两个商人群体，就是徽商和晋商。徽商指的是安徽南部，也就是皖南地区的商人。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很多百姓就逃到了皖南山区里，很多同学都去黄山玩过吧，其实就是黄山这一块儿，古代叫做徽州。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山，种地肯定不行，但是的确很适合来逃命，来躲个灾。所以后来徽州的人口就越来越多，但人多地少这种情况，加剧了百姓的生存危机。当地就有一句谚语：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个谚语就很形象地表现出面对危机，徽州百姓只能外出寻求生路。 好在徽州这个地方物产丰富，比如说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这些名茶，就是出自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徽商，沿着徽杭古道、徽青古道走出大山，把徽州的特产卖到了富庶的江南地区，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去走一下这些古道，徽杭古道、徽青古道等等，感受下以前徽州商人都是怎样走出大山的。 晋商就是山西的商人了，这里推荐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乔家大院》，里面就是说的晋商的故事。主人公乔致庸的经历，可以说就是明清时期中国儒商的缩影：放弃仕途而从事商业贸易，有钱之后就逐步转型做金融去了，非常的典型。 在以上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在明清时期兴起：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工商业都非常的繁荣，其中苏州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佼佼者。 课本上的这幅《盛世滋生图》，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姑苏繁华图》，就是清朝中期苏州商业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乾隆时期的苏州，据记载已拥有“十万烟火”，财富“甲于天下”，有的地段“地值寸金”。 当时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现在苏州古城西北阊门一带，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苏州玩，都会去山塘街，山塘街最东面就是石路那里，和阊门非常近，这一圈可以说就是明清时期房价最高的地方了，当然现在这边的房价也依然很高。 但是明清时期，富裕并不是属于底层农民的，苏州这个城市的富裕，不等于所有苏州人的富裕。反而因为城市的富裕，更多的税收压到了这座城市老百姓的头上。 我们看《明会典》里面这段材料：全国纳税土地8.5亿亩，税粮2944万余石，而苏州一府，田地985万亩，实征税粮281万余石。换句话说，苏州用1%的土地，提供了将近10%的税粮。 税收的压力落在谁的头上呢？是落在那些住在苏州园林里面地主的头上吗？当然不是，税收的压力全都是底层的农民去承担的。封建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卖到了全世界，按理说中国老百姓应该很富裕。但实际上，所有的财富都落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哪怕是明清时期的苏州，底层的人民也只不过混了个温饱而已。 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小农经济根本别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思想领域的变化 专制统治的日益僵化，这个锅很大程度上要程朱理学来背。毕竟专制统治的思想内核就是程朱理学，在明朝科举考试都是从四书五经里面出题的，说明这个时候程朱理学已经完全被官方所认可。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程朱理学已经成为了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那么程朱理学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发展了。知识的发展需要的是怀疑的精神，而当有了标准答案，不再允许你去怀疑的时候，不再发展的程朱理学必然就失去了活力。 作为统治思想内核的学说没有了活力，那么专制统治的僵化也是必然会出现的。 一位叫王阳明的年轻人，就被程朱理学狠狠坑了一把。王阳明是谁呢？就是我们课本上这位王守仁，号阳明子，尊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 少年王阳明就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他一直都以寻求天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怎样才能找到天理呢？程朱理学给的答案就是格物致知，要寻得天理，就要借助格物的手段，所谓格，就是研究的意思。 王阳明开始格的是自家后院的竹子，他就坐在院子里，对着竹子研究来研究去。七天之后，王阳明突然感觉天旋地转，眼前的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竹子也从一根变成了两根。你们觉得，王阳明这是得到了天理，所以眼前的世界才会变化吗？并没有，他得到了感冒，感冒过几天更严重了，直接发展成为了肺病。 王阳明就有些迷茫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些什么了。然后带上剑，到明朝的边疆去游荡了一圈。在边疆他跟将士同吃同住，探讨排兵布阵，如何抵御敌人等问题，俨然成为了一个游侠，就这样在外面浪荡了一个月后回到了老家。 但总不能继续再浪下去吧，摆在现实面前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你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先通过科举考试。但是要参加科举考试，又要绕回程朱理学上面来了，而此时的王阳明早就已经对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 28岁时王阳明考中了进士，踏上了仕途，但也见识到了官场的僵化。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内心就彻底放下了程朱理学，开始思索新的寻求天理的方法。 他开始尝试从佛道思想中去寻找答案，但很快他就发现，佛教道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反人性的。比如说要出家，要断绝和尘世的联系，这个东西就非常反人性，因为人是不可能断绝和尘世的联系的。还有整天打坐参禅这种修行方式，实际上也是舍弃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责任。 儒道佛，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答王阳明心中的困惑。这个时候他留意到了心学，这是南宋陆九渊创建的学派，主张“心即理”，意思就是说天理不在外界，而在人的内心，想要寻求天理，格物是没有用的，而是要向自己的内心进行探索。 王阳明瞬间开了窍，他在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致良知”为核心的理论，就此形成了陆王心学。在王阳明看来，所谓“良知”，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天理”，而良知往往被私欲遮蔽，需要重新发现、扩充和践行，这样就可以达到圣贤境界。 是不是很难理解呀？我们还是要回到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当中，去看一下这个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江西南部盗贼横行，王阳明就被朝廷派去平定寇乱。这个时候王阳明就开始思索，这些山贼，原来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为什么会进山做贼呢？如果这些盗贼的内心还有良知，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回归为民呢？ 在平定了江西的寇乱之后，王阳明又被派去平定宁王叛乱。这两件事儿就对王阳明的思想影响很大，不管是江西的山贼，还是宁王，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有反骨的，他们内心也都是有良知的，只不过被一己私欲所蒙蔽了而已，所以才会去做山贼，去发动叛乱。 我们再反过头来看王阳明良知的这个说法，就是他对这些事情思考的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够“致良知”，如何才能够发现自己内心的天理呢？王阳明认为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就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就会一直埋藏在内心。 致良知，要的就是知行合一。 这是之前很多的儒家学者都没有做到的，很多儒家学者嘴上喊着要为天地立心，要为圣民立命，要去实现，横渠四句里古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但实际上他们都只是停留在了理论层面，而没有去实践。 那些考过了科举的读书人，他们都是儒家子弟，但是他们通过研究理论当上官之后，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并没有真正地去做什么事情来为天地立心，去为圣民立命。 这些儒家子弟辛苦钻营也只不过为了一己私利，良知也就被他们的私欲蒙蔽了，这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程朱理学之所以僵化的根源。 王阳明在后世的评价极高，梁启超认为中国古往今来只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王阳明，另外那半个是曾国藩。在王阳明时期发展完善的陆王心学，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陆王心学强调主观能动性，这就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而以内心为准则的价值观，又隐含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色彩，这在当时就是引爆思想解放的重磅炸弹。 这该怎么去理解呢？其实这就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有关，当你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琢磨怎样让社会秩序更稳定，会不自觉地压抑普通人内心的诉求。 而当你去思索自己内心的时候，你就会不停地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你就会更加重视自己的诉求，这就是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源动力。 在王阳明之前，儒学的理论研究都是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去开展的，所有个人内心的东西都是被压制的。但是陆王心学自成一派后，越来越多的人从自身出发去思考问题，个性和思想就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就是李贽，他提倡个性自由，蔑视权威和教条，甚至直接否定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因为传统的那些伦理道德标准，什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之类的，在李贽的眼里，都是反人性的。 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非常普通，但当时却是非常出格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所以说人类的思想进步，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经济的发展要难的多，因为总有无形的，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在掐住你的大脑。告诉你不能这样想，而是要那样想，这种思想的禁锢在社会稳定的时期尤为强烈。 但是当社会稳定的状态被打破的时候，思想的枷锁其实也会被打破，所以我们看越是乱世，就越是思想勃发的时候。在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下，思想界重新变得活跃。 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政权更迭快的话，统治者就来不及去禁锢人的思想。比方说一个思想家，今天骂了皇帝，但是过不了几天皇帝换人了，就没人去追究他了，所以社会动荡时期，思想言论就更加的自由。 当然也不需要打比方，我说的这个骂皇帝的人，他就是黄宗羲。黄宗羲骂人骂得那叫一个狠啊，我这边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段话出自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骂的已经不是某个皇帝了，而是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专制帝王，在黄宗羲眼里就是天下之大害。此外，黄宗羲还反对重农抑商的观念，提出“工商皆本”，要重视商业的价值。 同时期的顾炎武和王夫之也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对什么样的人才能坐上皇位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意思就是说很多皇帝都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给国家做过什么贡献。 从这句话也能看出来顾炎武是从整个天下的视角来看问题，后人也把他的一些见解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明末清初这些思想家的观念，其实已经开始跳脱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限制，甚至已经有了民主启蒙思想的雏形。这在以前中国的思想史上都是很少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会涌现出这些新思潮呢？ 从经济因素上面来说：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但封建制度却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思想层面：虽然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但是陆王心学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时很多西方的学说和近代科技也传入了中国，开阔了民众的视野。 政治层面：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在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人们自然会主动产生更多的思考。 阶级层面：新兴市民阶层日益强大，城市里面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也给了他们思想的启迪。 明末清初的这些新思潮对后世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心学讲究的知行合一，后来发展成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对理学的这种反思批判也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黄宗羲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商品经济发展、市民工商阶层兴起在思想层面的反映，冲击了重农抑商思想。 这股新思潮对于政治的影响尤为强烈，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是一股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当然，他们依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桎梏，只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批判，依然还是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 小说、戏曲与科技 这节课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小说、戏曲与科技了，明清时期城市商品经济繁荣，读书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市民阶层他们平时就会想琢磨着找点乐子。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社会的娱乐活动也变得丰富，小说和戏曲就成为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日常消遣。 说起明清时期的小说，自然离不开四大名著。四大名著是哪四部呢？《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写于元末明初，这是我国最早的两部长篇白话小说，也开创了章回体的写作体裁。 明朝中期的《西游记》，则是神话小说，当然吴承恩在书中也处处都在影射现实。四大大名著成书最晚的，就是清朝中期的《红楼梦》，曹雪芹以贵族家庭贾府的兴衰变迁为主线，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也是享誉世界的名著。 其实四大名著的说法是后来才有的，最早的说法是七大名著，除了上面这四个小说之外，还有《金瓶梅》《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不过这三本书在后面的一些时代里，因为种种原因被限制，就没有前面那四本影响力更大。 明清的这些小说除了文学价值外，也对历史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从《红楼梦》当中就可以了解到清朝前中期的物质文化发展，当时的人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曹雪芹写的其实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就是曹雪芹自己家族发展的故事。 明清时期的戏曲创作也有极大的发展，一些戏曲的本子开始长篇化，情节也更加曲折复杂，这些本子就被称之为传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明朝的汤显祖和清朝的孔尚任。 明代的传奇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有四大唱腔，这四大唱腔里用昆山腔演唱的传奇就被称之为昆曲。 昆曲比较经典的曲目有有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清朝前期洪昇的《长生殿》以及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等。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网师园里去看看，夜游网师园的表演里就有现场版的昆曲《牡丹亭》。 昆曲最初流行于苏州和昆山一带，后来随着对唱腔的改良，开始走向全国，对其他的戏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京剧了。清朝道光年间，常年在北京演出的徽班，融合了徽、汉二调，同时吸收了昆曲和其他地方戏的艺术成分，形成了京剧，并且逐渐成为全国最流行的剧种。 我们现在一提起国粹这个词，往往第一反映就是京剧，可见京剧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多深。只不过现在京剧发展也面临了危机，毕竟确实没有多少年轻人有在看京剧了，以后京剧这种艺术形式会怎么发展，也会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事情。 明朝后期几部重要的科技著作也相继问世，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其中，写书风险最大的就是李时珍的这本《本草纲目》。 有的同学就有疑问了，这怎么写个书还有风险呢？《本草纲目》的确是冒着风险写出来的，因为在成书的过程中，李时珍搜集整理了800多种文献，然后他就发现很多古代文献记载都是错的，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比如某种药材是什么味道，吃了有什么用，李时珍是亲自去吃过的。 这真的是个狠人啊，尝试各种药物的过程，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普通人没几个敢去干这事儿的。就这样过了27年，李时珍终于在61岁的时候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著作。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则是一部农学著作，不仅包含了之前其他农书里都有的农业技术。同时因为徐光启本身官员的身份，这本书里也多了他对于农业和政治之间的思考，里面有很多荒政方面的内容是其他农书所没有的。 什么是荒政呢？就是遇到灾荒的年份，政府该如何救济，百姓该如何备荒。这就使得《农政全书》超越了以往的纯技术性的农业书籍，集中表达了徐光启以农治国的农业生态观。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了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技术、包括谷类和棉麻作物栽培、食品加工、制盐、制糖、制陶、榨油、造纸、冶铸、兵器、舟车制造和珠玉采琢。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工艺学著作，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想自己搞个手工工场做东西赚钱，那么《天工开物》是一定要学的。 《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弘祖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记载了作者在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期间对地理、水文等现象观察所得，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很多同学都羡慕徐弘祖的这种生活，全国到处旅游，太爽了吧。其实准确地讲，人家这个叫做科考，可不仅仅是四处旅游那么简单，中间要不停地做记录总结的。我们做个假设，白天让你在外面旅游一天，晚上回去让你写个几千字的游记出来，同学们可以想想自己能坚持几天。 除了这些民间的科技著作外，明清在官方层面也组织编纂了大型的典籍。明朝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类书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字典一样是一种工具书，把古代的资料分类编纂，成为研究古代数据库。 只是可惜《永乐大典》大部分内容都已经流失了，今天能看到的内容不到4%，也许是被火烧没了，也许是战乱的时候被偷走了，也许是清末被洋人抢走了，反正就是没有了，不得不说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丛书就是把很多书汇成集进行编订的一套书，包含经、史、子、集这四大部分。在编纂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古代的文献得到了一次系统整理，但是很多清朝统治者看着不爽的禁书则是直接被销毁了，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除了中国人自己的整理之外，很多西方传来的文化也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影响。这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和徐光启一起，共同翻译了古希腊数学著作《几何原本》，我们现在几何、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锐角这些数学名词，就是他们俩在翻译的过程中确立的。 此外，利玛窦也运用欧洲测绘技术，帮助清廷绘制了较为精确的全国地图。这里我们也可以回忆下之前学过的一个知识点，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地理学家也是在琢磨地图的事情，那个人是谁大家还记得吗？西晋的裴秀和他的《禹贡地域图》，同学们学新课的同时，也别忘记复习，时常翻出前面的视频出来看看。 当然，细看这些科技著作的话，我们心中其实会有一点悲凉的感觉产生，因为这已经是明清时期了，而这些科技著作更多地还是在总结过去中国的知识经验，并没有太多新的科学探索。 而同时期的欧洲呢？很多同学可能想不到的是，牛顿这个人，他就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人。把牛顿拿出来一对比，心就更凉了，因为此时的欧洲已经开始迈入科学的时代了，而中国依然没有走出传统的封建社会。 我们的文学艺术当然不输给欧洲，但是科技的发展相对之下却停滞了，问题在哪里呢？经过这节课的学习，我相信同学们应该也能多少说出一些原因。 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说，空前强化的君主专制必然是阻碍思想发展的因素，集权的君主为了强化统治，必然要加强思想的控制。文字狱、程朱理学、八股取士都是思想控制的手段，思想得不到解放，必然无法推动科技的发展。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虽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明清政府依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传统的自然经济还是主流。关于种地的科技，中国已经总结了太多经验了，而其他科技领域的东西，就缺少机会探索，探索了也没有地方能够用上来验证。 从对外交往的角度来说，科技成果往往都是需要文化的碰撞，但是长期的海禁政策就阻碍了文化的交流。种种因素加起来，明清的科技要比当时的欧洲强，那才是真正见鬼的事情。 不过这都是我们现代人对过往的反思，当时清朝的统治者是不会这样反思的，他们还是关起门来玩弄权术，丝毫不在意世界的发展。直到鸦片战争打响，中国被迫地进入了近代社会，这就是下节课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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